马克思主义与学院

原创 姬公扬 姬公吐哺 2022-07-26 22:48 发表于河南

  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就像维吉尔笔下的埃涅阿斯一样，在他实现伟大的事业之前，是绝对不能停住脚步的。一旦他震慑于眼前的电闪雷鸣，而选择醉倒在女王狄多的怀中，那么英雄也便只能低三下四地为敌国奔忙了。但这种臣服不可能维持，他的人民在呼唤他扬帆远航，必然的命运也通过神灵之口宣告，他的任务是“把全世界置于他的法律之下！”就像尼采所说的：“落在一个好杀者手里，岂不胜过落在一个好色的妇人的淫梦中吗？”

  就像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自己不败坏自己，那么没有人能够败坏它。马克思主义往往会遇到和基督教一样的问题——异端的危害胜过异教。如果我们纵观《列宁全集》，我们会发现除了在马克思主义还未站稳脚跟时，列宁是主要和民粹派争论之外，列宁终其一生都是其实都是在和其它的“马克思主义者”派别争论，从经济主义到孟什维克，从召回派到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从社会沙文主义到工人反对派。

  那么什么时候会产生派别呢？是“革命之间”的时候，是低潮的时候。当那盘旋在世界上空的幽灵必须要变成肉身的时候，最痛苦的既不是他的孕育，也不是他的啼哭，而是他的艰难的分娩。与基督一样，这个婴儿只有母亲，没有父亲，或者说他的父亲就是圣父。不过在我们这里，这位母亲叫做“时代”，圣父成了“普遍真理”。而施洗约翰我们则称之为“实践”。

  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脱离产生派别，而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脱离则产生形而上学。现在学院中确实是不乏很优秀的左派朋友的。但是学院却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位耄耋老人。这位老人的牙齿已经全部脱落，再也不复过去咬碎资本主义的力量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是回忆光辉的过去，因为未来已经被人为地规定一定是光明的。

  学院不仅与马克思主义这种高度依赖实践的学问不相容，它其实与任何学问都不相容。这不仅仅是一些学者个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问题，学院本身也会使人出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评价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话用来评价现代的学术也是十分合适的——任何非连续的生产都与其不相容。资本主义造就了一套文化工业，学术生产和产品生产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黑格尔在《法哲学批判》中说，哲学不是私人艺术，它是为人民或者更直接来说是为国家服务的。他在《哲学史讲演录》里也承认，哲学家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可以作为一个特别的等级遗世独立了，他必须在社会分工中扮演自己的角色。马克思对此讥讽道：这只不过是说明哲学也要依靠国库罢了。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其实也有很类似的论述——如果哲学家是自学成才的，那么我们不能强求他对国家负责，但我们的哲学王是国家培养出来的，那么他必须承担责任。

  就像《宣言》里说的，资本主义打碎了学者头上的神圣光环，把他们变成了普通的雇佣劳动者。过去的伟人能够十年磨一剑，现在的学者能吗？现在青年学者总共就才七年时间，而且还必须每年出好几篇“成果”。这就导致学者很多时候根本就是在“制造问题”。他们可真算是做到了“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上。”他们总是在确定选题之后再为选题寻找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学院是不可能真正培养人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正相反，它只是让学生走权威已经走过，而后辈研究者也已经走了无数遍的旧的道路。这最后导致的就是大学生总要想方设法地把简单的问题变复杂，非要不讲人话才觉得有水平。学者总是希望群众了解普遍，而群众总希望学者了解特殊，最后他们都失算。学者就是想方设法地让别人看不懂，以此来拉高自己。群众希望他们关注现实问题，最终只能是徒劳的。

  狡猾的施蒂纳说，马克思与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受过完整的古典教育。他似乎没有看到，“古典教育”培养了一整个脱离现实的“神圣家族”，却只培养出了一个马克思。真正让马克思开始觉醒的是他的记者生涯，他从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地区的贫困中看到了决定法律的并不是理性，而是强者的利益。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已经把问题的关键指出来了，真正基础的和决定性的力量是市民社会，而不是理念和逻辑。只不过这个时候的市民社会还没有与政治经济学结合，我们熟知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没有成型。

  在这个意义上讲，列宁不才是马克思真正的继承人吗？列宁无论读费尔巴哈和黑格尔，都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进行理解的。夸张点说，列宁是真正把宗教当作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问题的，他不关心神学家如何饶舌，他只关心怎么让大家脱离宗教的囚笼，选择拿起武器参加斗争。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越多，我们反而越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问题最终又回到了“怎么办？”和“从何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