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的领导和卓越的领导，真正的差距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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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场，说到搭班子、带团队，可能是很多职场人成为领导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但同样是做领导，有人就能深得民心众人信服，有人却是众叛亲离狼狈收场。

而且，细心一点你就会发现：

同样是做领导，平庸的领导和卓越的领导，差别简直不是一星半点。

最近，看完了由正和岛联合华章经管出版的《打胜仗》这本书，在书中就讲到了“曾国藩铁腕治湘军”的案例，即便是放到今天的职场依然有落地之处。

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你，同样能找到自己的治人执事之道，向卓越领导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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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宁拙诚走正道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大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

 

外有列强虎视眈眈蠢蠢欲动，内有太平军席卷江南冲击北方，整个统治集团中，更是乌烟瘴气一地鸡毛。

 

官吏卖官鬻爵，浑浑噩噩；士子不知廉耻，唯利是图；军队将帅无能，贪生怕死。

 

这些人已经丧失天良，连基本的人性都没有了。

 

在他看来，当时最可怕的不是太平军造反，而是统治阶级本身的人心陷溺、道德沦丧。

 

就像一棵树的腐烂往往是从最低下的根部开始，一个组织和国家亦复如是，在当时的曾国藩面对的就是一个烂到骨子里的摊子，换一般人早就撂摊子不干了。

 

但曾国藩想的是，大清王朝如果想要度过这场空前危机，就不能着眼于眼前的军事问题，而是解决人心问题。

 

只有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观念和志向。

 

由此，曾国藩便把与天平天国的斗争，由军事和政治层面，提升到价值和信仰层面。

 

在“舍身卫道”“忠义血性”的团队理念驱动下，曾国藩的湘军确实表现出异于其他军队的战斗力。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和斗大字不认识一个的农民，组合起来最后居然平定了声势浩荡的太平军。

 

宫老师在《打胜仗》中点评说，这种屡败屡战、屡挫屡奋的斗战精神，和作为领导者曾国藩秉持“宁拙诚走正道”的志向，可谓一脉相承。

 

曾国藩曾在《湘乡昭忠祠记》中回顾湘军成功的原因说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

 

这是曾国藩在老家县城为湘军阵亡将士建的祠堂写的记叙文，意思是说：

 

君子的道义没有比在天下倡导忠诚更大的了。我们湘乡几个君子，即曾国藩、刘蓉、罗泽南等人，所以能把群众号召起来，组织起来，足迹遍及全国，就是凭着这个“拙诚”。

 

其实不论在任何时代，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伟业，都需要智慧和勇气。

 

趋利避害投机取巧，都不过是谋及一身的小智，这种小聪明根本无法带领和建设整个团队。

只有少数人愿意且能做到“以国为家”“守拙取正”，从而担负起常人难以担负的责任，创下常人难以创立的功业。

 

在这一点上，平庸与卓越的距离就此被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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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宁拙诚走正道

如果说曾国藩立志的理念，起手就是“舍身卫道”“杀身成仁”，那么在人才上的选拔，就绝对不能是华而不实夸夸其谈之辈。

 

虽然曾国藩的这个想法很“美好”，但现实却屡屡让其碰壁。

 

当时，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曾国藩作为在籍侍郎，被任命为团练大臣，虽然名义上是朝廷大员，实际上却是光杆司令一个，没有幕僚，没有兵，没有钱。

 

而当时的清王朝，官场腐败、互相倾轧，风气很坏，非常不利于做事。

 

但是曾国藩咬牙挺住，凭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千方百计组建团练。当时在长沙练团的时候，当地官员非常不待见他，还总是给他出难题，一个副将甚至还唆使绿营兵丁要打他。

 

打起仗来，绿营军也是一败涂地望风而逃，毫无战斗力可言。

 

放眼望去，人人都想投机取巧，争功诿过。

 

在他看来，军队就应该多用朴实而少心窍之人，这样风气才能更加纯朴正直。

 

曾国藩之所以喜欢用朴实之人，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人实实在在，没有投机取巧之心，只要把任务布置给他，他就会往死里打。

 

而那些圆滑投机的将领，一遇到危险，就爱推诿责任，看到好处又争先恐后。

 

所以，在湘军的团队建设里，曾国藩从来不用能说会道的将领。

 

对于普通士兵的选拔，同样也是如此，宫老师在《打胜仗》中提到过一个案例：

 

湘军军饷在当时是比较高的，所以很多人应募当兵，在湘军早起招兵时，曾国藩每次都会亲自面试。

 

他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如果来的人白白净净，眼睛滴溜溜地转，一看就是“油滑之人”，他马上拒绝，表示不行；

 

如果来的人皮肤黝黑，手脚粗大，脚上恨不得还粘上泥巴，一看就是刚刚干完农活的乡野村夫，他就连连点头，表示可以。

 

一个领导人在组建团队选人才的时候，其实就折射出这个领导自己的喜好和价值观。

 

曾国藩的用人之道，看似迂腐笨拙，实际上却能过滤掉不少务虚投机之人，对于团队而言，是最好不过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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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事：不务虚只唯实

 

一个企业和团队中，最忌讳的就是全无实际而夸夸其谈。

 

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对此有这深刻的认识，他强调“军事是极质之事”，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东西。他说自己“恶闻高言深论，但好庸言庸行”，

 

说白了，厌恶那些高谈阔论，只喜欢平实之言，平实之行。

 

他在关于“实”的概念中说：

 

实就是不说大话，不求虚名，不做虚浮无根的事情，不谈不着边际的道理。

这个观点，从他一直秉持“五到”“三勤”的态度中就可以看出。

 

何为“五到”？

 

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谓的“身到”，就是管理者一定要亲临现场。

 

湘军之中，各级将领，从大帅以下一直到营官，都是以亲看地势为行军作战的第一条原则。

 

像曾国藩进攻武昌，就是先乘小船亲往沌口观察地势；左宗棠攻杭州，也是亲往余杭看地形。他们都是观察地形之后，才制定进攻的方向。

 

而他的手下将领，刘典在嘉应作战时，在战前的几天，带领自己手下统领、营官们，将附近方圆数十里内的大小路近全部勘察一遍，达到了了如指掌的地步。

 

开战之后，冲、堵、抄、截，各尽其能，只一战就全灭对手。

 

不仅对人如此，在治事上曾国藩同样称得上是“务实”。

 

宫老师在《打胜仗》中提到，曾国藩曾亲手拟定过一本《湘军日夜常课之规》，其中基本内容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点名、演操、站墙子”三项。

 

点名是为了防止士兵私自外出，胡天胡地；

演操是为了使士兵锻炼身体，积极备战；

站墙子是为了使士兵提高警惕，有备无患。

 

这些营规看起来平平无奇，甚至有些呆笨蠢，但却是实实在在、脚踏实地抓住了治军的关键。

也正因为这些营规浅显易懂，士兵才能令行禁止听从指挥，成为训练有素的强军。

 

从团队建设的根本出发，曾国藩显然在打基础的时候，就已经规划了一条一般领导者根本不会走的长远之道。

 

也正是这样的选择，让他最终在日后的剿匪中日渐凸显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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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扎硬寨打呆仗

很多人都知道，曾国藩其实并不是一个聪明的人，相反，他常常给很多人不怎么聪明的印象。

 

左宗棠说他“才略太欠”，是个“书憨”；梁启超说他“并时诸贤，称最钝拙”。

 

就连他自己也自称：

 

“生平短于才”“自问仅一愚人”。

 

从他行军打仗的风格看，这句话并不是自谦，他自己也承认“行军本非余所长”。

 

确实，曾国藩用兵很少有出奇制胜的战例，然而他却有自知之明，不焦躁、不怠慢、不高估自己的能力，由此发展出一套“扎硬寨打呆仗”的笨功夫。

 

他曾经给胞弟曾国荃写过一副对联：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妥，次求变化；

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这幅对联，充分反映曾国藩作战指挥的稳健风格，就是用兵必须充分准备，不求速成，不打无准备之仗。

 

就以安营扎寨为例，《打胜仗》中就分享过一个案例，曾国藩规定，湘军每到一地先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立刻修挖墙濠，而且要求一个时辰完成。完成之前，绝不可休息，也不许向太平军挑战。

而光是挖壕沟这一项，就大费周章。

 

首先，壕沟要深挖一丈五尺（一丈=10尺=3.33米），越深越好，上宽下窄。挖完后开始垒墙，墙高八尺、厚一丈。

 

其次，在最外面的一道壕沟之外，树上五尺花篱笆，埋在土中二尺，作为障碍。

 

墙一道即可，沟两道或三道，而花篱笆则要五层或六层。

 

为什么要下如此笨功夫来修工事？

 

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

 

“虽然是在这住一晚，但也要做出坚不可拔的态度出来。只要让营寨安如泰山，不能被敌所攻，也就算不上损失了。”

 

然而，湘军这套笨功夫最初就是和太平军学来的，最后太平军修建工事越来越懒，一天天潦草下去，而湘军则一天天扎实起来。

 

曾国藩后来发现这个现象非常高兴，只在这一个细节上就可以看出：

 

太平军大势已去，而湘军的胜利指日可待。

 

也正是这种注重细节和准备工作的风格，让整个军队脱离圆滑务虚作风，真正达到能打胜仗敢打胜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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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唯守诚不弄权

 

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没有权谋的因素，身为一个官员，他也必须和现实妥协，但其待人接物之道，还是以坦诚为本。

 

早年，李鸿章曾在曾国藩帐下做幕僚，而李鸿章这个人智商很高，少年得志，二十来岁，听从父亲的安排，拜曾国藩为师。

 

那时李鸿章意气风发，加上家境又好，几代都是在朝当官，有些不好的习气。

 

曾国藩每天都起得很早，他也要求他的幕僚要起得很早，他的幕府人员要吃完饭天才会大亮。李鸿章才去的时候，有睡懒觉的习惯。好几次别人都吃完饭了，他还没起床。

 

曾国藩看在眼里，没有作声。

 

有一天早上要吃饭了，曾国藩不动筷子，下面的人也不敢动，曾国藩就叫人喊李鸿章来，李鸿章马上爬起来，衣冠不整跑过去，看到一屋的人都坐在那里，曾国藩不出声地看着他，李鸿章心里非常忐忑。曾国藩说：

 

“少荃，此间所尚者，惟一'诚’字耳。”

 

意思是，这里所有的人看重的就是能不能做到“真诚”。

 

说完这句话，曾国藩起身就走了。经过这件事，李鸿章从此以后就改了睡懒觉的毛病。

后来，李鸿章接了曾国藩的班，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心里没有把握。北洋大臣就是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当时中国积贫积弱，跟外国人打交道是最不好打的。

 

李鸿章专门坐船到两江总督府向曾国藩请教，曾国藩就问他自己有什么想法。李鸿章说，跟外国人打交道我就跟他们打痞子腔。

 

曾国藩半天没作声，然后问他，这痞子腔是什么，你打一个给我看看。

 

李鸿章意识到失言，于是请教曾国藩。曾国藩说，

 

少荃，我觉得跟外国人打交道，还是要本着一个“诚”字，诚恳地跟人家打交道，我们国家积贫积弱，如果被别人抓住什么把柄，只能自取其辱。

 

李鸿章被曾国藩一言惊醒。

 

曾有人对曾国藩这样评价：

 

“推诚布公，不假权术，故人乐为之用。”

 

就是说，他这个人诚心诚意对待别人，渐渐地就能使他人为我所用。

 

在职场做领导，最忌讳的就是和下属玩弄权术，一旦领导对下属使用权术，下属便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也就不敢和你说实话，于是上上下下全都互相猜忌，互相提防，久而久之，互相内耗。

 

在曾国藩的身体力行和激励之下，湘军确实形成了一种坦诚相待、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团队文化。

 

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

 

“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

 

而这种“湘军精神”的形成，恰恰离不开曾国藩“以诚待人”领导风格的影响，而这种精神，也是一个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来源。

写在最后：

在如今这个人人渴望速成的时代，静下心来去了解一个卓越领导者的成长之路，恰恰是我们直面内心的真实过程。

 

曾国藩曾有言：

 

“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得来，而可大可久者也。”

 

投机取巧，只会得益于一时；拙诚才是大智慧，方可奠基于长远。

 

由浅入深，脱虚入实，去伪存真，朴实肯干，

 

这也正是那些能够成就伟大事业的领导者的基本品格。

来源：ray先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