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绍田将军 红三军在川东南的政治工作 朱绍田 1933年12月，贺老总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湖北大村会议决议，率领红三军入川。经过艰苦奋斗，在川东南地区开拓了广阔的游击区和革命根据地，使红三军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为红二、六军团会师创造了条件，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为什么红三军在外受强敌围攻，内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摧残的坎坷征途中，能够迅速扭转危局，开创出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呢？为什么红三军指战员表现得那样坚定勇敢、服从命令，那样英勇顽强地捍卫革命利益呢？这主要是贺老总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重视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红三军转移到川东南时期，我刚调到第九师任政治委员，对贺龙同志的政治工作有一些体会。  长征胜利结束后的贺龙。 一 贺老总在抓政治思想工作上，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解决部队存在的问题，把红三军指战员都团结到共同的革命目标上来，使每个战士都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为实现共同的理想而斗争。当时，由于王明路线的危害，红三军战斗力遭到严重破坏，根据地丧失了，部队由原来两万多人减少到三千人左右。湘西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在党内引起巨大的反响。恩格斯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教训中学习。”可是，夏曦不但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反而认为湘鄂西的失败，是“肃反”不彻底，“改组派”在党内、军队内捣乱。他继续大搞“肃反”扩大化，悍然解散了党团组织，团撤销了政治工作机构。贺龙从挫折中看清了症结之所在。他说：部队的精神状态是进行战斗的必要条件，这种人人自危、军心动荡不安的局面，怎能对付强敌呢？他一面从王明错误路线的屠刀下营救同志，一面紧密团结红三军指战员坚持革命斗争。1933年四五月间，贺龙、关向应找我谈话，调我到警卫营当政委，要我在警卫营停止“肃反”，恢复党团组织，搞好政治工作，稳定指战员的情绪。我到警卫营时，那里党团组织已经解散了，政治工作机构被撤销了，政治工作干部没有了。我根据贺龙、关向应同志的指示，首先开展党员登记工作。当时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是党员，也不愿意参加党员登记。他们含着泪花，伸出自己被捆绑时手上留下的伤疤说：“我们愿意革命，但不当党员，不是党员抓不了'改组派'。”经过反复动员，有的党员思想通了，但要求：“要我参加登记可以，但要关政委表个态，以后莫把党员当'改组派'杀了。”我向贺老总和关政委报告了党员的思想状态，关政委果然向党员作了报告，他肯定党员、干部都不是“改组派”，是革命的。这时大家思想才安定下来。 接着，军部调我到第九师任政委。我到第九师后，从二十六团入手，进行党员登记，恢复党团组织，配备政工干部。不久，二十六团党、团支部建立起来了，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配备了指导员，还把王玉林提起来担任团政治委员。 贺老总在布置战斗任务时，都要结合干部战士的思想实际，使全体指战员明确做什么？为什么那样做？应该怎样做？大家明确了意义目的，有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就能够齐心战斗。战斗结束后，各部队都要从下而上地进行总结，评比战功，比谁歼灭敌人多，抓俘虏多，缴获武器多，表扬好人好事，鼓舞士气。1933年12月大村会议后，军部动员红军指战员为创建酉、秀、黔、彭新苏区，发扬一往无前的英雄献身精神，打好挥师入川攻占黔江县城的战斗。全军指战员斗志昂扬，纷纷要求打先锋，打头阵。12月22日，我军由湖北活龙坪出发，迎着寒风，踏着冰霜，行军120里，三战三捷，胜利完成了攻占黔江县城的战斗任务。 在那些极端困难的日子里，贺龙同志总是和干部、战士紧紧团结在一起，官兵一致，平等待人。他经常向战士宣传革命道理，鼓舞广大指战员的斗志，坚定他们对革命的必胜信心。在转战途中，贺龙常把自己的马给伤病员骑，把自己的大衣给哨兵穿。战士们激动地说：“贺老总的马是伤病员的马，贺老总的大衣是哨兵的大衣。”在贺龙同志的亲切关怀、爱护下，广大红军干部亲如兄弟，团结战斗，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贺龙被任命为一二零师师长。 二 在抓政治工作上，贺老总把搞好军民关系当作一项重要内容。他说：“国民党打仗靠飞机大炮，我们红军靠什么？最根本的是要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拥护我们，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川东南地区土家族、苗族人民深受国民党军阀和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迫切要求翻身解放。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诬蔑共产党，诬蔑红军，欺骗群众，这里的人民群众对红军有些疏远。为此，贺老总把做好群众工作，密切红军与群众的关系，作为开创新苏区的当务之急来抓。红军每到一个地方，贺老总都组织宣传队深入群众中去，宣传共产党的纲领，宣传红军的任务和纪律。他还亲自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的思想，了解群众的疾苦，研究发动群众的问题。 贺老总常说：“共产党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唯一代表，要拿出战场上打仗的劲头，来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遵照贺老总的指示，我们除了利用各种机会向群众宣传，使他们了解党，了解红军外，同时还帮助群众治病、挑水、劈柴和干农活，把打土豪没收的财物分给贫苦农民，用实际行动来感化群众，使党和红军建立在群众信任和拥护的基础上。贺老总特别强调把执行红军的纪律，当作重点来抓，并把大量印刷的《红军的任务和纪律》《告西、秀、黔、彭父老兄弟姊妹书》《告湘、鄂、川、黔人民书》等布告，散发到群众中去，扩大影响。他严格要求部队不拉夫，不派款，不打骂群众，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尊重老人，不调戏妇女，爱护庄稼，不虐待俘虏。部队出发前，把住房打扫得干干净净，部队离开驻地后，还要留下纪律检查组检查部队的纪律，并要求各部队政治委员亲自抽查一两个单位，发现问题，立即解决，对违犯纪律的要严肃处理。我军游击到彭水县黄家坝时，一个姓雷的红军战士暗中离开部队，把一个叫丁花的妇女卖桐油得来的钱骗走。这事被贺老总查觉。他通过调查，召开全军大会，严惩了那个姓雷的战士，并将他骗走的财物如数归还给那位妇女。当时，群众纷纷反映：“共产党好！红军好！” 这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十分活跃。部队行军到哪里，群众工作就做到哪里，极大地密切了红军与川东南地区土家族、苗族人民的关系。群众主动帮助我们调查敌情，带路，掩护伤病员。许多农民把自己的儿子、小兄弟送到部队参加红军。有的还专程来请我们去帮助他们打土豪。就这样，我军在川东南土家族、苗族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下，战胜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造成的极大困难，开创了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1947年9月，贺龙与夫人薛明在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 三 贺老总指挥部队作战，常常把军事进攻和政治攻势紧密结合起来，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当时瓦解敌军的方法，一是搞阵地宣传，宣传革命的道理，宣传党的政策，瓦解敌军的士气；二是作俘虏的工作，分化敌军。我军在南腰界攻打冉家祠堂时，就运用阵地宣传瓦解敌军。当时，敌人挟持100多名群众占据冉家祠堂，凭借高墙石壁进行顽抗。当时没有炮，要攻破这样坚固的据点是非常棘手的。我军根据贺老总的指示，将敌人围困在冉家祠堂内“关门打狗”；并组织宣传队，在阵地上向敌军喊话，开展政治攻势。这样，很多受蒙蔽的群众觉悟了过来，纷纷逃出匪窟；许多敌军士兵也认清了方向和前途，投降我军。在我军的军事、政治攻势下，敌人军心动摇，分崩离析。我军攻破了冉家祠堂，全歼了顽敌。 1934年5月，我军攻下彭水县城时，俘虏敌军数百名。贺老总亲自召开了遣俘会议，向俘虏宣传革命道理，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对受伤的俘虏进行医治，对愿意参加红军的吸收参军，对要求回家的则每人发给5元至10元路费。很多俘虏感动得流下了热泪，纷纷表示：“再不帮蒋介石卖命了。”1935年6月，我军在郭西忠堡战斗中，俘虏了国民党纵队司令张振汉。贺龙、任弼时亲自接见他，向他宣传革命的道理。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张振汉参加了红军，跟随贺老总长征到了陕北。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和长沙市副市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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