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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系家庭 （一）周敦颐的家世 世系，指一姓世代相传的统系。周姓的来源比较复杂。周姓的最早出现，可追溯到远古的黄帝轩辕氏。据《姓氏考略》所载，相传黄帝时就有一位叫周昌的大将，至商代又有一名叫周任的太史，这两个人的后代都以周为姓氏。而大部分周姓出自姬姓，其始祖为周文王。公元前256年周被秦国所灭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周宗室子孙及周朝遗民以周为氏。如周平王之后，通常被认为是我国周姓来源的主要部分。周敦颐这一支周姓，很可能就是周平王的后代。 南宋理学家朱熹的高足度正在《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称：“维周氏之先，自帝喾生后稷，至太王邑于周，后遂以为氏。汉兴，封周后于汝南，先生盖其后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周姓是五帝之一─帝喾的后裔。帝喾生下后稷。到周文王时，建都城于周原。周王室的一支就以周为姓。到了汉代，封周姓后代于汝南，周敦颐就是这一支的后代。度正之前的北宋时期，周敦颐的弟子程颐在《 后来，周敦颐的先祖从汝南迁徙青州，并在青州一带定居下来。但是，周氏先祖是怎样从汝南迁往山东青州，尚不得而知。后来，周氏先祖又是如何从山东青州迁往湖南道州的，学界说法同道州爱莲堂《周氏族谱》的说法也不相同。魏了翁在《长沙县学祠记》中说：“自唐永泰中有为廉、白二州太守崇昌，徙道之宁远县大阳村。至裔孙虞宾之中子从远，又徙营道之西，曰濂溪保，四传为元公。”而《周氏族谱》则说：“始祖归仁公世家山东青州（原注：今兖州），陈宣公太建六年（574）甲午登武进士，隋末恭帝义宁元年（617）丁丑，八国并楚，公扶天定难，居将帅，授魏博节度使，赐玉带，迁湖广襄阳府襄阳县刺史，终于任所，奉勅葬襄阳城南廿里，竖有碑记。”周氏何时由襄阳迁营道，《周氏族谱》是这样说的：周归仁三传至安时，生如鍉、如锡。如鍉为长，唐高祖武德四年（621）登武进士，曾任广东曲江令，后升大理评事，征南大帅卫上将军，出知营道。如锡为安时次子，武德元年（618）进士，曾任广东高州刺史。后来，广西一带发生少数民族起义，朝廷任命他为征南大元帅水陆马步军都统，左金吾卫上将军，平定广西横、廉、白、贵等六州。太宗即位，任左骑常侍。贞观元年（627），因事贬营道散参军，居宁远太阳洞（又称大阳洞）江口。五传至从远，始迁营道。而始迁营道的时间，大概在五代末至北宋初。这是因为，据《周氏族谱》记载，始迁营道的周从远，为北宋建隆元年（960）武进士，官至马步指挥使。如果他是中进士前迁营道，则时间在五代末；如果是在中进士后迁营道，则是在北宋初。 从《周氏族谱》的记载看，周氏一门既是官宦人家，又是书香门第。如始迁宁远的周如锡，生有九子，居然满门进士，其中文进士六人，武进士三人。周敦颐的祖父周智强，为始迁营道的周从远之单传独子，可能没有读多少书。周智强生了六个儿子，其中有两个儿子中了进士，而且两个都做了知县。其大体情况是：长子怀识，字孟衿，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进士，官至汀州上杭令；次子怀铎，字孟振；三子怀正，字孟方；四子怀成（即辅成，周敦颐的父亲），字孟匡，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官至贺州桂岭令（治所在今广西贺州境内）；五子怀辂，字孟殷；六子怀德，字孟尚。 相较于魏了翁，《周氏族谱》的说法更为详尽，而且多了迁居襄阳的环节。至于周氏先祖周归仁、周如鍉、周如锡的任职等，则多有溢美之辞。如归仁公为南朝陈宣公太建六年武进士之说，就不符历史事实。这是因为，开科取士始于隋。南朝陈代既然没有开科取士，周归仁也就不可能登武进士。又如“湖广襄阳府襄阳县刺史”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刺史是郡州职官，县一级是不可能设刺史的。又如，始迁宁远的周从远的九个儿子，有六名文进士，三名武进士，在正史中或地方志如宁远县志、道县志或永州府志中，都没有相应记载。 （二）周敦颐名字的演变 北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 孩子生下来以后，就要取一个合适的名字。而古人取名字是比较复杂的，有名、字、号之别，三者共同构成一个人完整意义上的名字。一般地讲，要遵循“幼名冠字”的习惯。即一个男孩出生后，在行洗礼时，俗称“洗三朝”或“打三朝”，由父母或当地有学问的人，给小孩取一个“名”。所有人在这个小孩的儿少时代，都可以直呼其名。当这个男孩二十岁时，要举行加冠的仪式，称为“冠礼”，以表明他已经成年。而行冠礼时，父母或老师会给他取“字”。此后，除父母与长辈外，大家都不能对他直呼其名，而只能称呼其字。这样做，是为了表明对被称呼者的尊重。如果对一个成年男人直呼其名，就是犯忌，就是对人不尊重，甚至可以说是侮辱。在名字以外，文人士子往往还有“号”，即外号。这“号”有自取的，也有他人所取。 一个人的名、字、号，可以一生只有一个，也可以有两个甚至多个，周敦颐的情况也是如此。三朝那天，父亲周辅成给他取了一个名字——敦实。这个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敦，就是敦厚，忠厚的意思；实，则是诚实、老实的意思。敦实合在一块，就是忠厚老实的意思。此后，周敦颐经历了两次改名。第一次改名是他赴汴京投奔舅舅郑向后。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载：“公以惇名子，故以惇名先生。”也就是说，郑向的儿子辈份为惇，故给周敦实改名周惇实。惇与敦不仅同音，而且同义，都是忠厚的意思。将周敦实改名周惇实，表明郑向是将周敦颐当自己的儿子来看待，后来的情况也确实如此。由于郑向对于周敦颐来说恩同再造，因此周敦颐直至去世之前，都是以惇作为自己的名字。他的第二次改名是在治平元年（1064）。这一年，宋英宗登基。而宋英宗是濮安懿王第十三子，原名宗实。为避英宗讳，周惇实改名为惇颐。但是，后人一律以敦颐相称。治平二年（1065），周敦颐在《慰李大临才元疏》中，就自称“汝南周惇颐”。周敦颐的字——茂叔，则是他在舅舅郑向家行冠礼时，为郑向所取。周敦颐还有一个号，即濂溪先生。这个号，则是他晚年时，卜居江西庐山之下，筑居曰“濂溪书堂”，人们于是尊称他为“濂溪先生”。对于这一点，宋代度正在《濂溪先生周公元公年表》中有详细记载：“先生既爱庐山之胜，遂卜居山下，因溪流以寓故乡之名，筑室其上，是为濂溪书堂，学者宗之，号濂溪先生。” （三）周敦颐儿时家庭 在一般人眼里，儿少时代的周敦颐，其家庭情况应当比较简单，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各种文献资料的记载情况看，周敦颐儿少时代的家庭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在周敦颐离开营道之前，他的家庭成员大体情况如下： 父亲周辅成（？－1032），原名怀成，字孟匡。志清行纯，博学能文，初为黄岗（今湖北黄岗市）县尉。大中祥符八年（1015）举进士后，升为桂岭县令。据 母亲郑氏（982－1037），河南开封人，一说四川成都人，生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父亲郑灿曾任四川成都左侍禁，是名副其实的官宦之家。郑氏的哥哥郑向是龙图阁学士，为饱学之士，相当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学部委员”或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类的头衔。郑氏先嫁卢郎中，卢郎中去世后，再嫁周辅成为继室。现存最早的宋版度正撰《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载：“（辅成之妻）唐卒。左侍御郑灿，其先成都人，随孟氏入朝，因留于京师。有女先适卢郎中，卢卒，为谏议公继室。”也就是说，周辅成的元配去世后，再娶郑氏；而郑氏则是在前夫卢郎中去世后，再嫁周辅成。关于郑氏再嫁这一点，历史上讳莫如深。后世诸多刊印的《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虽然都说是度正所撰，但有关这方面的文字则被删得一干二净。为什么会如此?这是因为，北宋以前，女子改嫁本是常事。历朝历代皇家公主改嫁者，不乏其例。但在程颐之后，一些理学家将天理人欲按推向了极端。什么“存天理，灭人欲”，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什么“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之类，一条条伦理枷锁不断向女性压来。在这样的社会舆论推动下，作为理学开山鼻祖、一代圣人的周敦颐，其母亲应当是遵守这些伦理道德典范。如果周敦颐的母亲都没有遵守这些伦理道德，不当烈女，嫁了二夫，当然是不能被人们接受的。这样，后世刊印的《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删除有关周敦颐母亲郑氏再嫁的内容，也就不难理解了。那么，郑氏是在什么时候同周辅成结婚的？按照 同父异母兄长周砺，为周辅成与元配唐氏所生。周砺生于何年何月，已经无从考证。按周辅成与郑氏结婚后第八年生下周敦颐，那么周砺应当比周敦颐大十岁左右。周砺有子名仲章。染绍辉先生《周敦颐评传》载：“周辅成先娶唐姓之女，生子砺及仲章。”此记应为误记。《周氏族谱》及其他各种文献均以仲章为周砺之子。周敦颐《与仲章姪手帖》中，亦署“叔颐付仲章”，更是确证。后来，周砺随时任上杭县令的大伯父怀识当差。不到两年，大伯父怀识病故，周砺只好回到营道楼田村，一边种田，一边教些蒙童，以维持生计。周砺三十岁时，也不幸病故。 同母异父兄长卢敦文，为郑氏与其前夫卢郎中所生。周敦颐的母亲郑氏不仅是二嫁，而且还与前夫卢郎中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卢敦文。这样讲的依据是什么？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有这样一段话：“天圣九年（1031）辛未，先生时年十五，侍禁之子龙图阁直学士郑向，令先生母兄卢敦文挈之，遂偕母仙 姐姐周季淳，为周辅成与郑氏之女，生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长周敦颐五岁。季淳十七岁时出嫁，丈夫名叫陆若瑜，比季淳大两岁。陆若瑜的父亲，是周辅成在黄岗任县尉时的同事。这陆若瑜年少聪明，一表人才，十九时考中秀才，与季淳本来是天生一对。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季淳出嫁才一年多，就于第二年的 弟弟敦贲，为周辅成与郑氏之子，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比周敦颐小四岁。敦贲从小天真活泼，聪明伶俐。周敦颐非常喜欢这个弟弟。但是，就在季淳死后的第三个月即十一月上旬，敦贲突然发病，出现咳嗽、气促、发烧等症状。开始时，大家以为是一般的伤风感冒。经治疗，病情不见好转，反而不断加重。到了第三天，经名医诊断为急性肺炎，然而为时已晚，病魔无情地夺去了敦贲的生命。敦贲死的时候才八岁。季淳的死，特别是敦贲的死，给周辅成与郑氏以及周敦颐，都带来了极大的悲伤。 仆人周兴。在周敦颐儿时家庭中，还有一个编外成员，即仆人周兴。这周兴虽说是仆人，但又是周辅成的远房兄弟。周辅成在湖北黄岗任县尉时，周兴就一直跟在他的身边。周辅成任桂岭县令时，周兴又跟随桂岭。周辅成归隐后，周兴仍然留在周辅成家，为他们一家服务。他为人忠厚老实，勤劳善良。正由于如此，周辅成夫妇从不把当作仆人，而是始终以兄弟相待，儿女们也统统以叔叔相称。后来，周兴的父亲得了重病，家中钱米花得一干二净，死时埋葬都有困难。周辅成立即为之购制衣襟棺椁，亲自主持丧葬仪式，并且代付了全部费用。对此，周兴感激不尽，更是将周辅成的家当成自己的家，任劳任怨、诚诚恳恳地为周辅成一家服务。周辅成死后，周敦颐与母亲郑氏赴汴京投奔舅舅郑向，故里的房地产仍然交由周兴代为管理，周辅成的墓坟也由周兴看护。周兴还有一个儿子叫周通，同周敦颐的年龄相仿。周敦颐步入官场后，周通一直跟随周敦颐左右，诚诚恳恳地为周敦颐服务。 第三章 儿少时代 （一）周敦颐的童年是否在故里度过 周敦颐是在十五岁时，随母亲郑氏赴汴京（今河南开封）投奔舅舅郑向的。那么，从出生到赴汴京前的十五年间，周敦颐是在哪里度过的？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着一些不同看法。多数认为，周敦颐从出生后到赴京前，一直生活在故里营道县楼田村。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周敦颐从小随父亲生活在官署，在故里生活的时间很短。 郑氏是河南开封人（度正《年谱》作四川成都人），以周敦颐出生时间推算， 她与周辅成结婚应在辅成登进士之后，因而婚后随署生活的可能性大，故周敦颐 的童年时代在营道家乡的实际时间不会太长。 （二）周敦颐的早期教育 周敦颐从一名普通的官宦子弟成为宋明学的开山鼻祖，并非一日之功，也绝非偶然，而是与周敦颐一生的勤奋积累分不开的。这种勤奋积累，当然也包括儿少时期的知识积累与志趣培养。那么，周敦颐在故里生活的十五年，其接受教育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周敦颐在儿少时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培养，这主要是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 1、社会政治环境。北宋王朝是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取后周政权而建立的。赵匡在轻易得手之余，对晚唐五代时期的历史进行了认真而深刻的反思，推行“以文立国”的治国方略。一方面，“矫累朝藩镇之弊”，并采取“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一批有实力的统兵大将的兵权。另一方面，大量起用文人。赵匡胤将诸镇节度使召回开封，留而不遣，然后“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这些“权知军州事”的朝臣，都是清一色的文人。朝中文官，除老迈不堪远使及司职不可或缺的人员外，无不外调。在推行这两大举措的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倡导读书，形成了非常浓厚的读书氛围。为此，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还带头认真阅读经典。特别是赵光义，读书成癖，每天从巳时读至申时，还令史馆修《太平御览》一千卷，日读三卷。到宋真宗时，为了鼓励大家读经，他还亲自撰《劝学诗》，诗是这样写的：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 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 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这首《劝学诗》，贯彻了一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把文人士子的思想引向攻经读史。诗中所谓《六经》，是指六部儒家经典，即《诗经》、《尚书》、《仪礼》、《易经》、《乐经》、《春秋》。同大力倡导读书相配套，就是加大开科取士力度，为读书人提供出路。在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下，读经攻史，讲求学术，成为士人的唯一出路，也成为北宋官场崇尚的风气。六经知识不足的官员，往往是要被人看不起的。就连少年英迈、十九岁就举进士的一代名相寇准，也因经术不足，而被张咏讥讽为“不学无术”。在这样的政治氛围和学术氛围下，凡是有条件的士子，都会“寒窗苦读”。而周敦颐的童年，正生活在读书风气非常深厚的宋真宗时代，不可能脱离这样的时代特征。因此，作为一名官宦子弟，他必然会受到良好的教育。 其二，家庭环境条件。周敦颐的家庭，既是一个官宦人家，又是一个书香门第。其父辈六兄弟中，就有两名进士，这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由于周敦颐的父亲周辅成是进士出身，在当时皇帝亲自倡导读书的政治氛围中，当然深知攻经读史的极端重要性，当然会不遗余力地教导儿子认真读书。同时，周敦颐出生后，周辅成一直隐居在家，没有再任官职。这样，他也就有了时间和精力来辅导儿子读书。此外，周敦颐的母亲郑氏也是一位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礼的贤妻良母，也必然会效法“孟母教子”，加强对周敦颐攻经读史的督导。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家庭条件下，周敦颐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虽然其童年受教育的具体情况尚不得而知，但受到了良好教育的本身是毋庸置疑的。也正是儿少时期受到的良好教育，为周敦颐以后的发展和取得学术成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周敦颐儿少时代的奇闻趣事 周敦颐在故里一共生活了十五年。这十五年，周敦颐由儿少时期开始进入青年时期，由不谙世事、无忧无虑到粗知经史，并为以后在理学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十五年的成长历程中，周敦颐在故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也留下了诸多传奇故事。这些传奇故事，经故里乡亲口耳相传，至今仍然为人们津津乐道。从多种版本的文献资料来看，周敦颐的传奇故事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生活情趣方面和理想志趣方面。其中尤其为人们所称道的传奇故事有三个： 第一个传奇故事，命名五星堆。 周敦颐故里楼田堡山青水秀，风光秀美。在楼田村前，有五座土丘，上面树林苍翠，鸟语花香，为村庄凭添了不少风光。天禧五年（1021）重阳节，父亲周辅成同几位叔伯一起聊天，共度重阳。当时秋高气爽，远处青山如黛，近处田野里的禾根豆一片金黄。特别是村前的五个土墩子，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大家商量着要为这五个土墩子起个名，但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名最为合适。这时，正在旁边玩耍的小敦颐，看到大人们沉思的样子，就脱口而出，说这五个土墩就像五颗星星。那东边的叫木星，南边的叫火星，西边的叫水星，北边的叫金星，中间的叫土星，合在一起，干脆就叫做“五星堆”。大人们听了，都觉得小敦颐讲得有道理，同时也很诧异。于是就问周敦颐：“这是不是你父亲告诉你的？”周敦颐说：“是我自己想的。”父亲周辅成也证实：“我从来没有向他说过。是他自己胡说八道，你们别听他的。”最后，大家采纳了周敦颐的意见，将这五个土墩正式命名为“五星堆”，并作为楼田保的一景。同时，还拟订了村规，禁止任何人在五星堆上乱砍滥伐和放牧牲畜。 说来也巧，第二年五月的一天，营道县的张县令一行路过楼田保，见村前的五个土墩上树林苍翠，翳蓊凉爽，于是连人带马走了上去，结果马踏坏了一些小树。这时，周敦颐从村里出来，见到这种情况，就拦住张县令一行，要他们按村规民约缴纳罚款。后来，周辅成出面，才把这件事进行了结。 这个故事确实富有传奇色彩，而这个传奇故事还被南宋度正写进《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先生年五岁，辨五星墩于宅之左右前后，分配五行。”度正生活在南宋时，距周敦颐去世的时间还较近，而且为了《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他是到过周敦颐故里的。因此，他的记载有一定可信度，也可以说是实有其事。但是，这个故事是否真实，还是需要打一个疑问号的。周敦颐生于天禧元年端午。到天禧五年重阳，周敦颐还只是一个四岁半的小孩子。一个四岁半的小孩，能否具有这样的天文地理知识，确属不得而知。但是，大凡历史名人，都有各自不同的传奇故事，以彰显其不同凡响。因此，无论这个故事真实与否，都反映后人对周敦颐儿少时期与众不同的崇敬之情。 第二个传奇故事，少年立志。 周敦颐从小聪明好学，勤于思考。遇到什么问题，喜欢寻根究底，不搞明白决不罢休。他会经常向父亲提出一些看似稀奇古怪的问题，如什么天上的星星是怎么来的，太阳为什么东起西落，月亮为什么有盈亏圆缺，为什么会刮风下雨，地上的万事万物是怎么形成的，等等。对于周敦颐提出的这些问题，周辅成总是不厌其烦，尽自己所知给予解答。当然，这其中的很多问题，周辅成是没有办法回答清楚的。一方面，受周辅成的知识所限，另一方面也是受当时的科技水平所限。而周辅成也非常喜欢周敦颐的这一性格。正是由于这一性格，周敦颐在学习兴趣和人生志趣上也有异于一般小孩。 一般地讲，儿少时代的志趣会影响到以后的人生道路和发展方向。随着年龄的增长，周敦颐的知识也不断地增长，学业大有进步。到十二三岁时，周敦颐已经读完了《四子书》（即《四书》）和《书经》、《诗经》、《礼经》、《春秋》等儒家典籍，有的还能背诵得滚瓜烂熟。同时，周敦颐还能写出一手好文章，不仅立意新颖，而且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对于儿子的进步，周辅成从心底里感到欣慰。那么，周敦颐的人生志趣到底是什么？长大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为了弄清这一点，周辅成对周敦颐进行了比较长期的观察。一次，周辅成在同周敦颐的交谈中，周辅成要儿子谈谈将来的志向。周敦颐说，自己长大后并不想做官，而是想在孔孟学说的基础上，再吸收各家学说之精华，将儒家学说推进一步，以便正人心，辟邪说。周敦颐的回答，在周辅成的心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也可以说是石破天惊。 周敦颐说自己长大后并不想做官，这在当时的一般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北宋王朝推行以文立国方略，大批起用文人为官。为此，宋真宗还亲自所写《劝学诗》。正是在皇帝的亲自倡导和推动下，当时全国上下、官场内外，都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尚。而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周敦颐说不想做官，确实有违常理。但是，周辅成对此却能加以理解。他自己在举进士后，出任桂岭县令，只有一年多时间就辞官归隐。也许正是自己的这一举动，对周敦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责怪周敦颐，而只想在今后慢慢加以引导。对于周敦颐所说的要把孔孟学说推进一步，以便正人心，辟邪说，周辅成就认为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孔孟之道成为历代王朝的正统思想。要把孔孟学说推进一步，即是要对孔孟学说进行改造，使之更符合时代要求，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非圣即贤。对此，周辅成在内心既非常震惊，又暗暗欣喜。震惊的是，儿子的志向实在太过于高远了，要实现这样高远的志向，谈何容易！欣喜的是，儿子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将来决非泛泛之辈。如果儿子将来能够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那么确实能够给周家光宗耀祖了。因此，周辅成鼓励儿子说，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愿你今后能够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使自己立下的志向不至于落空。 这个传奇故事表明，周敦颐从小就有着远大志向。这个故事是不是当时的真实，当然也是可以打一个疑问号的。然而，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如果周敦颐没有远大理想志抱负，他又怎么能够从一个普通的官宦子弟，成长为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的哲学家呢？当然，也许正由于周敦颐后来成为一代宗师，人们就将他的儿少时代进行美化，使人看起来周敦颐在儿少时代就已经与众不同。 第三个传奇故事，月岩悟道。 月岩位于都庞岭东麓，距周敦颐故居约 由于月岩神秘莫测，距周敦颐故里只有 我来此五个多月，跟大家一样，不但感到洞奇景幽，是个读书的好去处，而且 还受到了岩洞的启发。我们抬头向上看，当中虚顶，天外还有天。往洞外看，山峦 起伏，山外还有山。在洞中看，有“仙人床”和“仙人田”，洞中还有洞。它告诉我 们：道理是无穷的，强中还有强中手，我们不能骄傲自满，必须谦虚谨慎，否则就 要落后，此其一。其二，从西洞往东洞走，可以看见头上的“月亮”由缺变圆，由 圆变缺；从东洞往西走，也是一样。它告诉我们一个盈则亏、亏则盈的哲理，处理 人事关系也必须适中。我认为月岩不但风景美，简直是哲理的折射。 这段描写，就是平时所传的周敦颐“月岩悟道”。那么，宋代时月岩是否办有学堂？周敦颐是否到月岩读过书、悟过道？对于这个问题，历来有着不同看法。不少人对此持肯定态度。清人邓显鹤《周子全书》卷首的《周敦颐年谱》载： （乾兴）七年已巳，先生年十四。濂溪之西有岩，东西两门，中虚，顶圆如 月，出入仰视，若上下弦，名月岩。先生筑室读书其间，相传睹此而悟太极。 与邓显鹤同时的张乔松，更是将周敦颐月岩悟道说得有板有眼： 已而徘徊谛视，幡然悟曰：“此非月之望也，亦非月之上下弦也。其中圆虚通 天者，非太极乎？由东西二岩观之，非太极之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乎？岩畔溪流， 萦纡如带，而群峰矗矗，森布于岩之左右，如屏如戟，如镛如笏，皆具五行之象， 非太极之水火金木土乎？此天地之太极，不必假借，不必点缀，昭然在心目间，可 一览而竟者。” 然而，也有不少人对此持否定态度。从清人邓显鹤《周子全书》卷首的《周敦颐年谱》看，此年谱虽然注明是宋代度正所撰，但在宋版《 当然，对于周敦颐是否读书于月岩，是否悟道于月岩，由于年代久远，难于考证，完全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可否认的是，后人出于对先哲的推崇，总是想方设法去发掘、整理甚至编造先哲们的事迹，使他们身上蒙上神秘色彩而显得与众不同，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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