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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二七大罢工 自1921年中共一大以后，中共组建了劳动组合书记处，由张国焘担任劳动组合书记处书记，专门负责工人运动。 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除了上海这个最大的工业城市之外，其他的产业基地，大致都基本上分布在京汉铁路沿线。 1920年，北京继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支部后，就一直在着重于开展工人运动。从组织北京长辛店工人运动开始，渐渐向南发展，逐渐发展到整个京汉铁路沿线。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结社和罢工等权利。所以，对工人的罢工运动，北京政府一开始并没有进行强行阻挠、横加干涉。 在北京政府的官员中，有一个人的影响绝对不能忽视。他就是书生出身，投笔从戎，后来官至直系精锐主力的第三师师长，直（河北）、鲁（山东）、豫（河南）巡阅使吴佩孚。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自幼酷爱读书，后因遭当地豪绅的陷害，愤而投军，加入北洋直系第三师，从士兵做起，脚踏实地，得到了当时第三师师长曹锟的赏识，遂脱颖而出，并最终接替曹锟成为第三师师长。 也许是书生出身，也许是青年时代曾遭人陷害，所以吴佩孚对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很是看不惯，为人性格颇有点愤世嫉俗。平时爱读《春秋》，不爱积财。董必武后来评价他：为官数十年，统兵几十万，没有私蓄，没置田产，有清廉名，难能可贵。国民党的报纸誉其为“中国军人的典范”。 当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北京蓬勃掀起之时。武汉的学生在施洋的组织下，举行了游行示威声援活动。5月9日，时为北洋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在衡阳驻地越级通电大总统徐世昌：“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五.四”运动的伟大胜利，是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傅斯年等一大批有志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各种新思想、新思潮的影响。但是，像吴佩孚这样手握重兵、具有一定民主意识的北洋将领也功不可没。当时的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就曾叮嘱手下人：吴佩孚的态度不可不考虑。 早在1920年，吴佩孚就慕名约见了施洋，并亲手送给他一部美国的《华盛顿法典》，发誓和他一起“共同推进中国民主政治”。 施洋于 1922年6月，由许白昊、项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在讨论关于施洋入党的第一次支部大会上，由于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反对，施洋的入党申请没有被通过。 顺便提一下，许白昊还曾介绍过时任汉治萍总工会副委员长的向忠发加入了中共。 陈潭秋是这样评价施洋的：说他初当律师时，布衣布履，生活俭朴。后来阔起来了，头戴红顶瓜皮帽，身着缎子马褂，脚蹬黑色皮鞋，鼻架金丝镜，嘴留八字胡，手拿文明杖，到处演说，政客气息很浓，爱出风头。 后来，在第二次支部会上，同志们做了许多工作，施洋的入党申请才得到了通过。 也许由于是越飞与北京政府谈判陷入僵局；也许是越飞曾想极力拉拢吴佩孚，遭到吴佩孚的明确拒绝，因而转向支持南方孙文的国民政府的缘故。吴佩孚的思想也逐渐发生了质的转变，从曾公开支持工人罢工，逐渐转为开始镇压工人的罢工运动。他曾认为，工人的罢工运动背后有苏俄的影子。 为了把京汉铁路沿线的工人进一步组织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央和劳动组合书记处决定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完全是公开进行的。筹备会将开会的宗旨及地点均登载各报，并向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作了报告。赵继贤表面上同意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暗地里却密电吴佩孚，要求禁止该会成立。吴佩孚看到，京汉铁路2万多工人，如果进一步地团结起来，将肯定会与北京政府对抗，遂下令对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预为防范，设法制止”。 洛阳，吴佩孚大帅府。吴佩孚正在会见前来交涉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代表杨德甫、凌楚藩、史文彬、李振瀛、李焕章5人。 “各位代表，今天本帅想要告诉大家，希望大家转告京汉铁路的工人，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但是必须正常工作，以确保国家南北大动脉的有序通畅。” “吴大帅，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现在徐大总统已经下台，黎大总统不是一再表示要恢复约法，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吗？”代表杨德甫对吴佩孚发问道。 “结社我不反对！但是必须保证铁路有序畅通，保证不影响正常运输。” “吴大帅，保护劳工是你通电中的“四大政治主张”之一，你不应出尔反尔吧。再说总工会成立大会筹备已久，并经铁路管理局局长同意。现各地代表己齐集郑州，大会势在必开。” 吴佩孚扫视着杨德甫、凌楚藩、史文彬、李振瀛、李焕章5人，只见他们都挺起胸膛，正襟危坐，一副凛然决不妥协的神态。见此情形，他不由得狞笑二声，起身拂袖扬长而去。 当天晚上，代表们赶回郑州，召集全路代表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按原计划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支部一成立，即在京汉路的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次年春，共产主义支部成员赵子健来到郑州，任郑州铁路职工学校教员，在工人中传播新思想，发动、组织工人。不久，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来到郑州，给工人讲革命道理，讲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1921年8月，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为反对资本家的压迫、剥削而发动了全路大罢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京汉铁路等地工人的大力支持下，罢工最终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自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人张国焘、罗章龙、项英、林育南等人的直接领导下，整个京汉铁路从北京到汉口，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犹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当时，沿途几乎每个车站都成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组织罢工，要求提高工人的福利待遇，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人地位资格。 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三次筹备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认为建立总工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2月1日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1月底，各地代表数百人陆续到达郑州。正当即将开会之时，1月28日，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领警察多人，到总工会筹备处宣布吴佩孚的电令，禁止铁路工人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大会。次日，吴佩孚从洛阳电令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对铁路工会活动实行监视，不准工人举行集会。 中共中央对这次大会非常重视，派出了张国焘、陈潭秋、罗章龙、包惠僧、林育南等人出席大会。 2月1日清晨，郑州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如临大敌。上午十时，项英带领各路、站代表和各工团代表从五洲大旅馆向花地岗普乐园剧场进发，在离会场不远处，被武装军队阻拦，相持约2小时。项英和林祥谦、施洋一起率领工人代表和群众冲破军警拦阻线，撕去门上的封条，砸开大门进入会场。大会选举杨德甫为总工会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英为总干事。 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宣布总工会“限5分钟解散，有反抗者以军法从事!”。下午4时，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军警的武力高压下被迫宣布散会。当晚，总工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发动全路总罢工，以抵抗北洋政府的武力压迫，并将总工会移驻汉口江岸办公。决定立即成立总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罢工行动，杨德甫为全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林祥谦为江岸分会罢工委员会委员长。 2月2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发表大罢工宣言，郑重宣布自2月4日正午起，京汉铁路全体一律罢工，并提出复工的5条最低条件：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换京汉路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澐；要求吴佩孚、靳云鄂及河南省当局撤换查办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臣。 二、要求当局赔偿郑州成立大会时的损失6000元。 三、总工会成立之时在郑州被军警拘留之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用军乐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新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赔，并由郑州地方官郑重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休息一天，工资照发。 五、要求阴历年春节放假一星期，工资照发。 中共武汉区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武汉分部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员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许白昊、项英、施洋、杨德甫、陈天、林祥谦等组成罢工指挥中心，以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名义，统一指挥江岸和湖北的总罢工。 4日上午，按照总工会的布置，郑州、汉口江岸、长辛店分别于9点、10点、11点宣布罢工。至中午12时，全路客车、货车、军车全部停驶，车站、桥梁、道棚、工厂一律停工。长达1200余公里的京汉铁路，顿时陷于全线瘫痪状态。 5日，北洋政府强令工人复工。但是，工人们声明“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决不复工”! 6日，陈潭秋、包惠僧、项英等人组织武汉各工团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从江岸出发，穿过5国租界到达华界，声援工人们的反帝斗争。 声援团在汉口租界的声援活动，使的租界各国当局大为恐慌。各国驻北京公使团召开紧急会议，议决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警告。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劳灵费尔在6日召集萧耀南的代表和外国商人在领事馆举行秘密会议，强烈要求当局采取断然措施，以保证各国在华利益。 7日下午，湖北当局以谈判为名，派出全副武装的军队包围总工会，开始了血腥的镇压。被捕工人被捆绑在江岸车站电线杆上，湖北督军参谋长张厚生提灯找出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一边用刀砍，一边逼林祥谦下达复工令。林祥谦宁死不屈，被活活砍死并枭首示众，牺牲时年仅31岁。当晚，著名的劳工律师、共产党员施洋被捕入狱。 京汉铁路全线在“二七”惨案中被杀的共有52人，其中江岸分会就有39人。此外，受伤者300余人，被捕者60余人，有1000余人被工厂开除。 为保存革命火种，2月9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联名下达《复工令》，工人忍痛复工。至此，轰轰烈烈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宣告结束。 当时，张国焘作为领导罢工运动的中央代表，遭到湖北当局的通缉。他在工人的帮助下化装成卖花生米的小贩，才死里逃生来到汉口的法租界。 项英全程参加“二·七”大罢工，是大罢工领袖之一。镇压开始后，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纠察团冲进江岸车站抢救林祥谦。救援行动失败后，他潜伏于江边，趁夜色才搭上一只小划子到汉口法租界上岸，最终得以脱脸。 曾经支持工人运动、高喊“劳工运动万岁”的吴佩孚，最终也只能用枪杆子解决问题。《华盛顿法典》被“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所替代，国家“军人典范”的枪口，终于对准了国家“律师典范”。 施洋被捕后，认为成立工会、组织罢工，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允许之合法行为，吴佩孚此前曾公开表示支持。他在狱中写的自辩词中，不仅叙及与吴佩孚的私谊，而且还援引法律条款，证明自己的行为皆在法律秩序之内，是在与吴佩孚共同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但无情的事实是，当一个政府认为'’稳定压倒一切、稳定高于一切'’的时候，法律就在稳定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了。 2月15日凌晨6时，萧耀南以“煽动工潮”的罪名将施洋秘密杀害于武昌，时年34岁。英雄就义前，施洋慷慨地面对死亡，他说：“斗争总是要流血的，这没有什么可怕，不过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要流血？要一代一代地讲下去，让下一代都能继承烈士遗志，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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