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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第二次东征（一） 就在南方广州国民政府因廖仲恺被刺案，引起激烈的政局动荡，从而导致人事大幅波动之际。北方的北京政府各派系之间，又引发了巨大的内讧。 事情的起因是北京政府在张作霖的压迫下，任命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登选为安微督办，使奉系的势力范围一度扩张到中国最为富庶的江浙一带。 张作霖此举，引起了直系残余势力大为惶恐。10月7日，孙传芳在杭州召开秘密会议，与直系和有关各省代表讨论出兵攻打奉系的事宜。参加会议的有福建督办周荫人、赣南镇守使邓如琢、皖南镇守使王普、江苏第四师师长陈调元、湖北督办萧耀南及下台的军阀齐燮元、马联甲的代表。会议决定成立皖、赣、苏、闽、浙五省联盟，组成五省联军，推举孙传芳为总司令，提出“拥段反奉”的口号。共集中了20个师，20个混成旅和9个步兵旅。孙传芳还专门派人请吴佩孚出山，共图大举。 10月中旬，孙传芳首先起兵发难，兵分五路。第一路以浙军第一师为骨干，师长陈仪为司令；第二路以北军第四师为骨干，师长谢鸿勋为司令，沿沪杭铁路进攻上海；第四路以北军第二师为骨干，师长卢香亭为司令；第五路以浙军第二师为骨干，师长周凤岐为司令，负责由长兴进攻苏州；孙传芳则自己兼任第三路司令，担任居中策应。 由于孙传芳突然起兵，杨宇霆和姜登选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率部狼狈退回江北。孙传芳乘胜追击，渡过长江，一路打到徐州附近。 杨宇霆、姜登选招架不住，连连败退，只好请求山东督办张宗昌予以支援。 张宗昌急忙调集了孙宗先、施从滨二部及其招募的白俄雇佣军予以反扑。无奈孙传芳部士气正旺，张宗昌的部队也被打的丢盔卸甲，白俄军队近乎全歼，张宗昌的帮办施从滨也成了俘虏。此役，奠定了孙传芳成为华东五省联军的霸主地位。 施从滨被俘后，孙传芳不顾众人的劝阻，将其杀害。此举，也为他自己后来惨遭横死埋下了祸根。 在廖仲恺被刺之前，广州国民政府已作出决定，准备组织北上外交代表团与北洋政府商讨关于国家统一的事宜。廖仲恺被刺后，鲍罗廷和汪精卫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借此打击和排挤国民党右派的好机会。于是，在9月3日召开的政治委员会第53次会议上，鲍罗廷和汪精卫议定了由林森、孙科、邹鲁等5人为国民政府外交代表团代表，采用调虎离山、礼送出境的办法，将他们排除在广州国民政府之外。他们本来的职务，其中央常务委员之职，则由汪精卫提名中共党员林伯渠、谭平山继任，林森的海外部长交于詹菊代理，邹鲁的青年部长由许崇清代理。其他还有谢持、张继、戴季陶、邵元冲等人也被迫先后离开了广州。 林森和邹鲁觉得这是鲍罗廷和汪精卫的借刀杀人之计，心中产生了强烈的怨恨情绪。9月20日抵达上海后，马上与戴季陶、谢持、叶楚伧、邵元冲等人联系，决定根据8月10日第103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在北京召集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组织反共、反击鲍罗廷。 抵达北京后，林森等人的活动遭到了北京执行部中共党员于树德等人的阻止。于是，便欲转移到张家口开会，但又遭到冯玉祥的拒绝。无奈之下，最终采取了叶楚伧等人的主张，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会议，理由以“西山碧云寺为总理灵柩暂厝之地，任何一方都不致骚扰”。 林森、覃振、居正、石青阳、邹鲁、戴季陶、邵元冲、叶楚伧、沈定一、张继、谢持、茅祖权、吴稚晖、傅汝霖等人便于10月16日联名发出铣电，通告“决定本月梗日在北京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正式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史称“西山会议派”。 他们打着孙文的招牌，以遵循孙文“俄至不能联，共至不能容，自当弃之”的明训为借口，公开打出了反对联俄容共的旗号。 首先，西山会议派通过了一系列清党反共的决议。主要有：《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决定本党此后对于俄国之态度案》《开除汪精卫党籍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等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总理逝世后关于反对共产派被开除者应分别恢复党籍案》等。接着，他们又发出第二号训令,提出各级党部都要进行清党,所属党员中有共产党员者,要开除国民党党籍,有职务者一律撤职,如党部多数为共产党员者,该党部应予以解散。同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中共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等人，则直接被宣布开除国民党党籍。 由于广州国民政府仍然在鲍罗廷和汪精卫、蒋介石的控制之下，西山会议派一无军队，二无实权，所以他们所采取的措施也只是停留在嘴上和字面上。 秋天，树叶正在扬扬洒洒地飘落在地上，显得有点瑟瑟孤寂。湖北省黄冈县林家大湾村边的道口上，林庆佛硬是把一包东西塞到弟弟有点瘦弱的怀里。 林彪含着泪水向哥哥鞠躬告别，叮嘱他在家照顾好父母。然后，他毅然转身走出了村庄，走向了外面波澜壮阔的人生舞台。 1925年秋，18岁的林育蓉从武汉共进中学毕业后，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就业还是继续读书？父亲林明卿希望儿子就业，一来挣钱接济一下家庭，二来也该成家立业了。他甚至为儿子选择好了职业：回乡办学，当一名教书先生。 林育蓉和父亲的想法不一样。他选择了继续读书，并且是去远在广州的黄埔军校读书。早在两年前，林育蓉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共进中学团支部干事。1925年春，担任湖北学生会主席。 其实林育蓉想报考黄埔军校，完全是响应中共的动员和安排。就在他中学毕业后，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兼武昌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陈潭秋找他谈话，让他看了中共发出的号召党员和团员报考黃埔军校的第62号通告。陈潭秋给他讲了当前形势和办军校的意义，积极鼓励他前往报考。他很高兴地答应了，并向陈潭秋提出开介绍信时，将自己名字改为林彪。从此，他原来的名字“林育蓉”便永远地留在记忆里了。 为了报考黄埔军校，林彪将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已调往上海工作的林育南。林育南收到信后和林育英作了商量，立即给林彪回了话，信中说：“你这个考虑很对，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很关键的一两步，这个步子如迈对了，可说受用无穷，如迈错了，就会跌入深谷。武力没有正义是暴政，正义没有武力是无能。中国的革命，最终要靠军事解决问题，共产主义事业需要大批军事人才。我和你八哥（指林育英）搞党务、工运，你搞军事。我们林家三兄弟各有所长……”。 尽管父亲的激烈反对，林彪还是从汉口乘上了去上海的轮船。在上海，顺利通过了筛选考试，然后动身去了广州。 可怜天下父母心。就在林彪南下广州的时候，有一个在关中地区考试名列前茅的小伙子，也违背了父母对他的殷切希望，南下报考黄埔军校。他，就是胡琏。 胡琏，字伯玉，1907年出生于陕西华州一个贫寒农家。中学毕业后，胡母最初希望他去教书，胡琏以“家有五斗粮，不做猴儿王”拒绝。想让他经商，胡琏却说自己天生不是这块料。最后，父母想让他投奔有钱人家做个管家，胡琏更不愿做一个曲意逢迎的奴仆。实际上，胡琏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应该投笔从戎。 最后，胡氏夫妇做主，为其聘亲，跟邻村姑娘吴秀娃拜了天地。但成亲之后，胡琏并没有放弃投笔从戎的想法。在准备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时，得到了吴秀娃的支持。她卖了嫁妆，又提前卖了娘家的青苗，筹集了盘缠，让丈夫南下报考。胡琏非常意外，也非常感动，当时就向吴氏发誓将来发达了一定要好好报答她。 9月，胡琏成为黄埔四期的一名学员，与谢晋元、张钟麟（张钟麟字灵甫，后来以字闻名于世）、唐天际、袁国平、刘志丹、伍中豪等人分在一个班级。 上海，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总部，陈独秀亲切地接见了26位从莫斯科学习军事归国的重要干部。他们中有王一飞、聂荣臻、叶挺、熊雄、范易、李林、严昌颐等人。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这次学成归国，将来都将成为我党的军事人才。”陈独秀抽着烟，笑呵呵地说道。 “是啊！陈书记，鉴于我们党从事军事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党中央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统一领导和协调各地的军事工作。”王一飞向陈独秀提议道。 “一飞同志的这个提议很好，我完会赞同。”陈独秀兴奋地接着道：“对，应该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立一个军事部门，以适应革命新形势的需要。我看这样吧，一飞和昌颐同志先留在中央，帮助参加筹备工作。” 不久，在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提出了在中央委员会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随后，又提出应成立中央军事部，承担系统的军事工作，并决定中央军事部部长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张国焘兼任。 同样是在上海的一个深秋的夜晚，有一个外国人带着六个中国青年，悄悄地上了一艘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苏联货船。六个中国青年是广州国民政府航校的学生。其中有唐铎、王叔铭、刘云。那个外国人则是他们的领队，苏联顾问，国民政府航空局代局长李糜将军。他们是从广州乘轮船到上海，然后再悄悄地搭乘苏联货船到符拉迪奥斯托克（海参崴），最后再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乘火车至莫斯科。 五卅运动之后，蔡和森因劳累过度，哮喘病和胃病复发，离沪去北京休养，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由彭述之接任。在工作中，彭述之与留在上海的向警予有了较多的接触，相互之间渐渐地产生了好感。 三个月后，蔡和森和陈独秀一起从北京回到了上海。渐渐地，蔡和森发觉向警予有点反常，经过与向警予的交流，并通过向陈独秀的秘书郑超麟的了解，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为了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营造一个二人世界。陈独秀决定派蔡和森和向警予同赴苏联学习。蔡和森参加国际执委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向警予则进入中山大学学习。然而，在莫斯科，二个曾经的挚友，还是既平静、又理智地分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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