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0年2月的一个下午，阴霾满天，似乎将要下雪。我在瑟瑟寒风中逛了一圈琉璃厂书肆，也没有找到可意的书。这时，我忽发奇想，决定到从前的八大胡同去漫游一回。“八大胡同”是北京前门西南隅八条胡同的统称。清末民国年间，为娼优聚居的芳菲之地，名声极大，类似南京的“秦淮河”、上海的“四马路”，用一个笼统的地名作红灯区的简称。究竟哪八条胡同，就说法不一了。《清稗类钞》载： 京师八大胡同，……即石头胡同、胭脂胡同、大李纱帽胡同、小李纱帽胡同、百顺胡同、皮条营、陕西巷、韩家潭是也。……或谓有十条胡同，则益以王广福斜街、樱桃竹斜街是也。《都门识小录》则引用一首竹枝词作介绍： 八大胡同自古名， 陕西百顺石头城。 韩家潭畔弦歌杂， 韩家潭。 陕西巷、百顺胡同、石头胡同。 王广斜街灯火明。 万佛寺前车辐辏, 二条营外路纵横。 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我从琉璃厂东街迤逦东去不远，穿过桐梓胡同，来到樱桃斜街和铁树斜街，就到了八大胡同的地面了。寻找一番，得悉不少巷名在1965年已经更改。比如铁树胡同，便是当年的李铁拐斜街；大李纱帽胡同，改称大力胡同；小李纱帽胡同，改称小力胡同；韩家潭，改称韩家胡同。我不由想起王广福斜街，在更早的时候，是叫过王寡妇斜街的。当年清人评论说：改动数字，“地名稍雅，而失其真矣”。但在今人看来，保留这类地名之“真”，似乎并无意义，且看洋洋洒洒百余万字的《北京名胜古迹辞典》，就是不设“八大胡同”辞条，读者不难体察个中端倪。 这里是非常普通的旧城区。道路狭窄，街道两侧都是灰暗斑驳的围墙。透过漆皮剥落的院门看去，院里没有什么花草点缀，也没有影壁游廊的痕迹，见缝插针般挤满了低矮的红砖或灰砖平房，显得密不透风。那平房，多半也是简易式的，似乎没见到卷棚顶或硬山顶的大房子。与走在鼓楼、西四一带的小巷，没有特别的差异。间或有几幢二层楼的半中半西砖式建筑，由于年代久远，也已残破不堪。对比刚刚走过的按照清代街面风格“穿靴戴帽”，粉饰一新的琉璃厂东、西街仿古建筑群，再遥想当年笙管弦歌、缠头争掷的风流景象，今日的八大胡同便更显得寥落和残败，犹如一具早已僵死的爬行动物遗蜕下来的躯壳，看不到半点温柔乡、销金窝的风韵。我料想，这里的每个院子，都有自己悲欢离合、如泣如诉的往事，踌躇许久，终觉不便串入某家，去细询昔日金粉勾栏的详尽情况。 有学者认为，妓女是人类历史上除了祭司或巫师之外第二项最古老的职业。中国的妓院史可以上溯到两千年前。但在清朝咸丰、同治年前，朝廷禁律较严，士大夫涉略花丛、挟妓冶游，例须革职。道光十八年（1838年），庄亲王奕、辅国公溥喜、镇国公绵顺等王公大臣，到东便门外的灵官庙去吸鸦片狎妓女，被当场抓获，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道光帝下谕革去他们的爵位。因此，这一时期京师的女闾业并不兴盛。文人相聚，无可遣兴，常招“像姑”唱曲侑酒。所谓“像姑”，是指那些二十岁以下唱青衣花旦的男伶，语义上，是“像个姑娘”的简称。也有用其谐音，叫做“相公”的。——北京人的缩略语常使人纳闷，眼下时兴把每乘坐十公里付十元车价的“大发”面包出租车（的士），说成是“面的”，便同“像姑”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当时，大多是文酒之欢，称作“好色不淫”。作为一种时尚，未必均是后人理解的断袖之癖。像姑们的居处，就在八大胡同一带，而以陕西巷、韩家潭为最盛。稗史中说，像姑悬牌门前，称“某某堂”，并悬一盏角灯。庭中花木池石，室内鼎彝书画，陈设颇为雅致。客至，瀹茗清谈，诗酒流连。“韩潭月上，比户清歌”，堪称当年的“KTV”。光绪中叶，社会日趋失控，禁网渐弛，内城的口袋底、砖塔胡同，出现了唱曲的女子歌班，其中多数暗中卖淫。八大胡同也飞出了莺莺燕燕。庚子之乱后，像姑烟消云散，妓院完全占领了八大胡同。时值“新政”，设立警察，妓院纳税，充作警费，妓院得以公开亮牌，称为“官妓”，与警察局相得益彰。但堂名悉数改称“清吟小班”，或某某“茶室”，兴隆了二三十年。近年来，许多人出国观光，发现国外妓女纳税，妓院只要开在指定区域内，也属合法。红灯区甚至可作对外开放的旅游景点，并有一套“公共厕所”理论，便大为叹服。殊不知，在这方面，北京人早在本世纪之初，已同国际接轨。 妓院自然是出卖灵肉的地方，但仅仅看作色情场所，也是不够的。美国历史学家罗伊·唐娜希尔在《历史中的性》（SexInHistory）一书中认为，对盛行多妻制的中国丈夫而言，私家经营的青楼，是躲避家庭责任和纠纷的避风港。这里能提供宁静和松弛，精美的食物与饮料，音乐和舞蹈，当然，也可以提供夜间的殷勤款待。她认为，只提供性满足的妓院一直是很少的。上海社科院历史学者许敏在讨论晚清上海社会生活时也说，租界中的早期妓院还包括社交聚会、美食餐饮和演艺娱乐场所的功能。他说，妓女实际上是第一批在社会上自谋生存的workinggirl，当时能在社会上抛头露面的女子也惟有她们。只是随着整个近代城市生活从各个方面的逐渐展开，早期妓女的各种社会功能才随之分解和专门化，最后更集中于性服务。长期以来，人们把妓女看成私有制社会妇女遭受摧残蹂躏的畸形产物，但往往忽略了对她们从社会学角度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思考。妓女是融合了女人各种特质的复合体，她们把女人的美丽、温柔、善于和男人和谐相处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同时又将男人琢磨透了，有时利用姿色，有时利用柔弱，巧妙地控制男人，将自己的生活完全寄生在男人身上，从而将女人最美和最恶的两极融会一身。至少在八大胡同，号称“卖嘴不卖身”的清吟小班，门前香车宝马，结交公子王孙，仅靠色相而无公关能力，没有一二手动人心弦的表演技能，不懂得点诗书棋画，恐怕是难以打动恩客的。其中出名者，还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上层政治。而不少政治交易和幕后活动，也确是在妓院进行的。晚清八大胡同最出名的妓女，当推赛金花。赛金花的出名，首先在于她的传奇经历。 据赛自述，她本姓赵，原籍在徽州。因为太平天国征战，父亲逃难到苏州。后来娶了苏州太太，她也出生在苏州。以后家道中落，她被人诱骗到花船上“出条子”，成了“清馆人”。十四岁（实际为二十三岁）嫁给了正在家乡守制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洪钧。虽说是第三房姨太太，但因洪钧是同治戊辰科的状元，所以赛金花也就被人称作“状元娘子”了。台湾作家高阳曾写小说《状元娘子》，讲的是洪钧尚未中试前与山东烟台风尘女子李蔼如的爱情悲欢，读来扣人心弦。书中的洪钧，是个薄情寡义的负心郎，金榜题名后，不愿娶妓女作自己的正牌夫人，朝中提携他的以军机大臣沈桂芬为首的南派势力，也想把新科状元塑造成纯洁贤达的公众偶像，因而鼓动他抛弃了曾在逆境中鼎力扶持他进取的蔼如，把蔼如母女逼上投圜自尽的绝路。这个蔼如，便是小说《孽海花》第三回中提到的“新燕姐”。 用《孽海花》最初的作者，笔名“爱自由者”即金松岑的说法，“赛之前生为烟台名妓，洪文卿游幕烟台，眷之。洪欲入得试春官而无资，妓助之五百金。即贵而弃之，妓缢。阅十七年……洪纳一小家碧玉于苏，入门则貌固俨然一烟台之妓也。弟于《孽海花》开宗，即影射此事。”前生云云，当属无稽。有无此妓，亦可存疑。但高阳却以此敷衍出一部三十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把烟花女子企图通过婚姻改变命运的心情，刻画得丝丝入扣，这番本事，确实令人十分钦佩。赛金花婚后数月，洪钧服满，被简派为大清帝国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大太太不愿出国，洪钧便携带新婚燕尔的小妾（家里人称她“新太太”）上路，在欧洲做了三年外交官。赛金花也就在欧洲的社交界做名正言顺的公使夫人，晤过德皇威廉二世和首相俾斯麦，游历过柏林、圣彼得堡、巴黎和伦敦。虽说在她之前，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就带着侍妾梁夫人出使，第二任公使曾纪泽的夫人还在伦敦使馆生过孩子，但她们的名气都没有赛金花响亮。这恐怕同小说《孽海花》所作的夸张渲染有很大关系。尤其是洪钧任满回国不久病逝，赛金花不愿为他守寡，跑到上海，重做冯妇，挂牌开书寓，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那会儿，赛金花年过三十，风韵犹存，据她自己晚年回忆，“出去时头戴一根大簪，三排小簪，每排都是四根，全都是翡翠的。梳着五套头，——当时最时新的样式——颈上挂金链，戴着珐琅银表。冬天穿狐裘都是按着颜色深浅递换。我耳朵上的那副牛奶珠坠子就值几千两。”1898年，赛金花北上天津，弄了五个南边姑娘，开“金花班”。次年又进北京，就住在八大胡同李铁拐斜街的鸿升店里。她常常男装打扮，被人称作“赛二爷”。从此南班妓女进入北京，北京妓院分作南北两大流派。所谓妓院的南北特色，《清稗类钞》中曾有形象的概括： 大抵南帮活泼，而不免浮滑；北帮诚实，而不免固执。南帮仪态万方，应酬周至，若北帮则床笫外无技能，偎抱外无酬酢。顾亭林论社会情况，以“闲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评南人，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评北人，观南北两帮之妓女亦犹如是也。赛金花的命运历尽坎坷曲折。1903年，她在陕西巷开妓班，花六百两银子买了个叫凤林的姑娘，不想她以前曾在小李纱帽胡同茶室里混过，有个熟客想帮她脱籍未成，结果被卖到赛家班，又不堪赛金花的逼迫凌辱——想必赛金花也是个凶神恶煞般的鸨母——不久服鸦片自尽。赛金花虽然手眼通天，熟人极多，被解入刑部大狱后，官场中的相好为她奔走关说，但也花了大量冤枉钱，弄得几乎倾家荡产，最后才被解回苏州原籍。以后，她曾两度为妓，又嫁过两个男人，都先她而去，大约命中克夫。晚年，赛金花过着贫寒的生活。1934年，曾在北大以讲授性学出名的哲学博士张竞生在上海为赛募捐，收获甚微，他写信通知赛金花：“我们对你是极愿意帮助的，然而为力甚微弱。无阔友，有也管不及了。”又说，“华北又告警了，你尚能奋斗吗？与其空念弥陀佛，不如再现身救国，一切慈善事均可加入的，看护妇也极可为。若能领率一班女同胞作有规模的社会运动，更是再好不过的。你打绒线工作吗，当多多打出，为无数贫民作纪念呵”，很有点小白脸的油腔滑调。1936年12月３日，她在北平天桥附近的香厂居仁里16号与世长辞。死后连薄皮杉木棺材以及一应丧葬费用，都是别人捐助的。她被葬在陶然亭锦绣墩，如今墓地早已不存了。 时下在北京还能看到的与赛金花相关的遗物，一处是在陶然亭公园慈悲庵陈列室，内有赛金花墓碑，潘毓桂撰文，喻长霖撰额，吴炳麟手书，中国石公司镌赠，是黑色大理石制品，高约二米。这块墓碑，是北平沦陷后落水文人所营建的，如今记得此事的人已经不多了。陈列室中还有清末遗老樊增祥著名的前后《彩云曲》，以及张大千画的“彩云图”，都刻成石碑，在赛金花活着的时候，就已嵌在陶然亭的北墙上。另一处则是中山公园里那座漂亮的汉白玉蓝琉璃瓦石牌坊，也就是当年十分著名的“克林德碑”。克林德男爵（BaronClemensKetteler）是德国驻华公使。1900年6月20日上午，他乘轿前往总理衙门，试图交涉保护在京外交使团安全问题。途经东单总布胡同，被巡街的神机营章京恩海用枪击毙。在此之前，北京的义和团发展得如火如荼，团民们到处攻打一切与“洋”字沾边的东西。义和团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运动。它的掀起，同19世纪末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直接相联。甲午战争后，列强纷纷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特别是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即青岛）后，修筑胶济铁路，开发沿线矿产，以及大批外国商品的涌入，破坏了农村的自然经济，造成农民和手工业者生活日益艰难。外国传教士到处传教，教民以信教为护恃，为非作歹，也加剧了社会矛盾。相当多的人认为，他们生计的急速恶化，是因为外国人在修路、开矿、架设电报线时，伤了“风水”、“龙脉”，所以，他们便以义和拳这种秘密会社的形式进行反洋教和排外的活动。各种“特异功能”大为盛行。人们确信，义和团的老师和大师兄能用法术搬请各路神仙人物附体。喝了符水，洋鬼子的子弹就打不进自己的身体。 这自然是一种愚昧。但既然洋务派的“自强”举措没能顶住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维新派的变法也遭到顽固保守势力的血腥扼杀，中国农民就重返历史前台，以盲目排外的极端手段，来进行反抗西方侵略的悲壮搏斗。而更可悲的是，这场斗争又被朝廷内的顽固保守势力利用，掺杂着慈禧太后企图废除光绪皇帝帝位的宫廷黑幕，结果，被煽动起来的狂热民众，成了不可控制的街头政治力量，天天在北京追杀洋人和“二毛子”，抢劫商店住宅，焚烧教堂医院，外国人只得躲进使馆，并在使馆外筑起街垒。6月17日，六个国家在华的军队组成 联军，攻打大沽口炮台。19日，慈禧太后决定向各国宣战，总理衙门宣布不再保护使馆，限外国人二十四小时内离京。克林德事件进一步恶化了局势，也是后来八国联军推选德国人瓦德西（ConutAlfredWaldersee）出任总司令的原因之一，还成为辛丑议和时德方勒索的主要理由。辛丑议和时，男爵夫人一心要替丈夫报仇，提出要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抵命赔罪，使得和谈陷入僵局。这时，做过中国驻德国公使夫人，又和联军统帅瓦德西是旧相识的赛金花出场斡旋。她告诉克夫人，要把太后列为元凶是不可能的。建议为克林德竖立一座牌坊，类似欧洲人的石碑或铜像，算是中国向德国赔罪的一种象征。这个建议推动了谈判的进程，并被写进《辛丑条约》的附件。 牌坊于1901年６月25日破土兴建，1903年初竣工，位置在克氏饮弹的总布胡同西口，四柱七楼，式样仿明十三陵牌坊，但规模较小（后者为六柱十一楼），用拉丁、德、汉文刻有清帝“惋惜凶事之旨”，是中国近代国耻的象征。十五年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败北，北京市民兴高采烈地涌上街头，捣毁克林德碑。1919年，协约国出面，要求德国将被拆毁的克林德碑修好，移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将坊额改为“公理战胜”四字，意思是“公理战胜强权”。集会那天，还把赛金花请去，站在前排，摄过一张合影。1952年，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又决定把这个牌坊改为“保卫和平”坊，如今的坊额上，留下了郭沫若先生题款的手迹。我在中山公园徜徉时，曾拿着“克林德碑”的历史照片仔细对照“保卫和平”坊，发现了两个建筑间存在着明显区别：后者在四根立柱顶上作了重新处理，取消了较低矮的四组紫蓝色琉璃瓦挑檐，这样，整个牌坊就变成四柱三楼式了。 如何评价赛金花，是个复杂的史学课题。如何从折冲樽俎的角度评价赛金花关于修建克林德碑的提议，更不是本文的题目。何况关于赛金花的经历，关于赛金花与瓦德西的关系，历来还有不同的说法。一方面，樊增祥在流传一时的《彩云曲》中，大肆渲染赛与瓦的性关系，津津乐道地说当时中南海仪銮殿联军总部着火，“此时锦帐双鸳鸯，皓躯惊起无襦裤。”另一方面，有人认为，赛金花压根儿不认识瓦德西。关于赛的种种故事，都是无聊文人的杜撰和赛金花本人的吹嘘。1933年，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和他的学生商鸿逵曾经采访了蜗居天桥、垂垂老矣的赛金花，根据她的口述出版的《赛金花本事》，也被看成真伪参半，扑朔迷离。这种争论，被称作“赛瓦公案”，将来只要有兴趣，还可以继续考证下去。从前读《清实录》、读《东华录》、读各种各样的地方志，每每读到皇帝旌表某某妇人贞节的记载。能够获得这种荣誉的，大多守寡在四十年以上。我在安徽歙县岩寺镇附近的村庄里，还参观过一座石刻的贞节牌坊。这类“丰碑”，自然与赛金花无缘。但一些老北京市民，对于赛金花在八国联军进京烧杀掠夺时，出来维持秩序，保全地方安宁颇有好的传说，却是我在北京采访时多次听到的。所以，赛去世后，北平某报作挽联曰： 救生灵于涂炭，救国家于沉沦，不得已色相牺牲，其功可歌，其德可颂；乏负郭之田园，乏立锥之庐舍，到如此穷愁病死，无儿来哭，无女来啼。这副对子的下比，对名噪一时的赛金花最终穷愁潦倒地死去，极具同情。 上比对赛的溢美，则有点儿过分。但不管怎的，我每每会从赛金花联想到法国作家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1936年，夏衍先生创作的话剧《赛金花》，也是取材于《赛金花本事》，作为国防文学的范本，借古讽今，影射国民党官吏连妓女都不如，以至影剧明星蓝苹小姐极想出演这位有声有色的女性，而与另一位名头更大的明星王莹小姐发生抢戏风波。到了70年代末，江青事败，世人再提江青这段往事时，轻蔑的语气，不过是觉得这位三流戏子怎么还抢着想演婊子？却大多淡忘了或根本不知道那年11月19日至28日，上海金城大戏院日夜连演十九场，场场爆满的空前盛况；淡忘了或不知道此剧是由尤竟、史东山、洪琛、凌鹤、孙师毅、应云卫、司徒慧敏、欧阳予倩组成八人导演团集体执导，王莹（饰赛金花）、金山（饰李鸿章）、张翼（饰瓦德西）、蓝兰（饰克林德夫人）等六十多名演员连袂出演的“悲壮哀艳七幕伟大历史名剧”。当时《申报》上刊载的广告称作： 集艺坛人才之精华演中国悲壮之史诗 树剧界空前之奇迹餍戏迷已久之渴望 凭三寸不烂之舌，救北京城内千万无辜生灵！ 施敏捷灵巧手腕，令外国英雄拜倒石榴裙下！ 又说是: 可以使你惊醒可以使你愤恨可以使你欢喜可以使你悲痛可以使你兴奋据魏绍昌先生考证，当年发生的“争演风波”，其实是业余剧人协会内部部分人员反对王莹主演赛金花引 起的，由此引发王莹、金山另组四十年代剧社专排此剧。而业余剧人协会则打算推出一个更为强大的阵容，其中除了赛金花一角由不太出名的徐悟英主演外，拟由赵丹饰李鸿章，郑君里饰瓦德西，英茵饰克林德夫人，舒绣文饰顾妈，蓝苹饰妓女。魏绍昌说，争演是两个剧团之间的矛盾，但他没有指出“部分人员”的名字。在那些日子里，赛金花如同重新出土的古董，被传播界猛炒了一番。上演《赛》剧的戏院经理，为了票房上的需求，还计划邀请赛金花来沪宣传，后因赛的身体原因而作罢。但其策划构思的内容——“弟欲藉此机会，请她南来，亲自登台，当能鼓动观众热情，将营业收入，提出若干，作为她养老之资，更提出若干，为劳军之用。观众必极踊跃。在她可以名利双收，在我侪亦可尽一些救国与救美人的工作”，充满了上海商人精明的生意经。为支持此剧，赛金花亲笔写了题词：“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救国是人人的本分”，被印在报纸所刊的戏码广告上，似乎比今天大牌明星的广告语“我只用××”，或“××我喜欢”还高级一点儿。鲁迅是这年10月19日去世的。临去世前，他曾尖锐地批评说： 果然，在我卧病期中，全是精华的刊物已经出得不少了，有些东西，后面虽然仍旧是“美容妙法”，“古木发光”，或者“尼姑之秘密”，但第一面却总有一点激昂慷慨的文章。作文已有“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此处鲁迅是指发表于当年第四期《文学》杂志上的《赛金花》剧本原作呢，还是泛指当时新闻界大捧赛金花的风气，我们不得而知。在鲁迅看来，在民族危亡之际，宣扬一个妓女和德军统帅的交往如何保全了北京市民的安危，本身并不足训，这个观点还是正确的。但对夏衍来说，在发表《包身工》的同时，“讽刺一下当局的屈辱外交”（夏衍语）也未尝不可。后来，《赛》剧到南京演出，当演到清朝官员向瓦德西叩头的情节时，国民党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委员张道藩——就是那个被徐悲鸿的前夫人蒋碧薇女士称作“面容清癯，身体显得有点单薄，一对炯炯有神的眸子，闪烁着智慧过人的光芒”的张道藩——领头发出尖叫，他的手下，则向舞台扔痰盂，便证明这种讽刺确实是有力量的。赛金花死在《赛》剧演出结束后的第五天。又过了九天，西安事变发生了。 五雪花轻轻地飘舞下来，在地表和屋顶上渐渐积起一片白色。没有风。我在韩家胡同伫立了很久。身后的那片围墙里，不知是否就是清初名士李渔所营建的芥子园？然后，我穿过陕西巷去虎坊桥。巷中有个农副产品集市，小贩们正在起劲地吆喝，买者依稀。当日，大白菜每斤一角，花菜每斤八角，西红柿每斤一元，黄瓜每斤一元五角，韭菜每斤一元六角。蔬菜上，也盖上一片淡淡的白色，淡淡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