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看问题容易走极端, 比如对毛泽东时代也就是新中国前30年的建设成就, 不少人就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由此进一步否定了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模式, 把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成就和发展模式说得一无是处, 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极端化的观点。 如果把这个具体问题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 就不难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 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模式绝不是一无是处! 毛泽东 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批评观点是: 新中国成立初期, 没有按照“要素禀赋”的优势优先发展轻工业、外贸工业, 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 违背了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 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与市场导向相违背, 所以只能依靠计划经济、国有制和人民公社, 形成了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 导致产业机构失衡,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没有缩小, 反而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这种分析是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史, 特别能够唬人, 让人认为这种分析似乎非常合理, 但实际上它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 之所以说它的结论是错误的, 是因为: 第一, 这种分析完全从经济逻辑出发, 把经济效率最大化作为选择发展战略的唯一目标, 完全忽视了中国的发展特点, 完全忽视了当时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生存与安全”。 当时的中国是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 受到西方阵营联手的封锁与禁运, 甚至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赤裸裸的军事威胁, 他们妄图从经济和军事上扼杀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 在当时生存与安全都成问题的情况下, 你去发展轻工业和外贸工业试试, 西方阵营分分钟就能把你扼杀在摇篮里, 或者把你变成他们的附庸, 这就等于让中国又回到了旧中国的老路上去了。 撇开这点最重要的条件谈发展轻工业和外贸工业就是耍流氓、就是胡说八道。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点看得尤为清楚, 要保证国家安全、民族独立, 要实现技术自主、轻工业和农业的长远发展, 必须要优先发展重工业, 这绝不是毛泽东等人主观上偏好发展重工业, 而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无奈的、唯一的选择。 第二, 这种分析方法只是片面看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区别, 却割断了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联系。 要知道, 即使当时我国放任市场经济和私人资本发展轻工业, 轻工业的增长速度也必然要受到原料以及农业等因素的严重制约。 毛泽东时代重工业起步 第三, 当时的中国实施公有制和土地集体所有制并非完全只为服务于重工业优先。 比如, 当时中国举办人民公社一方面的确是服务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 另一方面, 其实也是为了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民抗风险能力、扩大农村内部分工、发展多种经营等; 再比如, 以公有制为主体, 既有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用意, 也有集中资源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竞争、调节收入分配、体现人民主体地位等的用意。 第四, 这种分析主张让中国走“亚洲四小龙”的道路, 通过加入国际分工体系来逐步实现产业升级, 但我们要知道,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中国的工业基础几乎为零、人力资源水平低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怎么可能有能力承接西方的产业转移呢? 如果中国在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情况下, 就仓促走上参与全球分工的道路, 结果必然会把中国始终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 中国就永远没有能力进行自主创新以及产业升级。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 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一是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 二是新中国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而建立了公平的社会基础, 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政权是强有力的。 因此,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利用新中国的这几个独特优势, 走出了一条“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要特点的独特的发展模式。 再来看第二个批评观点: 有人认为新中国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分配方式, 导致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太慢。 当时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确很慢, 但我们看待这个问题时仍然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 假如我们当时不优先发展重工业, 人民生活水平就能显著改善吗? 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有相当扎实的重工业基础, 比如, 假如没有机械、化肥以及石油等重工业, 怎么可能发展得起来现代农业和纺织业等等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息息相关的产业?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启动改革开放 比如, 有人批评毛泽东时代农村医疗条件差, 农村寻医问药主要依靠赤脚医生, 而赤脚医生水平低、缺医少药。 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看到, 比起旧中国以及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城乡分化、农村根本没有医生”的状况, 新中国这样已经算进步多了。 持这种观点的人不知道的是, 当时中国农村“赤脚医生”的药尤其是西药紧缺并不是制度设计不合理导致的, 而是受当时的发展水平限制, 没有能力大规模生产西药、只能生产保障性的少数基本药物。 所以, 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 中国在实现了石油自给以及第二次体制下放、发展“五小工业”后, 才建立起了大批小化工厂, 这才出现了上世纪80、90年代“县县有药厂”的局面。 不管什么国家在发展中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哪怕是再完美的政策都会存在某种程度的不足, 这些不足就是要付出的代价。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模式虽然也付出了代价, 但必须看到: 第一, 中国在工业化初期付出的代价相比其他国家已经算是很小的了, 完全避开了大多数西方国家工业化早期出现的陷阱—— 圈地运动、大量农民失业、血汗工厂以及尖锐的两极分化现象。 中国完全依赖国内积累实现了工业化, 更为难得的是还同时满足了全国人民的基本生存需求, 而且, 恰恰就是在毛泽东时代, 中国人口以及中国人均寿命还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 第二, 毛泽东时代“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模式付出的代价在改革开放后就得到了补偿。 因为, 高积累的成果并不是被利益集团攫取了, 没有变成少数利益集团的奢侈消费, 也没有被少数利益集团转移到国外去, 而是转换成了实实在在的国有资本, 通过加快了国家工业化进程而为全体人民共享。 所以, 我们要清楚地看到: 改革开放40多年来能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 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毛泽东时代打下的扎实基础之上的。 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时代吃了那么多苦、付出那么多代价, 到了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今天, 全国人民就应该共享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果。 而这也正是时至今日, 中央仍然坚定不移地带领全国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根本原因! 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客观结论: 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模式绝不是一无是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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