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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叫华南圭的老人,与他所热爱的北京城(上篇)

 北京的骑士 2022-07-30 发布于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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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读到同济大学出版的《华南圭选集》。我也是第一次被一部百年前以半文半白方式写成的城市建设、交通工程、房屋建筑等内容的著作所吸引。不得了的文笔,把将近一百年前的北京乃至全国的规划建设,活灵活现地讲述出来。若一边品茗,一边在娓娓道来。

01

关于华氏家族

我最先认识的是华揽洪先生

其实,我并不熟悉华南圭先生。反倒是长期供职于“北京院”(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华揽洪先生,与他设计的北京儿童医院,更为我所熟悉。位于南礼士路62号的“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拥有华洪揽、陈占祥、杨伟成(钱媛丈夫)等一批著名建筑设计师。我在“北京人的情感编年史”上,还提及华揽洪先生的一段往事:

1955年6月1日, 北京市儿童医院竣工。病床600张,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新型儿童医院。儿童医院的设计者,是著名建筑设计师华揽洪先生。华揽洪生于一个建筑世家,其父华南圭是中国著名工程师、规划师、近代科技先驱。华揽洪在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后,于1928年赴法国,1936年从巴黎公益工程大学(E.S.T.P)毕业后又考入法国国立美术大学建筑系,半工半读。1942年在美术大学里昂市分校获国家建筑师文凭,“二战”结束后在马赛市开设建筑师事务所。1951年回国后,先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第二总建筑师,后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他的规划设计与研究生涯有50多载(1937-1993年),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设计的北京儿童医院项目获中国20世纪建筑经典项目赞誉。

北京儿童医院建成后,梁思成先生曾评价说:“这几年的新建筑,比较起来,我认为最好的是儿童医院。这是因为建筑师华揽洪抓住了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不论开间、窗台,都合乎中国传统建筑的比例,因此就表现出了中国建筑的民族风格。”张镈先生认为:这个医院“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独到之处”。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来访的波兰和东欧几个国家的建筑师代表团都给予了很高评价,也为这个项目赢得了国际声誉并为业界熟知。

此外,华揽洪先生一直关注事关民生的住宅设计,“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劳动人民的恶劣居住情况还没消除,随着工业化而来的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的新问题又摆到面前了。当前的急务是如何用最快、最省的办法来修建更多的住宅”。

好了,就此打住!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是华揽洪的父亲华南圭先生。

02

一份不算完整的华南圭先生履历表

华南圭是位于太湖之滨的无锡人。晚清时代,华南圭考中秀才,随即进入江苏沧浪亭中西学堂(后更名为江苏高等学堂),并在学堂学习了法文。未久,华南圭考入京师大学堂。

  • 1904年初,华南圭被官派赴法国巴黎公益工程大学(E.S.T.P)学习土木工程,为该大学首位中国留学生,1910年获得工程师学位。

  • 归国后的1911年,华南圭以最优的成绩通过了清朝学部举办的留学生考试,获工程进士。

  •   1913年至1919年,担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技正(最高技术官之一)。

  • 1913年到1916年,华南圭担任北京政府交通部传习所(今北京交通大学的前身)教务主任并创建土木科起初以英文、法文等西方语文授课,后来华南圭在教学中编写出了一套中文教材,为中国最早的中文现代土木工程教材之一,其中铁路工程教材是中国首部中文铁路工程教材,出版于1916年。此后,华南圭先后编著出版了《房屋工程》《力学撮要》《材料耐力》《土石工程》《建筑材料撮要、置办及运用》《公路及市政工程》等二十多部高等教育教材。

  • 1913年起,华南圭兼任中国最早的现代博物馆之一的交通博物馆馆长。

  • 1914年起,华南圭帮朱启钤在社稷坛建设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主持该园建筑的建设以及布局。

  • 1915年到1917年,华南圭任留学生出国考试总考官。

  • 1918 年起,担任北京政府交通部铁路技术委员会总工程师。1920年至代,他两度担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

  • 1913年起,华南圭帮詹天佑主持中华工程师学会。

  • 1919年詹天佑逝世后,华南圭继续参与主持该学会,直到该会于1931年和其他学会合并为中国工程师学会。

  • 1928年6月到1929年9月,华南圭担任北平特别市工务局局长。其间,华南圭制定了《玉泉源流之状况及整理大纲计划书》《北平河道整理计划》等,提出将景山、中南海辟为公园等意见。任内,华南圭还主持辟出沙滩经景山前门至西四丁字街的道路。

  • 1929年到1934年,华南圭任北宁铁路局总工程师兼北宁铁路改进委员会主席。

  • 1930年,在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内任评议、干事。

  • 1932年,华南圭出任天津整理海河审查委员会主任,参与主持了天津海河挖淤工程。

  • 1933年到1937年,担任天津工商学院院长。

  • 1949年起,应北京市人民政府邀请,华南圭出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后又担任顾问,直到1961年逝世。

  • 1951年,华南圭担任北京市科学普及协会(今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的前身)副主席。

  • 1961年4月,华南圭在北京同仁医院病逝,享年84岁。

拥有如此阅历的华南圭,在他的选集里,一定会有很多出彩的内容。咱们来读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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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昔日故宫博物院的“正门”

而今已然不为人知

提及故宫博物院的“前门”,或许会让你想到午门;博物院的“后门(也是正门)”,你会不会想到神武门呢?对于故宫博物院而言,其实本无前后门之说。在华南圭先生担任工务局局长的时候,条陈开辟景山前街并得到批准。此后,作为景山第一道门的北上门,摇身变为故宫博物院的正门,神武门则是自北向南进宫后的第二道门。这种情形,一直保持到1950年代拆除北上门。没有眼福的50后、60后。。。们,一直将神武门当作故宫博物院的正门,且是他们印象中“亘古不变”的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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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长安街名称的诞生,起点在这里

长安街的名称确定,也是华南圭先生留给北京的一点印记。也是在1928年,华南圭以工务局局长身份,向北平市长呈递建议书:将天安门至中华门之间的一段(千步廊中心位置)称作“天安道”;天安门城楼南侧,长安左右门之间的一段,称作“中山街”;长安左门(东长安门)至东单牌楼之间,称为“东长安街”;长安右门(西长安门)至西单牌楼之间,称为“西长安街”。而今,东西长安街的名称尚在使用。天安道、中山街后来是否落实过,却早已无人知晓。

05

比《北平旅游指南》早八年问世的

“京城内外路路通”

华南圭先生在《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中,提到十条方便出行的北京近郊公路。连同有无可玩之地,华先生也一并指出。

第一条,为京青路。从西直门出发,经过海淀(镇)、万寿山,至青龙桥,长约三十华里(十五公里)。燕京大学建在附近。过海淀镇后,向右转一里许,即可到清华学校,并先经过圆明园故址。向左转即达万寿山,亦称颐和园,其东北隅即青龙桥。在华老眼中,燕京大学、清华学校、圆明园、颐和园都是很有看头的;

第二条,是青汤路。从青龙桥出发,分出两条路来。一条是青汤路,另一条则是青阜路。由青龙桥经红山口、西北旺,及沙河镇便至小汤山。沿途没啥稀奇的地方,惟有安济桥和朝宗桥,皆建于明代,有历史纪念的意义。路上会首先见到大汤山,但凿凿无物。小汤山以温泉著名,是前清的御园。走这条路,一日之内是回不来的。华老提及由西直门乘京绥路火车,至沙河镇下车,再改乘汽车或东洋车即到。

第三条,便是青阜路。即青龙桥至玉泉山,至碧云寺、香山静宜园(目前划入香山公园),至八大处、小黄村,至九天庙,再折回阜成门。总长度约为五十九华里(不到三十公里)。华老对这条路线颇有兴致。提到其中的卧佛寺,提及碧云寺内罗汉堂的楠木罗汉五百多尊并塔(“京西最大之古庙也”),提及慈幼院,提及龙王堂等。连同自行车费(二十元左右)、人力车(大洋二元)多少,在哪里换车马为宜,都说清楚了。

第四条,京汤路。这是从安定门至小关,再经平坊、马房村终达汤山(小汤山)的一条路。注明,专游汤山者,多走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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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明陵路。自京汤路抵沙河大桥折西,经过昌平县城至明陵。若乘坐火车,则需在京绥路南口车站下车,那里有旅店,可雇小轿前往。

第六条,青门路。自青阜路到小黄村后,转至磨石口(而今模式口)达门头沟,长约三十华里(十五公里)。此处煤矿甚富,但无古迹可寻。华老写此内容,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正处在国民大革命时期,亦为李大钊牺牲之年)。模式口一带的法海寺、承恩寺、田义墓等,皆不是时人的关注点。

第七条,京古路。即京汤路的小关出发,至高丽营,再至怀柔县城,又至密云县城,终达古北口。这一路上也无古迹可寻。

第八条,京津路。由朝阳门至东大桥,再至通县县城,经河西务、杨村、汉沟。终达天津。此路上还是无古迹可寻。

第九条,南苑路。从永定门出发,经大红门至南苑。总共十华里(五公里)。

第十条,通蓟路。自京津路的通县出发,经三河县至蓟县的马神桥,长约一百七十华里(85公里)。这是一条军事运输道路,被各地分段管理,路况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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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理工天才的绝妙文笔

竟让我想到了丁西林

阅读华老的著作,时不时地让我想起一个人:学通文理的近代中国物理学大师、文学家丁西林。丁西林曾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中央研究院物理所所长、总干事。与此同时,他又是近现代文学界唯一的专写喜剧剧本的文学天才。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北京图书馆(而今国图)馆长等职务。但华南圭先生要比丁西林年长一代人。

好啦,聊完丁西林先生,我们继续聊聊华南圭先生的文笔。

而今的香山公园,早已是京城民众的晨练、观光、休闲胜地。然九十多年前,这里尚处于“开垦”之中。华南圭先生以工程师身份,写出一篇《京西静宜园之保存》。我一边拜读,一边大笑。好文笔,直来直去,切中要害。如果我转述,会丧失其中韵味呢,所以还是读读华老的原始文本吧,且看其中的两部分:

第一,“卫生事项须严重执行也:

任何场地,居人游人一多,则卫生事项,即不可一刻放任。鄙人某日早晨拟徒步于山壑,以吸松林香气。不料一离甘露旅馆东北门,正欲入纾曲之佳道,即闻一种不堪耐受之臭气。及既入后,乃见黄黑如酱之怪物七八堆,迎面触足,令人不可向迩。某日午前,访鹿囿古迹并登看云起高亭。乃初得路径,即又见矢橛数堆,兴致为之大扫。适晤一园丁,询以何人所为。彼有惭色,并云以后不再自便。然而此后鄙人未重履斯地。则怪习惯之除去与否,不得知也。至于宫门前面之北墙角,灰土堆积,车夫皆自便挥洒。凡此种种,急应出示严禁。但禁令而不济之以检察,则禁令等于虚文。故又宜派勤丁,每日遍地检察,而春夏秋三季,则检察尤宜严密。”

第二,“高墙宜逐渐改用矮墙也:

绿树青草,与夫沟壑之起伏,风景之本根也。高墙者,止游人视线之障害物也,不得已则为之。可免则免,可少则少,可小则小,皆美术上应注意之事也。例如图书馆东南即慈幼院后门之隔岸,石路傍之石墙,高约四尺,不可谓非矮矣。然沟底风景已非人目所能见。鄙人殊觉此墙之耗财而反有害。此类之墙,以后如有修理之机会,宜改为高度一尺余之矮墙,只免行人失足可矣。”

华老的态度十分认真,也很耿介。继承他性格的,是华揽洪先生。反右之年,若不是华揽洪的耿介之言,何至于被划为右派。比如,1956年10月25日,他在《北京日报》上发表题为《沿街建房到底好不好》的文章,对当时城市规划中沿街建房,尤其是建住宅的现象,从朝向、噪声、经济、美观等角度提出了疑问。他“不相信必须把建筑物放在一个不合适的朝向、给居民以不好的生活条件才能造成美丽的城市“,街道建房“是过时的老办法,在欧美各国已经充分证明它不适合于现代人民生活,形成了不可挽救的恶劣局面”。华揽洪的意见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前三门大街的临街建筑群就是典型例证。待华揽洪被斗争之时,他的长女尚在拍摄中法友好影片《风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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