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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李白致敬 读莫言先生仿歌行体 《黄河游》及其他 作者：胡晓军
一 对一本专业文学刊物而言，刊登旧诗是一件稀罕事；对旧诗的作者来说，要在专业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是一件大难事。以往有辛笛，这次有莫言，相同处很明显，他们在当代文学主流品种——新诗、小说上的成就，令其旧诗进入了当代专业文学刊物的选稿范围，也即进入了当代文学的创作范围——何况实在写得好。我对莫言小说所读不多，更对莫言旧诗所知全无，此次得赵丽宏先生转示多首，实有眼亮心明之感，十分高兴。更想到，若当代的文学大师名家多写旧诗、写好旧诗，当代文学岂不更多元多样一些，当代文学史岂不更丰富完整一些。 综观《黄河游》全篇，叙事、抒情、议论皆备，抒写了莫言“饭后鼓腹游黄河，酒酣狂歌吐胸臆”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有尾注云：“庚子夏秋两游黄河，思绪万千，不吐不快。今日终成此长诗，并以左笔书之，请方家两正。”诗的前段写他乘坐黄龙遨游太空，发现“天宫寥廓多寂寞，人间狭小自有情”，于是从云头俯瞰，见黄河犹如一缕金线蜿蜒于山海间，风云追逐，光影盘旋。再思月中桂树荣谢，犹如人间生死轮回，喟叹“富贵荣华如粪土，爱恨情仇似云烟”，唯有黄河奔流不息，“啃岩咬山、搬石挟土、兼容并蓄、经亿万年、绕九千弯、流一万里，终成地球之奇观”，其间以一系列的上古神话描绘了黄河的状貌。诗的中段写他终于来到河畔，时值庚子十月，山色烂漫，河水湍急，排浪滔天，一片激越壮美景象。接着笔锋随河的走势而渐远渐宽，寥寥几笔写出黄河对中华民族的滋养、对北方文明的奠基、对历代社会的奉献，同时也写了历代黄河流域的灾难特别是战争的悲惨。继而转向听觉兴发，从如雷的浪涛声想到了光未然、冼星海的杰作，以千钧壮歌深入人心，激励同胞奋起抗争，争取自由赢得解放，惜乎自己未能参与。此段描述形象壮丽、线索奇诡、情意喷薄，应是全诗最好的部分。诗的后段随黄河冲出太行、进入中原，直至流入渤海，“头上雪峰吞玉屑，尾摆东南造桑田”“冰雪白，黄河清，点点滴滴都是情。黄土厚，黄河浊，泥浆涌动水无波。渤海蓝，黄河黄，蓝黄交汇大文章”。莫言更遥想十万年后，黄河依然浩浩汤汤，人间早已是天青海晏、天下大同了。全诗题旨通贯、形象生动，而思路和笔法却跌宕起伏、变化莫测；七言为主夹以五言、四言和三言，歌行体的外部特征显露无遗。 莫言旧诗内容多为对民族、历史、地理、家国、人生的感怀，题材上天入地、溯古追今，笔触行空潜海、开合纵横，以强大的想象力和文字力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对先人的感恩、对自由的期盼，贯之以儒道合一的精神脉络。同时因记游诗的数量较多，给人以强烈的游历和怀古的印象。我以为在他的各类诗体中，以《黄河游》等仿歌行体为最佳。当然他有不少律绝还有小令，内容也好，比如《遥望柏林禅寺》：“驻足凝神听梵音，柏林禅寺柏森森。写诗最忌雕虫句，学佛应持童子心。知道死生皆定数，方能笔墨见高襟。当头棒喝吃茶去，大义微言梦里寻。”思锐笔精，尾联尤奇。还有为赵尚志烈士所作七律：“白山黑水建奇功，剑影刀光气若虹。首葬丘陵藏猛虎，躯投江海化蛟龙。身经百战心不改，体被双分目未瞑。题罢碑铭拍案起，生为豪士死英雄。”慷慨悲壮，读之肃然。但有道是“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的信，转引自李跃龙《品读毛泽东<七律·到韶山>》《世纪》2022年第一期），受此影响，我对莫言的一些律绝，诸如“雪岭金峰惊世美，玉龙梅里二灵山。神仙境界高天际，只能仰望不可攀”（《玉龙梅里》），“滚滚大河一万里，累累黄土九千层”（《百福图缘由》）的失粘、失对以及个别七律中的失韵感到些许惋惜。莫言对此十分清楚，他在自撰联“殷墟学甲骨，岳庙拜英灵”后，特意写了“此联如用新韵则工整无拗，用平水韵则'学’字出律矣”的话。“学”字好改。故可断定不是不知，而是不愿——不愿把精力和时间多用在“雕虫”的调谐上，更不愿为此妨碍了直感的喷发、性情的流露所导致的呆滞，进而导致的“为文而造情”（刘勰《文心雕龙》）的问题。此乃莫言的选择，至于作品的“是非”则不作考虑。那是别人的事。《黄河游》起首已声明：“我爱写歪诗，屡被高人讥。白马青牛难同槽，玄鹤何须问黄鸡。”自嘲是莫言旧诗的常客，此言与其说是序言，还不如说是宣言。
二 我之以为莫言旧诗中以仿歌行体为最佳，正是与其律绝的相比较而言。因为就算这些律绝的格律毫无瑕疵，但内容基本上不是纯叙纯议，便是夹叙夹议。前者如《安阳学字》：“驱车千里赴安阳，灿烂文明看夏商。问卜烧龟求吉兆，铭心刻骨变珍藏。灭秦兴汉依三老，识字猜图靠四堂。圣地我来寻启示，生花妙笔赋华章。”后者例子颇多，已有前引律绝，不再另举。按“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宋严羽《沧浪诗话》）的传统和普遍观念，宋之“情理结合”不如唐之“情景结合”，也不如六朝之“情性结合”、先秦之“情志结合”；以此看《黄河游》，情胜于理、情景结合的特征较为明显，兼有情性结合、情志结合以及明清之情趣结合的味道，故得上述判断。有道是性格决定选择，选择决定命运，其缘由大致有四。 一是从诗体看，歌行体属于古体诗，七言为主杂言为辅，在格律上具有很高的自由度，尤其是篇幅的随意和音韵的多变，为叙事、议论和抒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特别是用韵的宽放和平仄的不拘，给作为小说家的诗人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如前所析，这正是莫言需要的，也是最为舒适的。二是从音乐看，歌行体属于旧诗中极重要的音乐性体裁。古人认为，歌行体“体如行书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宋姜夔《白石诗话》），“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曰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者曰歌行。”（明徐师曾《诗体明辨》），这恐怕是莫言赞同的，更可能是希望践行的。而作为山东人，莫言若是歌咏的话，必为北方音或普通话语音，难怪他作起近体诗来多用中华新韵而非平水韵。从《黄河游》看，既有“放情”和“杂而无方”，又有“驰骋”与“疏而不滞”，能读能歌，颇得歌行体之体用要义。三是从语言看，歌行体主要脱胎于汉乐府，语言的通俗性不因从百姓口头到文人笔下而多有改变，这是一条忠实的传承之道。此正是莫言喜欢的，也是最擅用的。他常自称“俗人”，在写诗、作书、游历时说得最多，应该不是漫发议论。因而“许我俚句填新词”“试以村言唱七古”便成了他既具古典性、又有时代性的十分舒坦的写作了。有了这个理念，什么“脑洞开”“百事通”“小车不倒只管推”“谁若再黑河南人，让他扫地到汤阴”“写诗写赋写歌词，划天划地划肚皮”等等，俗言无忌、令人莞尔。顺便一提，我对旧诗用俚语的态度是“去读《诗经》”，只要够了胆将时间线作最大的拉伸，则俗与雅、浅近与高古是可以在某些场合会合、同存的。 四是从源头看，歌行体始于六朝，主要从汉乐府中脱变、衍化而来。众所周知，六朝诗最高妙处在“吟咏性情”，此乃时代赐予文学的恩惠，以拟乐府为主导而成的歌行体，自然包括在内。虽不能说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压抑与生命个性的张扬、文学艺术的喷发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但的的确确，六朝正是那样的时代，清谈、狂饮、吃药等一系列以情性对抗内在理性和外在环境的行为，蔚然成风，造就了一批大诗人、大杰作。也许正因黑暗、污浊的衬托，人性的辉光、思想的爆炸、诗歌的奇诡便显得特别的珍贵，于是那个“活着的时候唱'挽歌’，暂住几天要'种竹’，路走到尽头会'恸哭’，择婿之美在'袒腹’的时代”（曹旭《六朝诗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第一版），会令后世真正文人的灵魂向往之、归属之，就像游人赏荷只见花而绝不见泥一样；特别是那些情胜于理、情性融合的文人，只专注这明而选择完全忽视那暗，犹如飞蛾扑火一般。又何况诗穷而后工，莫言所说“不入苦海莫论诗”，应是同样的意思。需要补充的是，在那样的时代中作诗是危险和苦恼的，而在神往那个时代中作诗则是安全和快乐的，这种妙处是互相交织并只能用诗来表达的。
三 然而歌行体的成熟与鼎盛，是在唐代。套用学者曹旭的话，歌行体“在六朝实现了初恋，在唐代举行了婚礼”（曹旭《六朝诗学论集》，同上）。在唐朝，与歌行体举行“婚礼”的诗人很多，前有刘希夷《代悲白头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有李白《少年行》《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高适《燕歌行》、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后有白居易《琵琶行》、韦庄《秦妇吟》，堪称满目珠玉，遍地琳琅，不由得后人仰视而生依附之愿，何况盛唐正是所有人的梦中家园。 既然唐代歌行体名手佳作极多，何独向李白致敬？因我猜莫言好酒甚至贪杯，有“今夜酒酣新度曲”“我借酒意语多狂”“酒肆逢太白，奉酒乞华章”等句为证；至于《黄河游》的开篇，正是“酒酣”后的“狂歌”。一个做诗的人，又是那么好酌善饮，他的第一偶像应该是谁不言自明，这应该是莫言的愿望，也成为了本文的标题。从他的《黄河游》《鲸海红叶歌》等仿歌行体看，“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快乐与“拔剑四顾心茫然”的痛苦及其两者的变化、关联都坦白地表达了出来。我以为这与他的小说将现实，尤其是现实中的丑恶活生生地展现出来，只是内容形式的不同，没有精神本质的差异。莫言旧诗记游题材较多，也与李白诗歌相契，字里行间可见李白入世出世精神的表露，还有游侠纵横的传达。总之，李白的入世愿望和报国情怀、出世情绪及超脱精神，还有绝不走别人老路的独立自由的豪放情绪、浪漫风格，在莫言的仿歌行体中多有展现，还有不少词语如“噫吁嚱”、句式如“当断不断终难断，欲说还休休更难”，都有明显的搬运和脱胎痕迹。前引《黄河游》中一连六句的四言，更是莫言自称向李白致敬的。不过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同样寄情诗酒，莫言应是为了追求无论微醺还是大醉，开口即吟、提笔成诗的率性而为、浑然天成的创作境界而向李白致敬的。 然而古来诗歌的大家巨擘极多，岂仅向李白致敬？从莫言的几首仿歌行体看，兼有高适的雄劲、杜甫的沉郁和白居易的流利，横看成岭，侧看成峰，是一位真正的文人应有的博采众长和兼收并蓄。可见莫言“向李白致敬”，并不意味着“只向李白致敬”，而是向李白所在的盛唐致敬，向唐代之前的时代致敬，向所有“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严羽《沧浪诗话》）的诗人诗作致敬——包括屈原、曹植、阮籍、郭璞、二谢、陶潜、鲍照还有唐宋巨擘，向所有能让生命意识发扬、文学艺术璀璨的时代和诗人致敬。 其中需要多提几句的，是鲍照。六朝拟诗盛行。萧统《文选》收了大量拟诗并编成了一个系列，内有谢灵运以及陆机十二首、江淹三十首等。值得玩味的是六朝对拟诗的“评价很高，完全不同于今人的评价”（赵红玲《六朝拟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客观地看，六朝拟诗作为向前代诗峰的致敬，既有不成功的沿袭，更有成功的创造，一面“在不断的拟制和摹写中强化了上古诗歌的审美理念，一面“最终在文化历史和合力中演变为一种审美范式”（赵红玲《六朝拟诗研究》，同上）。我以为一个“拟”字，可视为通往文化自觉的一条必经之路，只是有人走了绝路，有人则开了新路。鲍照成功地开了一条新路——通过拟诗尤其是拟乐府，他成为了歌行体的创始者，也成了李白的致敬对象。杜甫赞李白“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可见鲍照对李白的影响之大，这种影响不仅包括了题材、体裁和风格，更有相似的人生经历、相怜的命运感叹。鲍照拟诗很多，其中《拟行路难》的“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酌酒以自宽，举杯高歌行路难”，《代白头吟》的“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古来共如此，非君独抚膺”，《代放歌行》的“小人自龌龊，安知旷士怀”都是自身命运写照，也都可在李白的歌行体中直接找到下游。后人评“李太白崛起，奄古人而有之，根于离骚，杂以魏三祖乐府，近法鲍明远……”（清冯班《钝吟杂录》），可为确论。 的确，李白所致敬的又何止一位鲍照呢？别忘了“俊逸鲍参军”的上联“清新庾开府”。李白还多次赞美屈原“词赋悬日月”、陶潜“君与古人齐”，又高呼谢灵运的“宿处今尚在”，更自喻谢朓称“中间小谢又清发”，其效仿、取法、活用、升级上述诸家作品的例子，数不胜数。由此判断，如果莫言追慕的是李白的追慕，那么摹仿的是李白的摹仿，致敬的是李白的致敬。从上所述，莫言的旧诗尤其是仿歌行体，是向能够产出伟大诗人杰出诗作的时代的致敬，就在这个过程中，他找到了一种做惯了小说之后，仍泻不完、止不住的激情灵感及文字所寻的“别裁”渠道；一种做完了小说之后，对小说不能言、无法及所作的“体外”成全——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腹笥余词意未平”所寻觅到的最合适的复古承载体。
四 从体裁看，旧诗两千多年来一直牢牢占据着古典文学的塔尖。但在新文化运动开启后，已是强弩之末的旧诗在饱含新思想、新情感、新语言的新文学的冲撞下直线跌下塔底，被摈出了现代文学的范畴，直至当代，专业文学刊物、文学奖项不接纳旧诗作者及作品已成常规、已是常识。对旧诗而言，这才是“穷”得彻底，也成了“工”的可能。学者夏中义认为，正是这个原因，使旧诗在百多年来成了许多失意文人摆脱生存困境的隐性写作、存放独立自由精神的心灵密码（夏中义《百年旧诗人文血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第一版）。其所举析的例子如王国维、陈独秀、陈寅恪、聂绀弩、王辛笛等精品力作，均以“发奋以抒情”为第一标准，与“情性结合”的要求相同并以此作为了呼吁“重写现代文学史”的理由。我要补充的是，正是大量的“腹笥余词意未平”化作了隐性写作的佳构，反使旧诗进一步远离了现代文学的范畴。时至如今，情形大变，中华盛世，国学昌隆，旧诗也不例外，当代文人无论得意还是失意，都已不再拿旧诗当遮掩，恰恰相反，是恨不得自己的大作传播广远，最好尽人皆知。概言之，隐性变成了显性，显性愈发地显性。拿《黄河游》来说，尾注中的“请方家两正”也为此意。科技的普及使旧诗的显性实现了最大化，莫言与好友在微信平台申请了一个公号，名为“两块砖墨讯”，随时刊登自创诗词歌赋，其目的正是“以此为平台与书友文朋通声气”（“两块砖墨讯”题头）。 故此，我料当代旧诗人与现代旧诗人的不同，在于后者大多不以诗人自居，前者则不会。毕竟旧诗作为文学的历史极长，留在人心中的情结极深，毫无人文环境压力的当代文人会将自己旧诗视为等同于主流文学创作的“本工”来看待——当然，对别人的旧诗，则难说了。不管怎样，若这样的人多了，应能尽快地促成当代旧诗走进、融入当代文学的范畴，至少能拉近与新诗的井河之势；也会早日令人重新打量、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所以，若有著名的小说家或散文家、戏剧家愿意写诗的话，我是最盼望他们写旧诗而不是写新诗的。作品多了，影响大了，自然有助于成其好事。令人高兴的是，当代专业文学刊物发表名家大师的旧诗，已越来越不是问题；至于专业文学奖项，也已有过了尝试。比诸刊物，奖项更有助于成其好事，所以多多益善。今年是2022年，距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已过了十年，也该要考虑考虑了。或许有人真的已在考虑了——或破例，或按仅有的一次先例而成惯例。当然了，颁不颁、怎样颁是他们的事，写不写、怎样写则是莫言的事。这情形就如他在仿歌行体《鲸海红叶歌》里所写的：“游人多少过我眼，我被多少游人看。”
作者简介： 胡晓军，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理论研究室主任，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诗词学会会长。著有《戏出海上·海派戏剧的前世今生》《中国戏曲史话·沪剧》，诗集《有戏人生》，散文集《愿随所爱到天涯》等。曾任《上海戏剧》杂志社主编。主编《上海文化漫步》《上海文化观察》《戏折书痕》《淮梦绕梁》《谭京论戏》《戏剧的巨擘》等。曾获第17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2、32届田汉戏剧奖论文一等奖，第8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第2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奖，“临川之笔” 全国散文征文大奖赛三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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