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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史的文献著作是通向高深学问的必由之路 范景中/撰 高阳的《张大千传》脍炙人口，开篇即说大千这个名字，让大家脑海中浮起多种印象：“声名上占首位的图画家；第一流的书画鉴赏家；最会弄钱也最会花钱的享乐主义者；美食家；传统文人画家的典型；最慷慨也最体贴的好朋友；以及很讲究传统伦理的内涵与形式的一个现代人。”这样一位人物，如果再简单地概括一下，可以说是一位不世出的奇人。而他的绘画艺术，徐悲鸿推为“五百年第一人”，更是高踞于艺术界神坛之上，冠甲天下。 大千的遗产，包括大量的绘画，精美绝世的藏品，几百本的出版物，还有别人对他的回忆、报道和评论，以及一些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这一切数量众多，真假含混，在近世艺苑，堪称罕有。但遗憾的是，研究的著作却寥寥无几，我所知太少，只知傅申先生《血战古人：张大千的艺术》（Challenging the Past:The Paintings of Chang Dai-chien）以及《张大千的世界》、王方宇的“张大千与八大山人”和其他个别学者研究张大千著作是认真而有水平的研究。这种情景，大概不只限于大千一人。从某种意义上，它也反映了人们对近现代画史研究的现状，验证了陈垣先生的感慨：“近代史太难作，史料散漫不集中，难作。”美术史研究有赖于两个基础的建设，一是图像的鉴定、编年、分类，一是文献的整理、解题、校勘。我常常羡慕维也纳美术史学派的工作，它不但以美术馆为教学、研究的课堂，还一直重视美术文献的编辑和出版。我很想一见的《神圣比例》（Luca Pacioli's de Divina Proportione）， 就是在它编纂的丛书中邂逅的；它的晚期压轴人物施洛塞尔的《美术文献》（Julius von Scholsser's Die Kunstliteratur，1924）至今仍是这一领域的经典；施洛塞尔的弟子库尔茨（O.Kurz），又一位文献大师，在 1936 年为《美术文献》作了书目增补；也是库尔茨，在 1934年与其师兄克里斯（Ernst Kris）合作撰写《艺术家传奇》（Die Legende vom Künstler），此书的英文版正文 132 页，而参考书目竟有 15 页，难怪他们的师弟贡布里希说：“此书绝非寻常，思想之丰赡，材料之浩瀚，足够让别的学者写出一部厚厚的注解繁密的书，然而他俩却用最经济的笔墨撰写。”恰巧贡布里希也用最经济的笔墨写了“kunstwissenschaft”和“kunstliteratur”，那是两篇看似简单的述评文字，但却高屋建瓴，笔笔到位，没有深培厚聚，难高其成。我曾经常常纳闷，贡布里希为何能对莱奥纳尔多·达·芬奇的笔记如此谙熟，后来读他编写的笔记索引，竟然精细到每块骨骼、每块肌肉都枝分流别，才恍然大悟。由此我们回到陈垣先生的告诫。我们的美术史研究，若从 1926 年滕固出版《中国美术小史》或1933 年出版《唐宋绘画史》算起，或者从 1947 年12 月 18 日清华大学第十三次校评议会原则通过梁思成、邓以蛰、陈梦家提议的设立艺术史研究室算起，也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可粗略想来总还有种刚起步不久的感觉。因此陈先生的告诫，所谓的材料散漫不集中的问题，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田洪先生针对张大千生前的个展文献，网罗坠简，搜抉缇帙，编为皇皇大册，可谓费尽了心力，正是按照陈先生的告诫行事。实际上，田洪所做的远远不仅如此，多年来他勤勤恳恳，在寂寞中做着美术史的基础工作。我认识田洪是在十年前苏州博物馆举办的“石田大穰——吴门画派之沈周特展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当时他刚出版《沈周绘画作品编年图录》一书，之后搜集整理编辑出版的书，仅我知者就近十种，例如：整理张大千所编《清湘老人书画编年》（2018），《王季迁藏中国历代名画》（2013），《王南屏藏中国古代绘画》（2015）；《龚贤书画集》（2014），与颜晓军合编《龚贤研究文集》（2014）及《傅申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十二讲》（2017），整理有正书局《中国名画》（2017）、与王叔重合编《张大千文献图录》（2018）、《王季迁藏画集》（2019）。我认为，没有人会说田洪所做的工作是高深的学问，但这却是通向高深学问的必由之路。我们的知识越扎实，越宽广，我们就越能凭高大观，越能深入微渺。维也纳学派的大师李格尔（Alois Riegl，1858—1905）正是通过为东方地毯编写目录，写出了第一部著作，紧接着又写出讨论装饰史的经典名著《风格问题》（Stilfragen，1893）。这种看似简单的文献目录编纂，实质上并不简单，其中不仅有寂寞、有辛苦，甚至会因长久深深坠入单调之中而让人苦闷；然而更重要的，其中也有发现的惊喜，有摆脱了学术工业而获得的自由，有从排比资料创造秩序的坚忍中品味的审美；实际上，他生活在“一切心智作品都是活生生的、个别的和无限多样之中”[All mental work is living, individual,and of endless variety.]（J.Th. Merz）；这种生活既显示了学术的基础往往是由一些隐蔽的容易被人遗忘的努力所构建，也显示了获得古希腊人所谓的 episteme（真知）的不易。田洪一部一部地出版美术史的文献著作，身份却是一位在大学之外的学者，他的工作让人看到，学院之外的美术史研究规模已然形成，他们的工作很快就会像汤普森（J.W. Thompson）赞扬的“业余史家”一样。汤氏曾在其彪炳之作《历史著作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中专立一章论述“英国伟大的业余史家”，汤氏唯恐读者误解，特意在标题下加注说明：“业余”（amateur）这个词按其原义使用，即一个人不是为了获利，而是由于自然的爱好而钻研一种东西。它区别于此词的第二种用法，第二种用法是贬义的，指某人对某一学科的知识不足，不过是“业余”爱好而已。汤氏所论述的那些业余史家，除了翻译出版 The Sonnetsof Michael Angelo Buonarroti and Tommaso Campanella（1878,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Poetry of Michelangelo）和切利尼《自传》（Autobiography，2 vol.,1888）、 还撰写了赫赫巨作《意大利文艺复兴》（Renaissance in Italy,7 vol.,1875—1886）的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1840—1899）之外，首先介绍了出生于都柏林的莱基（William Edward Lecky，1838—1903），汤氏引用美国史学家的话告诉我们，莱基写的那些内容丰富的篇章表明：“当许多表面上不重要的事实从千差万别的来源收集起来并使它们互相印证时，人们可以学到多少东西。”我们案头的这部巨册《张大千画展图录（1935—1983）》，就属于上述的性质，那是田洪先生“狂胪文献耗中年”的结晶。田洪近年来也是深受其师傅申先生的影响，提供的资料不仅仅为研究张大千做出了贡献，从中我们还将看到兴趣的力量，看到学术机构之外成长的一股推动美术史的力量，看到一种为了内心的满足而不是为了外在的成功而不屈不挠奉献的力量。范景中，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获英国瓦尔堡研究院伊拉斯莫斯研究基金奖、国家新闻出版署银奖、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以及2009年度全国优秀教师称号、中国美术学院首届哲匠奖金奖。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著作《图像与观念》《藏书铭印记》《附庸风雅和艺术欣赏》《中华竹韵》《纸尾草》等，整理《柳如是集》《柳如是事辑》，译著有《艺术的故事》《艺术与错觉》《图像与眼睛》《理想与偶像》等，主编丛书有“艺苑珠尘丛书”“波普尔哲学著作集”“学院丛书”“贡布里希文集”“艺术史名著译丛”等。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学脉深厚，近百年来名师荟萃，人才辈出。建校之初即率先建立“艺术科学”观念，为我国的艺术学研究奠定教育根基。国内率先开始研究生培养，并于1980年、1984年分别成为全国首批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1987年招收首届史论本科生；2008年获浙江省重点人文社科基地；2011年获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6年获浙江省高校 “十三五” 特色专业建设项目。学院的艺术学理论研究地位崇高，2015年获评浙江省一流学科A类，在2017年教育部发布的全国学科评估中名列前茅。2019年，艺术史论专业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学院目前拥有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培养、访问学者等层次丰富的人才培养，既是国际艺术史学研究的重镇，又以持续推进中国艺术研究为己任，是当代中国”艺术智性与新人文教育”的建设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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