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之“纪凯夫事件”揭密二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11、孙麦龄对连珠炮似的发问招架不住

市二医院的群众大会连续开了两个晚上。参加会议的除本院员工外，还有公安机关、卫生局、市纪委和四区委的同志。莫名其妙的是孙麦龄让王守正通知纪凯夫的胞兄纪憨也来参加了大会。纪憨不仅有重大特务嫌疑，而且当时在湖北省邮局工作，同市二医院一点关系也没有。孙麦龄为了壮胆，又让纪憨告诉在市委机关工作并介绍纪凯夫来市二医院的那位科长来参加会议。

大会由杨光第院长主持，他说：我们医院前两天发生了盗款案，大家都很关心，今天这个会，就是请大家发表意见，提供情况，把这个案子搞清楚。现在先请孙科长将保释纪凯夫的情形报告一下。孙麦龄知道会有人问到此事，事先虽有所准备，但没想到杨院长一开始就要他讲，这使他有点措手不及。他心里明白，保释纪凯夫幕后的那些情况是不好说出来的。照实说了，等于把李之琏和苏苇给出卖了，这对自己不利。不把李之琏和苏苇牵扯出来，即使有人真要追究这件事，自有李之琏和苏苇为自己撑腰，所以他决定自己承担下来。他解释说：发案的第三天，公安机关就抓了纪凯夫，我觉得纪凯夫不可能作案，抓他时又没有证据，所以就保释了他。

孙麦龄讲完以后，大家议论纷纷，不少人发言批评孙麦龄，语气都很激烈：“公安局不是随便抓人的，你说抓纪凯夫是抓错了，根据是什么？”“孙科长不经过医院的领导就自作主张钻路子保纪凯夫，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文章，希望孙科长说清楚。”“纪凯夫刚一出事，孙科长就以个人名义保他出来，你们是什么关系？”“听说孙科长是到四区委向苏书记反映情况后才保的纪凯夫，你怎样想着向苏书记反映的？”“有些事情要前后连系起来看，去年陈处舒院长被撤职时，纪凯夫带头在团内布置挽留陈院长，现在纪凯夫被公安局抓起来了，孙科长又向陈院长汇报，这里有什么问题？”“陈院长早就离开我们医院了，孙科长还向她汇报对不对？”大家连珠炮似的向孙麦龄发问，使孙麦龄始料不及。他虽有预感，但没想到群众反映竟如此之激烈，特别是问到他同陈处舒的关系时更是无法回答。正在他招架不住的时候，市委机关的那位科长出面替他作了一些解释，并说没有确实的把握不要乱怀疑。这位科长是怎么来参加会议的，他的发言代表谁？大家都没有搞清楚，所以虽然对孙麦龄还有不少意见，对这位科长的发言也有不同的看法，但碍着他是市委来的，也不好再说什么，这样也就给孙麦龄解了围，孙麦龄悬着的一颗心也才落了下来。

大家接着就盗款案摆情况，谈看法，发言十分踊跃。大家在两天的发言中都感到这件案子很奇怪，说是偷钱又不将钱拿走，如果说不是为了偷钱，那又是为了什么呢？疑点最多的还是纪凯夫。不少人都说到案发当天纪凯夫的表现很反常，除了摆出不少现象外，还有人提到纪凯夫过去在药房搞过，历史比较复杂。还有人说他原来在药房里拿的是高薪，现在只拿90个工分，为什么不赚大钱赚小钱？吴义勋发言讲到纪凯夫要他监视王监委的行动、注意王监委丢钥匙的情况，又引起大家的议论。有的说：案子刚刚发生，纪凯夫怎么知道王监委有钥匙要丢出来，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什么？有人接着说：他这是想破坏我们党的威信。最后，公安四分局一位姓廖的同志作了发言，他说：案件发生后，作案现场没有保护好，加上我们的技术手段又很差，无法从现场取得确凿的证据，这就留下了不少的疑点，需要我们进一步查证。从现场情况分析，不像是有人偷钱，而像是有人故意造成盗窃的假象。看来这是用了很巧妙的手段瞒过大家的眼睛。我们应该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从中看到政治目的。

会后，孙麦龄立即将这些情况报告了李之琏和王世勋。

12、市委书记识别风向亲临现场决策

市二医院的群众大会以后，公安总局和分局的同志进一步研究了案情，认为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王清和纪凯夫的嫌疑都不能排除，目前只有下苦功夫去寻找证据。但他们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市纪委的王世勋也在查这个案子，感到不大好办。这个情况通过公安总局反映到了市委。

市委书记张平化得知这个情况后，感到风向有点不对。1951年4月30日，便和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谢邦治来到市二医院，察看了发案现场，召集小型会议，特地让公安总局、公安四分局办案的同志和市纪委的王世勋都参加。平化同志先听取市二医院目击者介绍当时发案现场的情况，然后又听取了办案人员侦破进展情况的汇报，他听得很仔细，中间还不时提问，比如他问最先发现丢钱的是谁？在徐医生之前还有谁上过楼？王清这时来医院干什么？他说是到办公室来看文件的，是不是真有什么个急密件呢？他上楼时看到地上的钱没有？装钱的包袱放在室外的阳台外面是谁发现的？又是谁拿进来的？办案人员都一一作答。平化同志对证据问题就问得更仔细，特别是听说第二天拾到一把保险柜钥匙时忙问查清了吗？办案人员答目前还没有头绪。张平化说这个钥匙很重要，要抓紧查清。张平化对有关细节详细询问以后，说：你们的看法呢？办案人员说：根据群众反映，作案嫌疑最大的是监委王清和文书纪凯夫。根据我们对现场情况的初步判断，不大像是有人偷钱，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盗款的嫌疑。我们正在进一步调查，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以前，还不能下结论。张平化点点头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细，希望你们抓紧继续查下去。从你们初步掌握的情况看，偷钱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案子，最后要凭事实说话。要做到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他对谢邦治说：这样的案子不是纪律检查机关所能胜任的，还是应该由公安部门负责侦破，等整个案子查清楚了，涉及到党员的再按党纪论处。你看怎么样？谢邦治说：当然应该这样。并对公安总局的同志说，你们就按平化同志的指示抓紧破案。

在回来的路上，张平化对谢邦治说，听说中南局纪委李之琏同志很关心这个案子，你就按刚才商量的意见，正式向中南局纪委上报。这件事你抓紧办，不要耽搁。谢邦治点头称是，说：我回去就给中南局纪委写报告。

按说，武汉市立第二医院发生的这么一件小小案子，本来就应该由公安机关办理，即便有不同的意见，市委也完全可以决定，用不着向上级请示。即便要向上级请示，也不是请示纪委，因为侦破案子并不属于纪律检查机关的职权范围。由此也可看出，这桩案子从一开始就是不正常的。

谢邦治不敢怠慢，第二天就以市纪委的名义报告中南局纪委。报告特别说明：经数日来详细了解，昨晚又经平化同志召集会议研究，认为此案无论是盗款或陷害，均须查清钥匙、包袱皮两大物证，这非纪律检查机关所能胜任。故确定此案件交由公安机关全责处理，查清盗案或陷害后，与党员有关者，再以党纪论处。

这本是一个礼节性的公函，不料竟“太阿倒持”，给了李之琏公开干预此事的把柄。果不其然，在市纪委报告送上去的第三天，李之琏以中南局纪委的名义作出答复：根据已知事实，王清盗款的嫌疑不是很小，而是很大；王清是党员，纪委不能卸却责任。这就是说李之琏坚持要干预此案，这就使得问题注定要复杂化了。

而且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三

13、纪凯夫违规受惩

纪凯夫被拘留以后，被关押在公安总局治安处司法科的看守所里。审讯时他要么一句话不说，要么态度横蛮，他冲着审讯人员说：你们小心点，到时会有人收拾你们的。审讯几次没有个结果，就放下来了。后来纪凯夫从治安处司法科看守所转移到市法院看守所，据看守人员反映，在清理他的衣物时发现了一张纸条，内容是要他坚持住，不要怕，到时会有人给他作主的。他的态度不好，显然和这个纸条有关。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5月中央根据全国积案未清的罪犯很多的情况，通知各地必须在党委的坚强领导之下，从各方面调集大批的得力干部，采用突击方式，在六月至九月的四个月内，将积案基本处理完毕。武汉市据此作出专门部署，以公安机关为主，并从有关机关抽调一批保卫干部，组成40个清理小组，进行突击清理。

那时武汉市羁押人犯的条件有限，镇反运动中拘捕的人犯没能单独关押，和其他案件的人犯混押在一起。负责清理市法院看守所积案的小组也就清理到了纪凯夫。负责审讯他的是从百货公司抽调来的吴兴，从市妇联抽调来的的刘君侠（女）负责记录。他们对纪凯夫的案情毫不了解，照例先问他姓什么、叫什么？是哪个单位的？纪凯夫对这种问法很不耐烦，拒不回答。审讯人员指责他态度不好，要他老老实实回答问题。他仍然不说话，最后竟当着审讯人员的面把裤子脱了下来。刘君侠羞的转过身来用背对着他。吴兴要他把裤子拉起来，他不听，赤条条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吴兴怒不可遏打了他一耳光，说：不许你耍流氓！纪凯夫竟破口大骂：“他妈的！你们这些家伙听着，将来会有人来收拾你们的！”这更激起了审讯人员的愤怒，对他说：你的行为已经违反了监规。便给他带上了铐子。

纪凯夫在被审讯中的这种反常表现，很快反映到了保卫处。保卫处的领导听说过上面对市二医院的盗款案有分岐，得知这一情况后不敢怠慢，副处长兼侦察科长彭其光立即向朱涤新局长汇报。朱涤新说，这是市委过问的案子，我们现在就去向平化同志汇报。这时已是吃午饭的时候了，朱涤新便带着彭其光赶到张平化同志的家里，市总工会的江浩然也在，他们正准备吃饭。张平化见他们来了，说，你们来得正好，我还有一瓶茅台酒，来喝两盅。朱涤新说，茅台酒我们改天来喝，现在有个急事要向你汇报。平化说，什么事比吃饭还急，那就说吧。朱局长让彭其光汇报。张平化听完皱了下眉头说：现在有人正在这个事上找事。纪凯夫违反监规应当受处罚，但这个时候给他带铐子不好，你们赶紧派人去给他取下来。但要给他严肃指出他的错误，今后不能再犯。市二医院的那个案子，你们也要抓紧侦破，不宜久拖不决，邦治同志要找你们研究的。

朱涤新得到指示，便告辞出来，要彭其光赶紧落实。彭其光来到关押纪凯夫的看守所，传达了朱局长的指示，让看守人员给纪凯夫取下铐子。纪凯夫的态度果然傲慢，他问彭其光：你是干什么的！你能解决我的问题吗？彭其光严肃地对纪凯夫说：我是干什么的，你当然知道。至于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主要在于你自己。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是不愿意看到的。但事情的起因是你拒不回答问话，对着女同志脱裤子，骂人，这些行为都是非常错误的，违反了监规，你应当很好认识这个问题，今后不能再犯。你听清楚了没有？纪凯夫被彭其光的气势镇住了，表示接受批评，承认自己的行为不对。不料这件事后来竟被人说成是彭其光刑讯逼供，并成为对他处以徒刑的依据。

14、谢邦治指出破案的症结是查清仿制的保险柜钥匙

发生纪凯夫违反监规事件以后，没有再审纪凯夫，加之公安机关因为集中全力清理积案，扩大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成果，所以对市二医院的盗款案顾不过来，故案情没有什么进展。李之琏对此却念念不忘，一再通过纪律检查系统要求释放纪凯夫。谢邦治认为纪凯夫确有作案嫌疑，在案件未侦破之前不能轻易释放，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宁可最后总的检讨，也不能在案子没查清之前糊里糊涂的放人。当然这个案子不能拖，要抓紧破案。

1951年6月29日，谢邦治同志再次召集会议研究市二医院的盗款案，指出：我们办案，当然要进行分析，但不能单凭分析定案，一定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这个案子的关键就是那把仿制的保险柜钥匙，盗款案也好，陷害案也好，总得有人把钱从保险柜里拿出来，要打开保险柜就得有钥匙。案发的第二天，就有人拾到一把仿制的保险柜钥匙，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这把钥匙既是仿制的，那么，是谁配制的，是谁扔的？这就是破案的症结所在。有人怀疑是王清扔的，如果是王清扔的，也就很可能是王清配制的。是不是这么回事，一定要搞清楚。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全案也就真相大白了。会后，谢邦治把彭其光留下来，亲自交代任务。他说：其光同志，我知道你们正集中力量清理积案，任务十分繁重，这个时候本不应再给你们加别的任务。而且市二医院丢钱这个案子，对你们公安部门来说，是个微不足道的小案子，其实也无需市委过问，只是因为上面有人很重视，认识又很不一致，所以弄得相当复杂，不能不当个大事来办。我和平化同志商量过了，这个案子也不能拖，由你负责抓紧侦破，朱局长也赞成。破案的关键是保险柜的钥匙问题，我在会上已经讲过了，我希望你把别的事情往后摆一摆，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安排一定的力量尽快把保险柜的钥匙搞清楚。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全案也就清楚了。别人怎么搞，你不管。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我。

彭其光同志是武汉人，1939年参加新四军，曾任新四军五师15旅团的侦察参谋、锄奸干事、团特派员。五师突围北上以后，曾被派往起义部队工作。后回华北局社会部二室，随即南下，在中原局社会部侦察科负责。淮海战役胜利后，根据李克农同志电报指示，为解放武汉作准备，他被派往江汉军区任工作组组长，对武汉的敌情进行过调查，掌握了不少情况。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的那一天，他同第四野战军的先遗部队进入武汉。在武汉市公安总局负责组建侦察科并任科长。谢邦治把这个重要任务直接交给他。这本是对他的信任，想不到后来竟因这件事把他送进了监狱。

彭其光接受任务以后，把侦察科的同志集中起来，传达任务，研究侦破方案。侦察科里有个20多人的工作队，全都是年轻人，热情高，有朝气，但侦察工作的经验不多。大家议论了半天，也没有多少好主意，都感到任务虽然不重，但困难不小。有决心但缺乏信心。有人觉得这简直是个无头案，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要在偌大的武汉市找出配这把钥匙的人，岂不是大海捞针？彭其光鼓励大家说：组织上既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说明对我们的信任。钥匙又是破案的关键，钥匙不搞清楚，市二医院的案子就破不了，就会冤枉了好人，放跑了坏人，我们就没有尽到责任。要查清钥匙问题，当然有困难，而且困难确实不小。但我们不能辜负党组织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要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就算它是大海里的一根绣花针，我们也一定要从大海里把它捞出来！

15、程贞雁闲谈泄露天机

要查清仿制钥匙的来源，无非是两个渠道：一是找到要求配钥匙的那个人，二是找到配制钥匙的铜匠。要找配钥匙的人，不仅毫无头绪，无从查起，而且弄不好还会打草惊蛇，增加了破案的难度。于是他们只好从另一头着手：从配制钥匙的铜匠查起。其实这也很不容易。武汉市的铜匠，大都不是武汉人，他们来自附近农村，农忙时在家干活，并不出来。等到农活一闲，就挑个铜匠担子进城，走街串巷，有活就做，一般没个固定的场所。在毫无线索的情况下，要找到配某把钥匙的铜匠，确实是大海捞针。他们经过分析研究，市二医院的保险柜是解放后接收下来的旧式大铁柜，钥匙是老式的铸铜钥匙，有两寸多长。那把仿制的钥匙是先铸出毛坯然后加工的，配钥匙的铜匠是流动的，不好寻找，但铸造钥匙毛坯的作坊却是固定的，比较好查。于是决定从铸造作坊查起。

铸造作坊，行话叫炉房。通过手工业工会召集汉口各炉房的匠人开会，出示那把仿制的铸铜钥匙，简要介绍情况后，要他们回忆谁经手铸过这样的钥匙，并答应只要是谁能帮助政府弄清这把钥匙的来历，将会得到政府的一笔奖金。但会后毫无反映。于是三管齐下：一是派工作队员到汉口各个炉房挨家挨户查访；二是侦察员陈子安曾经做过铜匠，他的师傅刘班超还经常到武汉来做活，将刘师傅请到武汉来在铜匠中协助调查；三是请炉房的劳工代表肖国彪帮助在炉房中寻找线索。同样许诺如能帮助政府查清配制钥匙的来历，将由政府发给奖金。

几天以后，得到一个好消息：汉口长堤街18号徐海山炉房的一个青工说曾经做过这样一把钥匙。侦察人员非常高兴，立即赶到徐海山炉房找到那个青工，问他是什么时间做的活、是哪个铜匠师傅拿来做的？不知他是害怕还是记忆有误，竟一问三不知，都说记不得了，也就查不出个眉目来。但徐海山炉房做过这把钥匙的消息已在各个炉房和一些铜匠中流传开了，一时间成为他们之间闲谈的话题。有一天，孝感帮的铜匠程贞雁和汉阳帮的铜匠余阶碰在了一起，闲谈起这件事，程贞雁讥笑地说：徐海山只怕是想得奖金想疯了，不是他家炉房倒的也说成是他倒的，让政府满处查，将来查不到看他怎么向政府交待。要是我，不是我自己做的活，就是给我一百万也不能乱说。余阶听他这口气以为那把钥匙是程师傅做的，就说：程师傅，你要是自己说了，不是可以得到政府的奖金吗？程贞雁说：不是我做的活，我怎么能乱说。再说，政府出面查这件事，总是有来头的，你知道是福还是祸？余阶越听越觉得这事和程师傅有关，就越想听个究竟，就顺着程师傅的话说：现在的政府不比过去旧社会的政府，说话是算数的，只会有福，哪会有祸。徐海山是想拿奖金拿不到，你程师傅是放着奖金不想拿。程贞雁说：看你说的，这个活确实不是我做的。余阶笑嘻嘻地说：程师傅不用给我打埋伏，我又不想分你的奖金。程贞雁急了，说：我给你说，做这个活的师傅胆小，听说政府在查这件事，已经躲回乡里去了。这个事好多人都不知道，你也不要乱说。余阶觉得这事很新鲜，程贞雁要他不说，他怎么能忍得住，传给了最要好的朋友，并叮嘱其不要乱说。他最要好的朋友又传给了最要好的朋友，也叮嘱其不要乱说。这个消息就是这样在“不要乱说”中悄悄地传开了。很快就传到肖国彪耳朵里了，他赶紧向侦察科作了汇报。彭其光立即派侦察员刘珠月、余文瑞去找余阶。他们俩人都不认识余阶，就找肖国彪。肖国彪也不认识余阶，通过熟人打听，才知余阶听说公安局的人找他，未免有些害怕，也躲回汉阳去了。

16、侦察员巧遇余铜匠

彭其光听到这个信息，便派侦察员刘珠月、余文瑞到汉阳去找余阶。

刘珠月、余文瑞换上便装，直奔汉阳。两人不走大道，专拣乡村小路寻找铜匠的踪迹。说来也怪，不知走了多少个村子，也没见到一个铜匠。到了蔡甸，横直两条街转了个遍也没见着一个铜匠。两人一商量，知道铜匠师傅大都喜欢喝茶，就找了个茶馆，要了一壶茶，慢慢喝着，边喝边等。这一招果然有效，一壶茶刚刚喝完，就有个铜匠将铜匠担子放在茶馆门口走了进来。茶馆老板和那个铜匠很熟，热情地打着招呼，笑嘻嘻地说：余师傅，有两天没来了，到哪里发财去了。那位余师傅也笑笑说：发什么财哟，回乡去住了几天，今天才出来。刘珠月二人一听“余师傅”三个字，不由心中一动，便有意让出座位招呼他坐在一起，并慢慢和这位余师傅搭上话。余文瑞是本地人，用汉阳话说：我也姓余，说不定我们还是一家哩，不知余师傅是什么辈份？余师傅说：我没按辈份排，用的是单名。余文瑞说：我们五百年前肯定是一家，我叫余文瑞，请问余师傅的尊号。余师傅说：我叫余阶。二人暗中大喜，这才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更是找些话来同他聊天，说着、说着将话引入正题，说是家里大柜子上的一把锁，不小心将钥匙弄丢了，想请余师去帮帮忙。余师傅问家在什么地方？余文瑞说：不远、不远，一壶茶的功夫就走到了。余师傅答应了，刘珠月抢着帮他付了茶钱。出了茶馆三人就朝汉口的方向走，边走边谈，也就不觉得时间快慢。走一段，余师傅就问到没到？余文瑞就说不远、不远，前面就是。余师傅对去汉口的这条路很熟悉，一看过了十里铺，就觉得不对头，便不肯再走。刘珠月说：余师傅，实话对你说，我们从汉口来，我们单位有把金库的钥匙丢了，现在急等着开。不知怎么回事，在汉口找不到铜匠师傅，我们知道汉阳手艺高的师傅多，正好碰上你这位高手，无论如何帮我们这个忙，工钱我们会加倍给的。余阶见已经走到这里来了，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答应去试一试。

到了汉口，刘珠月将他安排在璇宫饭店旁边的一家茶馆里让余文瑞陪着喝茶，自己回到侦察科向负责外勤工作的刘春星汇报。刘春星来和余阶交谈，问起配钥匙的事，余阶一听真是为配钥匙的事找自己，心里有点紧张，不免支支吾吾。刘春星开导了半天，他才说自己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师傅做的钥匙，这事是听程贞雁师傅说的，其他的事我确实不知道。刘春星说：你能不能带我们去找程师傅呢？余阶直摆手，连声说：那不行，那不行，他要我不要对别人说的，我带你们去了，我日后还怎么见他。刘春星见他说的有理，也不好勉强他，就问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程师傅？余阶说他的师傅跟程师傅很熟。他的师傅姓黄，是个老师傅，手艺好，喜欢喝酒，不但在汉阳帮里叫得响，而且在孝感帮、黄陂帮里也都很有影响，和程贞雁的关系很好。刘春星说：你能不能带我们去见你的师傅呢？余阶说：这可以做得到。刘春星很高兴，给了余阶几万块钱，安排他在旅社住了一宿，第二天让余文瑞跟他到汉阳去找黄师傅。

余文瑞跟余阶再次来到汉阳。余文瑞自称是余阶的叔伯兄弟，将黄师傅请到就近的一个小酒店喝酒。三杯酒下肚，话就多了，慢慢扯到钥匙的话题上来。从黄师傅那里知道政府要找的那个铜匠师傅确实不是程贞雁，而是叫李德如，也是孝感人，前些日子回乡下去了。

余文瑞侦察到这个重要线索，别提有多高兴。他顾不上休息，立即赶回侦察科，报告这个大好消息。

17、李德如细说配钥匙的详细情况

彭其光经请示领导同意，决定趁热打铁，派余文瑞、刘春星赶到孝感，通过当地政府请李德如到武汉来协助公安机关破案。

李德如来到武汉，安排住在保卫处机关宿舍。将他配的那把钥匙给他看，要他好好回忆这件事的详细经过情况。其实，他早些时就听说政府在查做保险柜钥匙的事，因为不明白政府的意图，又不知道配钥匙配出了什么事，万一有个好歹把自己牵扯进去，就算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所以有再多的奖金也不敢承认，后来干脆像躲回乡里去了。他没有想到政府会找到乡里来，心里难免有些害怕，对公安人员的问话，知道也不敢说。经过公安干警耐心细致的做工作，说明这事与他无关，但关系到一个案子，希望他配合政府把坏人找出来。他打消顾虑以后，才按照公安干警提出的问题，慢慢讲出了配钥匙的详细情况：

那天是阴历二月十五，因为这天是老君节，大家约好这天到清贤茶馆做老君会。我去的时候，有两个师傅吵嘴，互不相让，劝扯不开，我就挑着担子离开茶馆去做生意。11点多钟了没有接到一笔活，只好再转回去。走到友益街口的七政里，有人喊我配钥匙，这人二十多岁，脸有点园，穿的青呢子制服，黄皮鞋，没戴帽子，西装头，梳得很亮，像是擦了油的。说话是本地口音。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串钥匙，取下一把长形的铜钥匙给我，要我照原样配一把。我说你这是开金库的钥匙，配一把1万5千块钱。他又取下一把小钥匙，说两把钥匙1万5千块钱。我因半天没有生意，就接下了。那把大钥匙比较特殊，我担子里没有现成的坯料，正好刘文秀也挑着担子转过来了，我问他有没有这种钥匙的毛坯？他接过去看了一下说，这种钥匙哪有现成的坯子，要翻砂才行。我想也是，就对那人说：在这里做不了，要找地方翻砂。他说要得急，等不了。我说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做好后给你送过去。他说家在桥口，我说跟你到桥口去做，他连说不行、不行，还有事哩。他问能不能就近找地方翻砂？我说我做好后送到你单位去。他直摇头。我说那就到清贤茶馆去。他抬手看了看手表，问做起来快不快？我说快。他要跟我一起去。我们从天福里上中山大道，走到兰陵路口，又碰到程贞雁，前两天我借过他一把剪刀，还剪刀的功夫就顺便问他有没有大钥匙的坯料，他也说要翻砂，并小声关照我说：配这样的钥匙要多讲几个钱。程师傅走后，我对那人说，这个价我不能做。他说你究竟要多少钱，我说还是我原先讲的两万。最后他答应加3千。到清贤茶馆时，许多师傅都到了，问我怎么才来，等着你喝酒哩。我说这位同志急着配钥匙，你们先喝。李昌业是我叔叔，我将小钥匙交给他做，我带上大钥匙到江汉三路五金合作社翻砂，我和炉房的老板易治诚很熟，我说这活要得很急，他二话没说，就让夏师傅拿去倒了个铜坯给我。我刚要走，我叔拿着那把小钥匙来了，说现成的坯料尺寸不够，也要倒个毛坯。我便将大钥匙让他先拿去做。等我回茶馆时，那人见面我就催，一付很着急的样子。我的锉不快，怕担误时间，向李遐松师傅借的锉刀，锉好后交给那人。他拿出两张1万元的票子要我找钱，我没零钱，正好李遐朗来武汉卖肉，请他换的零钱，那人临走时还问这配的钥匙要是用不得到哪里找你？张义祥老师傅说，用不得你明天拿来，我们都可以帮你做。李德如还补充了一个细节：那个人拿来的那把钥匙，尾部有点弯，我想把它捶直，刚捶了两下，那人不让捶。

彭其光对这个细节作了验证，那把常用的钥匙果然尾部有锤打的印迹，说明李德如的证词是可信的。下一步的任务是要查清配制钥匙的准确时间。

18、3月22日中午谁掌握着保险柜钥匙？

公安机关将李德如的证词中涉及到的几位铜匠师傅都请来武汉，他们所提供的情况与李德如的证词大致相同，在向江汉三路五金合作社的老板易治诚、翻砂工人夏仕海作调查时，他们也都证实李德如是来铸过两把钥匙铜坯。因为配钥匙的那天正好是老君节，所以配制钥匙的时间也容易查清，不仅有多位铜匠师傅的证词，而且从五金合作社帐本上记的收费时间和李遐朗卖猪肉的发票存根的时间都是1951年3月22日，正好是农历二月十五老君节。这就可以肯定配钥匙的时间是1951年3月22日上午11点半至下午1点半之间。而这一天，正是公安机关从市二医院逮捕张子文、褚致中的第二天。

配制钥匙的时间清楚了，只要查清谁在这个时间里掌握着保险柜原来的那把钥匙，这个案子就清楚了。不料在这个问题上却颇具戏剧性。

根据公安机关当时的侦察报告，情况是这样的：

1951年3月21日晚，我公安机关在市二医院逮捕了两名潜伏特务（总务科长张子文、出纳褚致中）。当时是在王清宿舍内接洽执行的。褚致中当即交出随身带的一串钥匙和其它物品，王清随手放在桌上。次日清晨，卫生局电话通知王清开会，孙麦龄接电话后到王清宿舍告知王清，孙指着桌上一把长钥匙说：这是保险柜钥匙。王清随即与孙麦龄同去卫生局，与宋瑛局长谈了半个钟头便出来了，走到大门口，孙麦龄又跑到楼上找着姜秘书说：褚致中、张子文的图章、钥匙不在，需要拿回来。上班后，王清将褚致中交出的一串钥匙交给会计主任汤为垣，孙麦龄又在办公室说：“保险柜的钥匙是两把，怎么只有一把呢？还有一把可能在张子文那里。”于是王清马上打电话给卫生局的姜秘书，问清保卫处的地址后，即赶到保卫处要保险柜的钥匙，保卫处的杜增战同志说：“拿来的是张子文门上的钥匙和图章，卫生局已经派人取走了。”在王清去保卫处的这个时候，卫生局人事科默治国把从保卫处取回的钥匙、图章交给了王清的警卫员靳连杰。王清回到医院办公室，又谈起缺一把保险柜的钥匙，纪凯夫在隔壁听见了，拿来一把用纸包着的保险柜钥匙交给王清，说：“我这里有一把保险柜钥匙，是孙科长交给我的，已有几个月了。”王清心想孙麦龄既然把钥匙交给纪凯夫了，为什么说在张子文那里？大约十点多钟的时候，汤为垣没有找到准备接任出纳的王守正，无法清点金库，便将保险柜的钥匙退还给王清。王清将纪凯夫交来的那把钥匙也原封不动的退还给了纪凯夫。这时，孙麦龄、陈健儒在办公室谈晚上开会的事情，靳连杰来将王清叫到门外，把默治国给他的钥匙、图章交给了王清，王清拿回办公室连同汤为垣还来的钥匙一并放进办公桌的抽屉里了（抽屉不能锁）。快下班时，王清在楼下转了一圈，没再上楼就回家去了。王清走后，王守正说他不想作出纳，到院长办公室来，这时只有纪凯夫一个人在，谈了一会下班回家了。王清在家吃了午饭，睡了午觉，下午两点多钟，王清到医院上班，在会计室门口碰到王守正，同他谈了接出纳的事。将近三点钟，王清到办公室拿了保险柜钥匙同汤为垣、王守正一起清点金库，办理手续。王守正问到另一把保险柜的钥匙，并说不交出那一把钥匙就不接任出纳。王清便叫来纪凯夫，将封存的那把钥匙也当面移交给了王守正。

这么说来，1951年3月22日中午掌握保险柜钥匙的是王清，而王清从上午11点多钟到下午上班一直都在家里（公安机关向王清的公务员申栓福和警卫员靳连杰作过调查，证明属实）。那么，找铜匠配钥匙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呢？

四

19、众铜匠认定：配钥匙的人就是他！

公安机关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分析：配钥匙的时间是3月22日中午，这个时候保险柜的钥匙是在王清手里，但王清又没有外出，没有作案时间。王清下班前将钥匙放在自己办公桌不能上锁的抽屉里，经现场察看，那个抽屉确实不能上锁。那么，配制保险柜钥匙的究竟是谁呢？彭其光等人认为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王清自己所为，申栓福、靳连杰虽然证明那天中午王清没有外出，但他们是王清身边的人，在没有查清事实真相以前，对他们的证词不能不信，也不可轻信；二是别人所为，因为王清放钥匙的抽屉确实不能上锁，这个时间保险柜钥匙属于失控状态，这就有被别人拿走的可能。那种可能性更大一些也不好判断，找他们俩人直接交锋，作用也可能不大。看来，要弄清楚配钥匙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只有请铜匠师傅来进行识别。因为见过配钥匙的人有好几位铜匠师傅，接触的时间还不短，应该能识别出来。给几位铜匠师傅一说，他们说可以认得出来。

在市二医院的支持配合下，侦察人员先将王清的照片给铜匠师傅看，几位铜匠都说不像。随后又采取正面识别的方法：由保卫处长李冷出面，找王清到他的办公室来谈话。办公室是用木板隔起的，在隔壁房间的板壁上挖个小洞，铜匠在这里不仅可以听见谈话人的声音，还可以看清谈话人的面貌，同时也保护了证人。谈话结束后，几个铜匠都说这个人不像，相貌不同，个子比那人大，口音也不对，那人讲的是武汉话。排除了王清，又让他们识别纪凯夫，他们看了照片说不像，通过提审纪凯夫的办法让他们在暗处观察，他们也说不是。

公安部门掌握的两个嫌疑人都被铜匠否定了，这有点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只好扩大识别范围，又把发案时在现场的几个人的像片让他们识别，他们又一一否定了。最后从市二医院拿来一张医务人员的集体照片让他们辨认。几位铜匠师傅一个个的仔细端详，由于是集体照片，头像很小，都说从照片上辩认没有十足的把握，没有把握的事不好随便说，如果能见到配钥匙的那个人，是会认得出来的。

彭其光等人商量，市二医院有一百多名员工，不能采取逐个请到保卫处谈话的办法，只好让铜匠师傅用平常找活的办法，选择上下班的时间，有的挑着担子在二医院门口来回转悠，有的就在大门口守候，侦察员则穿上便衣跟在他们左右。一连两天毫无所得。到了第三天，李德如看到有个人很眼熟，下意识地冲那人招了招手，那人好像没看见他，加快脚步随着上班的人群进门去了。李师傅对侦察员说，刚才进去的那个人很像，就是稍微瘦了一点。侦察员鼓励他说，有了第一次，就不愁第二次，再看仔细一点。后来程贞雁也说在市二医院附近看到像是那天配钥匙的那个人，就是黑一点、瘦一点。李遐朗说，有天感到心口痛，到市二医院去看病，有人告诉我心痛病要到鄱阳街的医院去看，我出来的时候看到了那天配钥匙的人，连穿的衣服也是一样的，这就更加增强了大家的信心。

有一天的中午，有个人手里拿份文件从二医院里出来，走到大门口，刚和守候在门外的两个铜匠的目光相对，便赶紧退了回去，铜匠觉得眼熟，但再也没见那人出来。

过了几天，正是下午上班的时候，医务人员三三两两边谈谈笑笑边往里走。李德如师傅的眼前突然一亮，指着一个穿青制服、黄皮鞋的人说：就是他！衣服也像，走路也像，没错，那天配钥匙的就是这个人。侦察人员紧跟着那个青制服、黄皮鞋的人走了进去。

20、配保险柜钥匙的人竟是出纳王守正

侦察人员紧跟着李德如说的“这个人”，就是出纳王守正。

那么，王守正有没有作案的可能呢？侦察人员对王守正在3月22日这一天的情况作了调查，情况是这样的：3月21日晚出纳褚致中被捕以后，便确定由曾经当过出纳现在是保管员的王守正接任出纳。22日上午王清一上班就将保险柜钥匙交给了会计主任汤为垣，要汤去找王守正。汤为垣找了两个多小时没有见到他的人影。另一位保管员王菊卿说：那天王守正来得很晚，汤主任来找他几次他都不在。后来他来了，我告诉他说，汤主任找你好几回了。他好像不大在乎，打个转又走了。王守正听说要他接出纳工作，很不愿意，就写了个报告，拿到院长办公室去找领导。院长、监委都不在，只有文书纪凯夫在那里写有关人事变动的通知，内容是汤为垣兼总务科长、王守正接任出纳。王守正正为这事来的，同纪凯夫交谈了一会，这时大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直到下午上班，汤为垣才见到王守正，对他说：院里决定要你接出纳，我找你一上午。王守正不高兴地说：我知道了。然后王清将保险柜钥匙交给王守正同汤为垣一起清点金库，作了正式交接。

从这个情况看，3月22日上午11多钟王守正去了院长办公室，具有接触保险柜钥匙的时间，而王清放保险柜钥匙的抽屉又是不能上锁的，王守正以前当过出纳，当然认得出保险柜钥匙，这就有配制钥匙的可能。如果真是王守正配制的钥匙，这就更加印证了公安人员关于案件性质的判断。因为王守正此时已经知道要他接任出纳，当了出纳自必用不着配制钥匙，即使要配随时可以配制，容易得很，为什么偏要赶在这个时间配制钥匙呢？看来配制保险柜钥匙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开保险柜，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疑点。大家在分析时，又联想到案发的那天，是他催会计俞善炎下班，俞善炎离开十分钟，事情就发生了。事情发生后又见不到他的人，袁奋到他家两次才把他找到，他当时的神态不大自然。还有，在前段侦破过程中，觉得现场情况十分可疑，扎得好好的钞票怎么会散开呢？经用同样面额的钞票试验，证明扎好的钞票掉在地上是散不开的，大家边试验边议论说这那像是盗款案，倒像是有人故意摆弄的。试验时王守正在场，他急得脸红耳赤，表现同样很不自然。因此，大家认为王守正确有作案的重大嫌疑。

到了这一步，侦破工作已是取得了重大胜利。作为失款案，可以说已经告破；至于是盗款还是陷害，则只要审讯王守正，真相就可大白。

由于李之琏的插手，市公安总局根据市委把工作做得更细一些的的要求，于1951年9月10日举行了市二医院盗款未遂案侦破情况汇报会，听取中南和市的有关部门领导对这次侦破工作的意见。因为李之琏对此案特别关注，特地邀请他拨冗到会，可是他偏偏没来。最高人民检察署中南分署副检察长周光坦来了，他的职务最高，又是上级机关的代表，大家都很尊重他，听取汇报后请他向铜匠提问。他详细询问了配制保险柜钥匙的过程和有关细节，铜匠都一一作答，凡有疑问的地方又仔细问过，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周光坦认为铜匠的回答是可信的，对李冷说：你们侦破案件的思路是对头的，工作也做得很细，你们的辛苦没有白费，这几位铜匠师傅的证词是可信的，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看市里的同志还有什么要问的。市监委副主任唐午园肯定了公安机关的侦破工作。市纪委纪检处长王世勋也表示没有意见。

听证会后，市公安总局向市委写了专题报告，详细报告了侦破经过和确认王守正作案的确凿证据，市委批示后即可破案。

就在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铜匠师傅提出了新的问题。

21、经过试验，配的那把钥匙根本打不开保险柜

听证会开过以后，铜匠师傅急着想回家。彭其光特地来看他们，安慰说：我们已向上级写了报告，报告一经批准，就送你们回去。彭其光通过这一段的识别工作，和这几位铜匠师傅相互都很熟悉了，便无拘无束地攀谈了起来。彭其光说：你们帮助我们认出了配钥匙的那个人，等于帮助政府抓住了坏人，你们可是立了大功，真得好好感谢你们。李昌业说：帮助政府分清好人、坏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程贞雁说：如果说认出了配钥匙的那个人就等于抓住了坏人，那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彭其光说：程师傅有什么话尽管说。程贞雁说：依我看，配钥匙的人不一定就是坏人。彭其光很感惊讶，便问：为什么呢？程贞雁说：因为配的那把钥匙不一定能打开保险柜。所以配钥匙的人不一定是开保险柜偷钱的人。彭其光说：这是怎么回事，我还不大明白。程贞雁说：金库、保险柜的锁是很精密的，我看李师傅那天配钥匙时没锉几下，哪能打得开金柜。李德如说：程师傅这话不假。那天配的那把钥匙是杂铜翻的毛坯，很硬，那个人要得又急，没等我完全锉好就拿走了。李昌业说：我们以往做金库钥匙，就是锉好了，还要细心合配，不经过合配是打不开的。张银祥说：那人临走时我还对他说过，不好用随时到清贤茶馆找我们，以后他也没有来。

彭其光回来说起这事，因为大家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都以为查出了配制钥匙的人就等于破案了，故对这个情节不大在意。负责内勤工作的文询是位女同志，比较细心，认为这个情节很重要，如果配的那把钥匙真的打不开保险柜，岂不更能说明问题。她提议可以去试验一下。负责外勤工作的刘春星觉得有道理，便向姚忠琦拿了那把仿制的钥匙，带上刘珠月就要走。文询说：你要试验，不能只拿一把钥匙，把常用的那把钥匙也带上。刘春星说：还是你们女同志想得周到。

刘春星、刘珠月到了市二医院，找到会计主任汤为垣，说明来意，并请他一起参加试验。汤为垣满口答应。4月12日失款案件发生后，那个保险柜已经不再使用，放到仓库里去了，汤为垣找了两个人，打开库房门，拿块抹布擦了保险柜上的灰尘。刘春星先用仿制的那把钥匙试验，插进去后可以稍稍转动，但确实不能打开，试了几次都是如此。换上常用的那把钥匙，一打就开。刘春星让刘珠月、汤为垣来试验也是如此。刘春星、刘珠月回来汇报了试验结果，大家对识别工作的成功更有信心。满怀希望等着破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