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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广东地图
清初龙门县治图，载于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版《龙门县志》 粤中古邑龙门县，地处珠三角东北部，广州以东、惠州以北，历史悠久，人文厚重。从地面文物、新石器晚期陶片出土情况来看，龙门至少拥有4千年的文明史。但龙门真正建城的历史不过520多年。龙门设县的根源是什么？以“龙门”立县名有何考究？ 春秋战国时期，龙门县域属于百越之地，秦朝一统后，属南海郡番禺县。东汉建安六年（公元201年），番禺县析置增城县，龙门隶属增城县。 明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明朝廷“割增城之西林、平康、金牛三都，民版十一里以为邑，析博罗地益之，设县治于七星冈。”（清咸丰元年《龙门县志》） 古人对海拔较高的峡谷急流，惯称“龙门”或“龙口”，因龙门地处增城的“上龙门”地区，故以“龙门”名县。 对设县的理由，龙门县现存最早的县志、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龙门县志》称，“县建于明孝宗九年间；初，从化、程乡（今梅州）诸路寇起，与蓝瀵（即南昆山）、帽子各峒民，纠连梗化。地属增城，相距二百余里，远莫能制。寇平始置县。”清咸丰《龙门县志》也称“龙门县之设，因弘治五年，从化盗起，结山峒之民，啸聚其间，险阻辽阔而不可治，督臣始建议置县控扼要冲，九年乃俞其请。” 揆诸历史，龙门建县有两个根源：一为矿民起义，二为瑶民起义。 明朝中叶，土地的兼并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流民问题越来越严重，明宪宗成化年间荆襄地区还引发了规模较大的流民起义。 在此背景下，众多农民丧失赖以生存的土地，加上地主和官府征收的田租皇粮以及苛捐杂税极其沉重，民生艰难，许多失地、少地的农民以及无业贫民，背井离乡，另谋生计，有些人到偏僻地方开荒种地，有些人来到荒无人烟之地开采铁矿、开炉铸铁。 龙门铁矿集中在铁岗、南昆山、地派一带，其中又以铁岗为最。铁岗位于南昆山下，自古人迹罕至。清康熙《龙门县志》卷五“物产篇”中的《铁炉说》称，“山峒中有石可以冶铁，故岗以铁得名也。其地界从化，联蜈蚣、蓝瀵、帽子诸峰，为人踪罕到之地。” 面对严酷的社会环境和自然条件，为了生存，也为了逃避官府和土豪的管辖，铸铁者不畏艰难险阻，聚集到“人迹罕到之地”自谋生计。采矿冶铁者来自四面八方，人数越来越多。他们不用缴纳“国赋皇粮”，不耕田种地，属性近似小手工业者，但他们来自于农民，同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 明政府一直控制矿场的规模和人数，明嘉靖《广东通志初稿》记载韶州、惠州两府的矿场“每处止许一炉，多不过五十人”。不过，在官府鞭长莫及的山区矿场，每一炉却多达近千人。明代博罗大儒张萱在《西园闻见录》提到这一现象，矿主“召集四方无赖之徒来彼间冶铁，每一炉多至五七百人”。一旦有人牵头起义，人数众多的矿民势必一呼百应，声势浩大。 铁岗、南昆山一带新的生产方式和“无政府主义”状态，对习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思维的当朝统治者来说，是眼中沙。官府将矿民目为“山寇”“匪”“奸”。“明孝宗弘治初未置龙门，山寇因采铁起，西北一路，多东莞、新会之匪。东南一路，多程乡、海丰之奸。依山鼓铸，争利相哄，西北掩东南而杀之，踞蓝瀵、帽子峰、七坑等处，西林之民附焉，遂成大乱。”（清咸丰《龙门县志》卷十六“事略”） 这说明，明弘治初年，龙门县未建之时，来采矿冶铁的多是外地人，后来连龙门西林本地穷人也参与其中，统治者认为“大乱”来，于是开始镇压。 果然，明弘治四年（公元1492年），总督秦纮奏请用兵，命帅府苗某督兵进剿。贼预设伏于牛井朗中，兵至伏发，苗帅与一参军一游击俱死之。”（清咸丰《龙门县志》卷十六“事略”）轻敌冒进的明官兵，出师不利，进入山峒不久，便中了“草寇”的埋伏，三个将领命丧山间。 次年，明弘治五年，明兵再次行动，“守备王守忠献策，募乡勇。詹村人戴琳与弟琼，率勇士应募，身为前导，官兵随之，大捷，连捣贼十七寨，生擒贼首茹白须、何跳墙、邓福寿、高任子、江天青等，斩首数千。余党窜山谷，寇平。” 当时的冲突异常激烈。史料记载，增城上龙门巡检司巡检李太于明弘治五年上任，“时从化盗起、纠连山峒，烽火遍野。太智勇过人，毅然以捍御自任。见乡人各缮垣墙以自固计，太集众谕曰：'御寇于门墙，此守涸辙耳，所活几何？守也，不如战也！’……（李太）遂率乡勇以战，自晨至午，杀贼百余，贼败走，乘胜追逐数十里。贼恨太甚，越日率众来袭。太力御之，终以众寡不敌，为贼所害。陈（李太妻）曰：'公死吾何生，为义誓不辱。’即自缢死。” “寇平”之后，龙门开始进入“建县治”的议事议程。明弘治五年，督臣始建议置县控扼要冲，四年后，朝廷乃俞其请。明弘治九年建县时，邑人思念李太之勇，建祠以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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