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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军队的评衔工作开始于1953年上半年。1953年1月20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总干部部向全军各大单位发出《关于军衔鉴定工作指示》，指出:″根据中央军委的决议，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1953年3月9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评定军衔工作拟分三期进行，第一期为1953年8月底前，评定编制序列内任职与学习的有军籍人员的现役军衔。从1953年3月开始，全军各大单位的各级现役军官干部从上至下展开了军衔鉴定工作。根据中央军委制定的军衔鉴定的权限，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军事学院与志愿军党委主要负责上将至少将人选的军衔鉴定工作，军委各军兵种负责人与各大军区领导以上干部的军衔鉴定，由中央军委直接负责。 1953年3月，全军军衔鉴定工作开始不久，由于当时共和国国家财政赤字高达25个亿，军衔鉴定工作开展仅一个多月，中央军委便于4月26日发出军衔鉴定工作延期至53年底再进行的通知，全军军衔鉴定工作暂时搁置下来，但全军各大单位关于上将人选的鉴定工作已基本完成。中央军委亦将15人元帅草案上报中央书记处。随后由于1953年6月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出现＂批薄反刘＂事件，财经会议的风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会议长达两个月之久却没有解决根本矛盾。伴随着援朝战争的结束，中央向全国发出增产节约的紧急指示，决定财政支出削减12.5个亿，其中军费压缩3个亿，这使得刚刚起步的军队评衔不得不暂时中断，后中央决定军队评衔延期至1955年进行。1954年12月底，中央决定，将于1955年全军实行军衔制。1954年12月22日，共和国评衔工作再次启动，中央军委要求全军各大单位党委对原评定的上将人选重新进行军衔鉴定，并与1月初以前上报总干部部，由中央军委统一评定。由此全军各大单位党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对原评定的上将人选重新进行了鉴定，并于1955年1月初重新上报了本单位拟评上将名单。 1955年1月12日，总干部部发布《评定军衔的工作计划》，提出“中将以上军衔，由中央及军委于1955年1、2月间先行确定，根据这一计划安排，中央军委于1955年1月14日，由彭德怀与罗荣桓主持召开了讨论军衔问题的座谈会，对上将以上人选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并与1955年1月16日上报了军委座谈会通过的初评上将名单与拟评大将、元帅方案。后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于1955年1月与3月先后召开上将评衔会议，在1955年4月全国12个新的大军区成立之前确定了现役军官的上将评定工作。本期将专门详解1953年上半年至1955年4月中南军区上将人选的变动情况，现具体介绍如下： 一，1953年3月中南军区党委鉴定7人为上将军衔1953年3月9日后全军各级干部军衔鉴定工作全面启动，关于干部的军衔鉴定权限，当时全军军委委员级以上干部的军衔鉴定是由中央军委直接负责，军委四总部、六大军区、志愿军与军事学院党委负责本系统内正兵团级以下人员的军衔鉴定。当时的中南军区为全军编制中最庞大的方面军级单位，下辖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西五个二级军区与广东武装部，以及军区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特种兵单位，这些兵团级或军级单位领导人的军衔鉴定均由当时的中南军区党委完成。在当时的中南军区各级领导参加军队军衔鉴定工作的干部中，主持中南军区党委工作的中南军区第三政委、中南军区党委副书记谭政与两位时任军委委员的张云逸、李先念以及林彪、叶剑英共五人人不在中南军区党委鉴定干部之列，他们五人的军衔鉴定归属于中央军委负责。当时的中南军区第二政委邓子恢则因已赴京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而未参加军队鉴定工作。 在1953年上半年军衔鉴定中，总干部部拟制的《军衔条例（草案）》中规定了各级军官基准职务的编制军衔，其中关于上将、中将人选的评定为：
根据中央军委发布军衔鉴定指示，中南军区于53年3月中旬开始了本系统内副兵团级以上干部的军衔鉴定，经过一个月的综合评议，终于初步确定了七位上将人选，根据德才资综合平衡后：湖北、河南、江西、广西四个二级军区的司令员以及代理张云逸工作的广西军区第二政委陈漫远五人，另加上中南军区参谋长黄永胜与政治部主任陶铸共计七人拟评定为上将。起义将领不在53年军衔鉴定之列。1953年3月中南军区军衔鉴定为上将的七人具体名单与军队职级为：
经过一个月的军衔鉴定工作，1953年4月初，中南军区党委将评定出的七位上将人选上报总干部部，后中央决定军队评衔工作延期至年底进行，军队评衔工作暂告一段落，全军上将评定工作遂搁置下来，直到1954年12月底才重新启动。至1954年12月中南军区上报的上将人选未发生变动，仍为原上报七人。 二，1954年12月底，中南军区将重新鉴定的上将人选上报总干部部，杨至成补阙陈奇涵上将名额1954年12月22日，中央军委决定全军评衔工作再次启动，要求全军各大单位对原进行的干部军衔鉴定重新再做，于1955年1月初以前完成上将人选的重新评定并将拟评上将名单再次上报总干部部。 1954年12月底评衔工作重启后，中南军区党委对原上报的上将人选重新进行评定，鉴于原江西军区司令员陈奇涵已上调军委任军事法院院长，而中南军区后勤部长杨至成被任命为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中南军区党委决定陈奇涵离开中南军区后，其空缺的上将名额由新任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杨至成补上，而其他六位拟评上将人选仍不变。然后，中南军区党委将修正后拟评上将名单再次上报总干部部。1954年12月底，中南军区上报的拟评七位上将具体名单与军队任职为：
三，拟评上将名单上报毛主席初审时，毛主席对中南军区上将名单提出了批示总干部部在收到中南军区上报的拟评上将名单后，第一时间将名单呈毛主席初审，毛主席在审阅中南军区上报的上将名单时，专门批示：
四，根据毛主席对中南军区上将名单提出的批示，中南军区修改上将名单毛主席对中南军区上将人选的批示转交总干部部后，总干部部又将名单转发回中南军区党委。中南军区党委认真讨论毛主席的批示，在征求各单位领导的意见后很快修改了上将名单。本在上将名单中的广西军区第二政委陈漫远在看到毛主席提名韦国清为上将的提议后，主动要求自已不评衔，将上将名额让给拟任广西省省长韦国清。韦国清本因转地方工作不授衔，但因为在越南指挥奠边府战役中取得大捷，被胡志明举荐为上将人选。中南军区党委接受了陈漫远主动让衔的申请，在上将名单中将陈漫远的名字改换成了韦国清。 湖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本拟上报为上将，由于1954年1月代表红四方面军唯一人选评定为大将的李先念因转政府工作，出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故将无缘军队评衔工作。毛主席在征求李先念的意见时，李先念主动要求自己不评衔并专门举荐他在湖北工作的搭挡王树声为红四方面军大将代表，并获得了主席的认可。1954年9月王树声被任命为七位国防部副部长，接替李先念内定为大将人选已属板上钉钉。当毛主席在审批中南军区上报的上将名单时专门在王树声名字下批示：＂王树声因已任国防部副部长，拟评大将为宜＂。而王树声空缺下来的上将名额，毛主席提议已入军事学院学习的原中南军区参谋长韩先楚由拟评中将提升为上将。 根据韩先楚在红军与抗战时期的资历和他的军队级别，中南军区在1954年底上报的初评上将名单中，并未出现韩先楚的名字，此时的韩先楚已入军事学院学习，但他的关系却仍在中南军区。中南军区党委根据韩先楚正式参加红25军的时间稍晚，长征时又仅为营长职务，加上抗战时期有四年大后方学习，八路军115师新三旅旅长一职是他抗战时期的最高职务，因此中南军区党委仍按1953年志愿军党委评定韩先楚为中将的军衔鉴定上报总干部部，因此在中南军区54年底上报的上将名单中并未将韩先楚列入。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陈云在看到上将初评名单中没有韩先楚时，向毛主席提议韩先楚理应授上将军衔，并力述韩先楚在黑土地三年解放战争中坚持南满战斗与辽沈战役中立下的不朽战绩，此外陈云还专门提到收复海南岛战役中韩先楚做出的贡献。陈云的提议得到毛主席的认可，因此他在中南军区上报的上将名单中专门加上了韩先楚的名字，并亲笔批示＂韩有功，中晋上＂。中南军区党委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毛主席的提议，修改了原上报的上将名单，并将修正后的上将名单重新上报总干部部。1955年1月初，经过修正后的中南军区上报的七位上将人选为：
五，1955年1月中旬中南军区上报的七位拟评上将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评衔1955年1月14、15日，中央军委召开了军委座谈会，通过了初评元帅、大将与上将名单。关于大将人选，军委座谈会经过两天认真讨论，通过了初评大将两个方案，在54年已初评为大将的8人与军委已内定王树声为大将的基础上，第一个大将方案增加了6位大将人选，第二个大将方案则增加了15位大将人选。在中南军区上报的七位拟评上将名单中，陈再道做为红四方面军代表有幸入选了初评大将第二方案22人名单。其他六人仍在评定的上将名单中。 六，1955年1月底，上将评定中根据毛主席提议地方干部陶铸的上将军衔评而不授1955年1月16日，彭德怀与罗荣桓联合署名，将军委座谈会通过的上将以上名单上报毛主席。毛主席审议名单后，召开书记处开会研究，通过了初评元帅与大将名额均为11人的决定，原大将第二方案中陈再道改评为上将。根据毛主席提出的现已重心转地方工作的干部暂不参加第一期现役军官的评定，待第二、第三期再说的决定，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因工作重心转地方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东省省长，他的军队职务实为兼职，因此中央军委决定，陶铸暂不参加第一期军队现役军官的评定工作，他的上将军衔评而不授。至1955年4月中南军区撤销改编为广州军区，中南军区上报且授予上将的六人在55年9月授衔时的具体任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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