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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南昌起义的萧克老将军对三河坝战役曾这样评述:“没有三河坝战役, 便没有井冈山会师。”坦白说, 三河坝战役之因, 并不一定结出井冈山会师之果。不过, 纵观这两者之间的历史过程, 我们发现, 由于朱德对革命道路的自觉坚守和大胆探索, 主导了这一历史过程, 其结局却正是从起点果然走向了终点。换言之, 萧克的这个评述, 须有朱德这个要件才能成立;如果没有他的党性和人格魅力, 没有他的决策、组织、指挥作用, 便没有萧克评述的成立。 战事失利, 坚持革命不动摇这里所说的战事失利, 是指1927年9月上旬, 中共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在起义军南下广东、驻留汀州期间, 作出分兵决定, 导致下旬主力兵败潮、汕;留守三河坝的朱德所部, 也在与数倍于己的强敌激战三昼夜后折损过半, 不得不撤离三河坝。两路皆失利, 朱德手下以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官兵为主的2000来人, 不免心情沉重, 许多人茫然不知所措, 乃至思谋另寻出路。 在既要面对敌人随时可能发起的围堵追击, 又要面对同起义军领导机关前委失去联系的险境下, 作为第九军副军长、先遣司令, 这支部队最高领导人的朱德, 一切只能由自己独立负责了。正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朱德以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挺身而出。他同部队主要领导人周士第、李硕勋 (分别为第二十五师师长、党代表) 等商量后, 于10月7日在广东省饶平县北茂芝的全德学校召开干部会议。会上, 朱德通报了起义军主力潮汕失败的情况后, 毅然决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 我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 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 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包围圈, 和同志们团结一起, 一直把革命干到底。”朱德坚毅果敢的神态、铿锵有力的话语, 深深地感染、激励了与会人员。大家围绕朱德的讲话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最后由朱德归纳为四条应急之策, 即要尽快找到上级党组织, 以便取得上级指示;要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 湘粤赣边界地区是理想之地;要从东北方向穿插出去以避敌, 尽量保存实力;要继续对全军做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 发挥党团员和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坚决扭转对革命丧失信心的混乱思想。会议否决了少数人关于解散队伍的提议, 并确定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行动方针。 此时, 朱德他们选定地界湘粤赣三省的湘南为立足点, 至少基于下述几条理由:第一, 这里是边徼之地, 山多林密, 敌人兵力薄弱, 又是“三不管”地带, 有良好的地理条件;第二, 这里是北伐军过化之地, 农民运动搞得早, 支援北伐最得力, 有不错的人民条件;第三, 湘南大道是南北交通要道, 占有湘南能给上下游以相当影响。 在南昌起义军余部面临生死存亡、前路渺茫之际, 朱德的态度及其归纳的四条应急之策, 不仅能解眼前之困, 而且有助于人民军队的长远建设;不仅预示了朱毛井冈山会师的前景, 而且开始了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尝试。同时, 也显示了朱德从旧民主主义者、旧军人到共产主义者、革命军人的自觉转变;表现了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意志, 以及非凡的担当精神与能力。设或朱德当时畏首畏尾, 甚而弃职而去, 那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就不复存在, 更遑论朱毛会师井冈山了。 赣南四整, 上山游击有出路朱德所部在饶平略作休整后, 立刻向闽粤边界转移。一路急行军, 排除沿途反动地主武装的堵截, 又在福建武平和追敌钱大钧部打了一次退却战。如此起义军损失兵力近千人。在抢占被反动民团踞守的闽赣边界石径岭附近隘口时, 朱德亲率几名警卫员攀岩附壁, 出其不意在敌人侧后发起袭击, 终于突破险关, 带领部队进入赣南。经此一仗, 朱德在部队中的威望大大提高了。然而, 部队面临的困难却依然十分严峻:四面受敌, 孤立无援;饥寒交迫, 病号频发;掉队、脱队人员有增无减, 营长、连长带兵开大差, 甚至师、团级干部也有逃跑、自寻出路的。10月下旬初到达安远天心圩时, 全军只剩七八百人, 且人心浮动, 军纪松弛, 战斗力下降, 颇有顷刻瓦解之虞。 朱德临危不惧、临乱不慌, 他在陈毅支持配合下, 在两个来月时间里, 接连进行安远整顿、信丰整纪、大余整编、崇义整训 (合称赣南四整) , 结合开展群众工作和统战活动, 不仅维系了这支部队, 而且使之更坚强有力, 学得了更多的革命本领, 为日后进军湘南大展拳脚, 打下了扎实基础。 在天心圩召开的军人大会上, 朱德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大家知道, 大革命是失败了, 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他以俄国两次革命为例, 说明中国革命虽然遭到像俄国1905年那样的失败, 但终将迎来“1917年”那样的胜利。“只要保存实力, 革命就有办法, 大家要相信这一点”。他还说:“要革命的跟我走, 不革命的可以回家, 不勉强。”陈毅也在会上讲了话, 鼓励大家经受失败的考验, 以朱军长为榜样, 做失败时的英雄, 革命到底。经此思想教育, 这支部队统一了认识, 士气开始高涨。半个世纪后, 陈毅还清楚地记得这一节, 他说:“人们听了朱总司令的话, 也逐渐坚定, 看到光明前途了, 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 这个部队肯定地说, 是会垮定的。”从这次军人大会以后, 朱德和陈毅成了部队官兵心悦诚服的领袖, 这支部队也渡过了最艰难的阶段。 离开安远西行至信丰途中, 部队中少数人破坏群众纪律的行为日益严重地暴露了出来。在城里有人钻进酒楼饭馆里去大吃大喝, 吃完把嘴一抹就走;有的还闯进店铺, 把手榴弹往柜台一放, 故意把导火索掏出来:“老板, 称称有多重, 当几个钱零花。”形同军阀队伍, 影响极坏。为了整饬军纪、刹住歪风, 10月23日, 在信丰的新田、大屋下, 朱德主持召开了排以上军官会, 决定整顿部队纪律, 并成立了“没收委员会”, 没收地主土豪的财物, 以解决部队给养。25日, 又在信丰源和召开全体军人大会, 由陈毅向大家宣布纪律和处分违纪不良分子的决定。这些举措对部队震动很大, 此后军纪执行明显向好。 在信丰停留时, 朱德和中共信 (丰) 定 (南) 安 (远) 中心县委书记郭一清等取得了联系, 开了次联席会议。朱德向他们介绍了全国的政治斗争形势, 指示他们要努力发展农民协会、武装工农、建立赤卫军。为此, 部队还留了8条枪给他们。朱德从前来接头的赣南特委联络员口中, 第一次听到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向井冈山的消息, 心中十分高兴。这无疑成了他日后决定向井冈山进发的引力。 10月底, 朱德率部到达赣粤边境的大余县。他利用粤桂军阀混战、无暇追击起义军的时机, 在这里对部队进行整编。一面由陈毅主持整顿党、团组织, 重新登记党、团员, 成立党支部, 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去, 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一面把部队缩编为一个纵队 (团) , 分成五个支队, 每一支队设政治指导员一人, 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 尽量吸收新党员。旧的军事指挥制度取消, 代之以直接指挥的制度。部队改名为工农革命军, 不过还打着原来的国民党旗号。朱德担任纵队司令员, 陈毅为纵队指导员。这次改编, 鲜明地体现了人民军队政治建军、党指挥枪的特点, 与毛泽东对秋收起义部队进行的“三湾改编”, 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此, 这支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 团结成了一个比较巩固的战斗集体。 在大余期间, 朱德他们还多次召集群众大会, 向老百姓宣传革命纲领和目标, 要求他们坚持革命, 组织起来建立人民政权。 11月上旬, 朱德率部来到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崇义上堡、文英、古亭一带。这里的地理、人民条件都跟湘南相似, 利于部队隐蔽和游击。朱德、陈毅在控制这片山区后, 即着手对部队进行整训, 以进一步增强其战斗力。首先是整顿纪律, 规定募捐和缴获全部归公;其次是进行军事训练, 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 小课则天天上。提出了新战术, 即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 从打硬仗转变打有把握之仗, 开始向游击战争方向转变。与此同时, 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 帮助农民群众劳动, 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 发动他们打土豪。这是这支部队头一回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 意义不言而喻。 经过在赣南的“四整”, 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 面貌一新, 战斗力大大加强, 从而为朱毛两军会师井冈山并迅速融合一起, 打下了坚实基础。对这一段斗争实践, 朱德十分重视, 他曾追忆说:“干革命, 过去只知道在城市里搞起义, 这时候才知道还可以上山打游击。”“那时候党中央的政策不想打游击, 而是搞城市起义。”“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 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 觉得上山有出路。”这个出路便是以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可以说, 朱德此时已经开始了对这条道路的探索和实践。在此期间, 朱德听到毛泽东率部上了井冈山的消息, 即派毛泽覃前往联系。 朱德他们能在崇义休整部队和开展农村工作, 与朱德、陈毅适时正确运用革命策略, 对滇军范石生部开展统战工作分不开。这样做, 既维持了环境的安定, 解决了给养和弹药, 又保持了独立自主性。应当说, 这也是朱德运用马克思主义策略学说的一个创造。 湘南暴动, “三个结合”谱新篇1927年12月, 朱德奉中共广东省委指示, 率部开往广东去支援广州起义。下旬到达粤北时, 得悉广州起义已失败, 遂在韶关西北三十里的犁铺头休整。此时见到奉毛泽东之命前来探听南昌起义部队下落的何长工, 朱德详细向他询问有关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井冈山地区的情况, 并说:“我们跑来跑去就是要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我们已经派毛泽覃同志去找毛润之了。”次日, 又对临别前的何长工说:我们这两支部队要经常联系, 将来部队力量要集中。这是朱德准备朱毛两军会师的直接表白。 1928年1月上旬, 朱德率部以“野外演习”为名, 撤出犁铺头北上, 计划去湘南找一块地方建立根据地。在宜章莽山洞与湖南省委、宜章县委联系后, 决定发动宜章暴动。中旬, 朱部在当地阔少、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的胡少海配合下智取宜章城。朱德在宜章县委召开的庆祝大会上讲话, 号召工农武装起来打倒蒋介石等新老军阀, 实行耕者有其田, 真正当家做主人。他郑重宣布起义军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废除原在南昌起义时用的青天白日旗, 改为满天红斧头镰刀军旗。由此揭开湘南暴动序幕, 开启工农革命军和湘南农民运动相结合, 武装夺取政权新历程。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 朱德他们紧紧联系和依靠各地党组织、工农群众, 实行“三个结合”, 即把武装力量同农民运动相结合, 游击战同运动战相结合, 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相结合。先后取得郴县、耒阳、永兴、资兴、桂阳、安仁六县的暴动胜利, 建立了继宜章县苏维埃政府之后的六县苏维埃政府, 并先后建立了83个区级、740多个乡级苏维埃政府。在此基础上, 于3月20日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 先后组建了宜章、郴县、耒阳三个独立师和永兴、资兴两个独立团, 各区、乡则组建了赤卫队。工会、农会、妇女会、学生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也纷纷成立。“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响遍村落田野, 各地兴起“插标分田”热潮。湘南暴动影响所及达到20余县、100多万人。 这些成就的取得, 无疑有着朱德对革命道路的坚守与探索的辛劳付出。以他为首创造的上述“三个结合”工作方针, 正规部队、地方部队、赤卫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系, 以及土地分配、政权建设等各项经验, 不仅为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提供了范例, 为井冈山斗争提供了参考, 而且成为我党、我军建设的宝贵财富。 令人遗憾的是, 如此浩大的革命局面, 被湘南特委少数人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断送了。他们要求到处进行烧杀, 脱离了群众, 孤立了自己。另一方面, 湘粤赣三省军阀联手争夺湘南大道控制权, 挤压工农革命军。为保存力量, 朱德当机立断作出了退出湘南、上井冈山的决策。 此前, 即1927年12月21日, 中共中央写给朱德及全军官兵的信中, 曾要求朱德率领部队从范石生的部队分化出来, 立即与湘赣边界的毛泽东联系, 共同计划, 发动群众, 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 建立苏维埃政权。信中还提到:“你们这一部分队伍的组织形式, 广东革命委员会已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正是依据这一条, 朱部在湘南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号。至于跟毛泽东联系一事, 朱德已经做了, 而且甚有成效。综合中央和朱、毛各方的认识与行动可知, 朱毛会师乃时势使然, 而朱德主动顺应了时势, 显示出极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领导艺术。 在撤出湘南、向井冈山进发途中, 朱德等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和湘南农军, 得到毛泽东所部有力的接应与支援。1928年4月24日前后, 两军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会师于井冈山, 从此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闻名中外的朱毛红军。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 也越走越宽阔, 越走越成熟——尽管前进路上难免还会遇到挫折与反复。 来源：《福建党史月刊》2017年07期，作者曹春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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