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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来为伦理社会, 以关系为本位,以地缘、血缘、学缘、姻亲等关系为重要纽带的人际关系成为社会关系中的重要内容。而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中, 人治色彩相当浓厚, 因而以姻亲、师生、僚属、朋友、结拜兄弟、同学、同乡为主要纽带的传统私人关系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部分阁员间社会关系一览表 (1916-1928)   表中展示的这样一个复杂而又清晰的社会关系网络无疑是令人吃惊的。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近代社会, 婚姻都是官场上官员之间建立政治联系的重要手段。顾维钧因受到唐绍仪的赏识, 在博士论文还未曾完成之时, 便被唐推荐回国任总统府和国务院的英文秘书。与唐的三女唐梅结婚后, 即开始在外交部工作, 不久就升任参事。三十岁不到便开始了职业外交生涯。 另一个著名的外交家施肇基也是因为年轻之时便被唐看中, “目为佳士, 期以远大, 遂以其兄之女妻之。施、唐既联姻娅, 绍仪益善遇之, 先后任英美使馆随员, 后以道员指省直隶”。民国建立后, 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 于是便“引肇基任交通总长”。 孙宝琦为内阁总理之时, 因颜惠庆是其妹夫, 遂邀颜出任外交总长, 但前任外交总长顾维钧少年持重, 深得曹锟信任, 曹宁可放弃孙宝琦, 也一定坚持要由顾执掌外部, 孙宝琦只得改任颜惠庆为农商总长。 1924年11月, 段祺瑞复出并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转年便特任其内弟吴光新为陆军总长, 丝毫没有避嫌之意。 友谊作为传统社会关系的一种, 虽然它的政治意义很难确定, 但往往具有其他个人关系所不及的更大的政治力量。 事实上, 友谊是人们在长期生活、工作以及学习中形成的, 作为一种感情上的联系不仅十分主观, 这中间还会夹杂着其他各种关系。如王宠惠和罗文干就为同事兼朋友关系, 1916年北洋政府成立修订法律馆, 罗文干在该馆就职, 1918年7月在王宠惠手下任副总裁, 在修订刑法典过程中, 他们两人成为挚友, 在此期间罗文干在北京大学任法学教授、法官训练所讲师。1922年9月20日王宠惠负责组阁, 使罗文干的前程发生突然的变化, 王任命罗在有顾维钧、徐谦等人参加的“好人内阁”中担任财政总长, 同时又兼任盐务督办, 币制局长。 陆征祥与颜惠庆则是朋友兼同乡的关系, 陆征祥在回忆录中曾经指称颜惠庆是他一生的“四大密友”之一。1910年, 陆征祥从海牙回到北京, 以清政府出使荷兰大臣的身份与荷兰驻华公使贝拉斯谈判两国互设领事的条约。颜作为外务部的代表亦参与此次谈判, 并与陆一见如故。两人既是同乡, 又都笃信基督, 长期的国外生活使他们有很多共同的语言。1912年陆在被任命为外交总长后, 立即想到老乡颜惠庆正可倚重。 于是陆便向袁世凯提出三个条件, 其中之一便是外交次长应为一位谙英文者, 并提名颜惠庆。 正是由于陆征祥的极力推荐, 颜惠庆才得顺利留任。1913年春, 颜又经陆的推荐, 出任中国驻德、意、丹三国公使。 1920年8月, 靳云鹏二次组阁之时, 周自齐出任新内阁的财政总长, 陆征祥被任命为外交总长, 但陆因为身体健康原因, 拒不到任于是周自齐和陆征祥都向靳云鹏推荐颜惠庆月日颜惠庆受命署理外交总长。 结拜兄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多为军人与旧官僚所推崇。以段祺瑞与许世英为例。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 派熊希龄组阁, 许世英辞去司法总长职, 经张锡銮推荐任奉天民政长。这时段祺瑞有意结交许世英, 在出关前, 特邀他至段府, 结拜为“盟兄弟”。他们同为安徽人, 这次拜盟, 对日后政治上的紧密结合, 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果然, 袁世凯死后, 段祺瑞执掌阁揆, 随即引许世英掌内务。1924年11月, 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 转年便任用许世英为国务总理。显然段许的交往中实际还包含有同乡关系, 因此即使是结拜兄弟, 我们也无法认定其政治关系是出自真正的友谊。 结拜兄弟本身亦掺杂了诸多因素, 其结拜的目的有时候也不仅仅是发自内心的情谊, 亦有源于利益的驱使。如潘复与靳云鹏的结拜兄弟关系中就掺杂了同乡、姻亲等关系。潘与靳同为山东济宁人, 后来又结为儿女亲家。此外, 还有一层更为特殊的关系, 昔日靳母因家境困难, 曾作过潘复的奶妈, 从小抚育过潘复。1914年靳云鹏加封泰武将军衔, 督理山东军务, 潘复乃登堂拜母, 与靳家兄弟结为异姓弟昆之后, 两人在政治上的合作便日趋紧密, 1919年11月, 靳云鹏受徐世昌之命组织内阁, 推举潘复作财政次长, 自此潘复便正式步入北京政坛。1920年8月, 靳云鹏在其亲家张作霖的推荐下, 再度组阁, 潘复仍为财政次长, 并兼盐务署署长。而当潘复作了国务总理以后, 便有了“一个妈妈, 奶出两个总理的讹传”。 学缘关系也是影响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构成的重要因素。传统意义上的学缘关系主要有“座主”与“门生”、同年等。科举废除后, 这些关系亦失去了再生产的场域, 但这一惯习却一直保留着。费行简在《民国十年腐败史》曾谈及此事:“前代文人重科第, 因之师生谊笃, 近则文官罕有此习, 而移之于武人焉。大约科长科员等, 非总长之门生、小门生, 即次长之门生, 非具渊源者, 殆不得入门。” 近代以来, 随着学堂、学校的兴起, 学缘关系又衍生为同校之校友、同班、同期之同学以及授业之恩师等。同校相亲, 毕业于同一学校的官员之间自然有着学缘上的联系, 他们在掌握了军事力量和权力资本后, 在选择下属时自然会想到任用与自己同校毕业的官员, 所以正如布尔迪厄所言:“同窗之间的友情或者爱情, 正是社会资本这一珍贵的资本类别在结构上呈现的一种最可靠、最隐秘的形式。” 僚属与上下级亦是影响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而言, 这种关系的形成, 首先需要的是像陈志让先生所说的一个具有“施恩能力”的领袖, 只有施恩能力越大, 才能更好地团结部下。 显然, 军阀更具有这方面的实力。因此, 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当政之时, 其僚属亦大量充斥于中央政府之中。段祺瑞经常对张国淦说:“中国如能用四人, 则中国强矣”, 张即问何人段答曰:“吴光新、靳云鹏、傅良佐、徐树铮。” 显然中国官僚对自己的下属总是特别关爱, 但却不免言过其实。 现代意义上的文官和古代士绅一样, 其交往方式正如许纪霖先生所言, “是以自我为中心, 以熟人社会为半径, 以血缘、地缘和学缘关系为经纬。” 尽管表中所列之人并不是全靠人际关系而得以进入内阁, 但其重要性却是不言而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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