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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底沟时代结束以后，中原文化迎来了“龙山文化时代”。这一时代大概是距今4600年前到距今4100年前。 龙山文化诞生于黄河下游的山东河北地区，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大汶口-龙山文化在考古上，一直就是与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并列的存在，二者是我国北方地区最重要的两种上古文化类型。仰韶文化的标志是彩陶，而龙山文化的标志是黑陶，也就是黑色的陶器。 黑陶和彩陶相比，重量更轻硬度更高。但要把陶土烧制成黑色，工艺难度比烧制彩陶大得多，主要是所需的温度更高而且陶胎要更薄，需要利用还原焰来烧制，还要制造出高精度的拉坯机。 黑陶烧制技术在东方被发明以后，就迅速往四面八方传播，压过了来庙底沟文化的风头。庙底沟地区也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庙底沟二期文化就被考古学家纳入了中原早期龙山文化的范畴。[1] 中华古史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开始于庙底沟时代向龙山时代过渡的时期，而后来的尧舜时期则属于考古上的龙山时代晚期。 《史记》是我国传统正史“二十四史”的第一部，作者司马迁著述态度严谨，经过他的考证，认为黄帝以前的传说比较虚无缥缈、难以证实，所以《史记》的第一篇就从黄帝开始讲。《史记·五帝本纪》上来先讲黄帝。 《史记》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轩辕就是指的黄帝。轩是马车上的帷幕，辕是马车车架跟马的连接杆。一般认为，黄帝为姬姓，轩辕氏。轩辕氏可能是最早发使用马车的氏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黄帝氏族的势力兴起的时候，神农氏的势力已经衰落了，中华大地上一片战乱，但神农氏无力控制局面。于是黄帝就发兵四处征战，谁不服打谁，最终把不服的都打服气了，也就取代神农氏建立了霸权。 黄帝也是上古传说中的英雄人物，跟炎帝生活在同一时期。他可能是具体的一个人，也就是带领黄帝氏族夺取中原霸权的那个首领，也可能是很多代黄帝氏族首领在传说中的一个人格化的形象。 从屈家岭向北扩张进入关中和中原的炎帝氏族，与黄帝氏族之间互相征伐、争夺关中和中原地区的霸权。最后，黄帝氏族胜利，但炎帝氏族并没有被驱赶或者赶尽杀绝，双方结成了联盟，最终融合成为了一个族群——炎黄族群。 炎黄族群，是黄河上游的黄帝文明与长江中下游的神农文明融合的产物。炎黄族群融合以后，长期占据适宜农耕的关中平原和河洛平原，称霸整个中国，文明程度也领先于周边地区。他们把南边包括石家河和良渚文化在内的其它神农氏族称之为“南蛮”，把北边的氏族称之为“北狄”，把东边的氏族称之为“东夷”，把西边的氏族称之为“西戎”，自己则自称华夏、中国。炎黄族群后来还建立了夏王朝和周王朝，在此基础上孕育了华夏民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所以我们中国人从古至今一直自称“炎黄子孙”。 有历史学家把中华上古文明形容成为“花瓣式文明”。河洛地区居中，是花芯；东南西北各个地方的文明就是花瓣，他们围绕着花芯一边争夺霸权一边交流融合。谁强大谁就入主中原。 河洛地区——也就会今天洛阳一带的黄河周边区域——之所以被称之为“中原”，不仅因为它在地理上靠近中华文明圈的中心，还因为它处于黄河、淮河、长江这三条大河距离最为接近的区域。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两条母亲河——黄河和长江都发源于青藏高原，源头非常靠近，之后就一条往北一条往南，距离越来越远。黄河往北进入蒙古高原，然后掉头南下，穿过吕梁山脉与渭河汇合，汇合之处形成关中平原，然后转头穿过崤山山脉，经过三门峡向东进入河洛平原地区；长江南下进入云南，然后转头向北，穿过四川盆地再经过三峡，从宜昌进入江汉平原。江汉平原紧靠河洛平原，宜昌到三门峡距离只有约六百公里，是长江黄河发源以后距离最近的一段。两大平原中间又有大量的支流水系可供交通，淮河也在此间发源。 这样，河洛平原位于黄河中游，往南是淮河上游，再往南就是长江中游。从这里出发，军队可以方便的去往黄河、淮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就可以获得威慑这三大流域中下游地区的战略优势。要称霸或者统一中国，就必须征服河洛地区。所谓“逐鹿中原”就是指各方势力围绕河洛平原争夺争霸的意思。 征服河洛地区，在古代有四个方向，难度从易到难逐渐增加，一个是从黄河上游的关中平原沿河而下；第二个是从河北山东地区沿着黄河下游平原——也就是华北平原打过来；第三个从江汉平原北上；第四就是从东南方向，也就是长江淮河下游逆流而上。 在古代社会，河流以及河谷道路是最重要的行军和物资运输通道，逆流而上攻打的难度远远大于顺流而下，翻山越岭攻打的难度又要大于沿着平原进攻。要占据中原，从黄河上游出发最容易，先占领关中平原，依靠关中平原养活一支庞大的军队，再顺流而下；从黄河下游出发次之，属于沿着平原进攻；从江汉平原进攻的难度位居第三，需要穿越很多河流峡谷；从长江中下游进攻难度最大，属于逆流而上而且还要翻山越岭，基本就不可能成功。神农氏、炎帝部族是从江汉平原北上，黄帝氏族是从黄河上游顺流而下，后来的商朝则是从华北平原南下。要一直到明朝，才出现淮河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势力北上征服中原并最后统一中国的政权。在此之前，成功的王朝大多都是先征服关中、再征服中原，黄帝、大禹、西周、秦朝、汉朝、唐朝莫不如此。 当然，理论上还有第五个方向，就是从西南方向、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打出来，但受秦岭和三峡的阻碍，这个方向要想成功实在太难，历史上还没有过成功案例。 黄帝氏族早期的活动中心，可能是位于黄河上游甘肃地区的南佐古城。南佐古城遗址在西安的西北方向250公里，这个地方在古代被叫做“董志塬”，是黄土高原最大的一块平原，在《诗经》中被称为“大原”，又称“周原”，也是周文化的发源地。南佐古城存在的年代距今约5200年至4600年，总面积是600万平米，跟良渚古城一样，是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的重要考古证据。[2]《史记》里边说“黄帝崩、葬桥山”。桥山的地点自汉朝以来历代都有记录，就在今天甘肃庆阳市正宁县五倾塬乡，距离南佐古城遗址只有100公里，这里一直保存着一个巨大土丘，世代相传就是黄帝之墓。 南佐古城的鼎盛时期结束后，黄帝氏族沿着黄河流域顺流而下，向北蒙古高原、向东进入关中平原，营建了两座巨大的上古政治经济中心——石峁古城和陶寺古城。 石峁古城在吕梁山以北，在南佐古城东北方向五百公里，面向蒙古高原，面积400多万平米，仅次于南佐古城和良渚古城，存在于距今4600年到4000年之间，跟北方的红山文化交流融合，在考古上被称为“老虎山文化”。陶寺古城毁灭后，老虎山文化曾经一度南下控制了陶寺地区，但很快就连着石峁古城一起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没有在上古传说中留下多少痕迹。 陶寺古城则不一样，它成了考古与传说最重要的连接点。陶寺在吕梁山以南，南佐古城以东五百公里，位于山西晋中地区，在关中平原最靠东的边缘上。它背靠吕梁山脉，易守难攻，面向广阔的关中平原，往南距离三门峡只有一百六十公里，往东穿过晋中地区进入华北平原也只有两百多公里，是一个非常适合同时统治关中平原、河洛平原和华北平原的战略要地。它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被考古学家发现。 陶氏古城建城时间比石峁古城略晚，存在于大约距今4500年到4200年之间[3]。城墙面积大概是280万平米，在它之前和同时，也只有良渚、南佐和石峁古城面积比它更大。这里发现了大型的王墓，统治者的地位相比石家河、良渚显得更为尊贵，王权统治的区域也更大。 陶寺古城应该就是黄帝和炎帝氏族联合以后，炎黄族群称霸黄河流域和汉江平原的统治中心。不过，从南佐古城衰落到陶寺古城兴起，中间有一两百年的时间差。从南佐时代到陶寺时代这段时间，黄帝氏族应该还有别的都城，这些古城还没有被发现。 随着陶寺古城的兴起，南方的石家河古城、东南方的良渚古城都在几乎同一时间衰落了。广域霸权取代了区域王权，中国历史发展也就进入了广域霸权时代。[4] 《史记》里边说，黄帝的统治范围，“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xūn yù），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就是向东一直到山东，到东海边，向南到达长江流域，向西打到了今天的甘肃平凉市崆峒山，向北进入蒙古高原与匈奴发生了战斗，东北方向到达了河北涿鹿，也就是今天北京北边的张家口附近。 这个记录从考古来看，可信度较高，西北的南佐古城、南边的石家河古城、北边的石峁古城、东南方向的良渚古城就在这个范围的边缘地区，它们串起来就差不多包括了《史记》记载的黄帝统治范围。而统治中心陶寺古城正好处在这个范围的中心位置。而且，这个范围也跟“庙底沟霸权”形成的文化共同体范围高度重合，在黄帝之前一千年，这个范围内的古人们就普遍受到了来自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辐射，经过上千年的交战与交流，地理交通条件已足以支撑黄帝大军的征伐。 陶寺王墓中还发现了很多鳄鱼的骨头，用于制作乐器和礼器。我国北方黄河流域是没有鳄鱼的，最近的鳄鱼居住地是长江中下游，它们应该来自于南方氏族向陶寺王权的朝贡。此外，这里出土的陶器风格明显受到庙底沟二期的影响，三足鬲则来自北方的老虎山文化，玉璧、玉琮与良渚有关，玉兽面又与石家河文化相通，用鳄鱼皮制作的鼓则来自山东龙山文化[5]。总之，它是一个通达四方的广域治理中心。 在《史记》记录的黄帝霸权版图中，东北方向的山东河北一带没有发现像良渚、南佐、石峁这样的大型古城。但这个方向是山东龙山文化的主要影响范围，有大量的小型上古遗址存在，这些遗址的主人在历史记录中被称之为“东夷”。 东夷是我国古籍中对上古时代活跃在河北、山东、江苏一带的众多氏族的统称，可以称之为东夷族群。它跟炎黄族群、神农族群一起，共同成为了中华上古文明的三大主要族群。 炎黄在结成联盟以后，很快就向东征伐，跟蚩尤带领的东夷族群联军开战，主要的战场在今天的河北涿鹿，史称涿鹿之战。炎黄的大军取得了胜利，蚩尤氏族的首领被杀掉，东夷族群也就向黄帝表示了臣服。这样，神农、黄帝、东夷三大族群都被置于同一个政权的统治之下，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广域霸权——炎黄古国出现了。 炎黄古国是一个霸权制国家，是最古老的广域国家形态。中央政府更像是一个霸主：它并不往地方直接委派官员，也不分封土地，之前各个氏族的地盘和权力结构保持不变。但它不允许在自己的霸权范围内存在像石家河和良渚这样的区域性王权，各大氏族都直接向中央政权表示臣服。这种臣服的标志主要就是朝拜和进贡，但具体如何安排的今天已经搞不清楚了。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一种方式，就是黄帝采用了与各大氏族联姻的方式来加强统治。 黄帝派遣其家族成员，到各个地方，娶当地族群的领袖的女儿为妻，以女婿的身份担任部族首领，他们的后代也就世世代代继续统领这些部族。最重要的安排有两个，一个是把黄帝的大儿子派到山东，娶了凤鸿氏女子为妻，当了凤鸿氏的首领。最后成了整个山东地区各个部族的最高首领，代表黄帝统治东方，史称少昊氏。 第二个，就是黄帝的小儿子昌意派到四川，娶蜀山氏首领的女儿为妻，当了蜀山氏的首领，代表黄帝统治西南方。这两个方向对黄帝的统治是最重要的——蜀山氏位于关中平原的西南方，翻过秦岭可以攻击关中，是关中平原的大后方。黄帝要离开关中去征服河洛和华北平原，后方必须稳定，所以派小儿子去统治。而且黄帝的妻子嫘祖，也是四川人，就在成都平原北边紧靠秦岭的盐亭县。《史记》里边说黄帝娶西陵氏之女。西陵的意思，就是西边的大山，秦岭就在陕西的西南方向。可见黄帝非常重视后方根据地的安全，连续两代联姻。 黄帝的妻子来自四川，小儿子昌意去了四川，这是他的大后方。后来夏朝的建立者的大禹，据说也是黄帝的后代，他出生在四川，可能是昌意这一支。 派大儿子去山东，则是为了加强对东夷族群的统治，进而控制整个华北平原地区。 炎黄古国的这种朝拜、进贡、联姻的治理模式，我们称之为霸权制国家。有人不赞成这种说法，认为它最多只能算是一种氏族共同体，不应该被称之为国家。两种称呼都有自己的道理，都是我们后人做的概念界定，当时的人们不会懂得国家、共同体这些概念的区别。 总之，以炎黄族群为主导的霸权制国家建立起来以后，中华大地上的各大族群联系就进一步加强了，为后来的臣服制和分封制国家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中国的上古历史，简要的轮廓是一个“三国演义”——三个最大的氏族集团互相交流、竞争、融合了几千年。 神农（南蛮）氏族集团是最早的一支，最先掌握水稻的人工栽培技术，起源发展于长江中下游流域，然后逐步往北、往东发展扩张。 第二支是黄帝氏族集团，它发源于黄河上游、然后逐步进入关中平原。黄帝氏族的先民们在差不多七八千年前掌握了稷的人工栽培技术，以彩陶为文化代表，后期也掌握了黑陶工艺。 第三支是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夷氏族集团，他们在大约七八千年前掌握了人工栽培粟的技术，以黑陶为文化代表。 再往后，炎黄族群又建立了夏朝，数百年后被属于东夷族群的商族击败。东夷族群夺取霸权，建立了商朝。夏朝灭亡前后，炎黄族群一部分人回到在南佐古城附近，自称“周人”。周人经过数百年的努力，抓住机会再次从东夷族群手中夺回了中原霸权，建立了分封制国家——周王朝。受此影响，后世流传的上古传说就以炎黄族群的说法为主体，炎帝出自神农，“南蛮”神农的传说保留了下来，后来还进入了三皇五帝系统，神农成了三皇的代表人物；“西戎”黄帝的传说保留了下来，五帝系统就以黄帝氏族的权力传承为准；东夷族群只有商朝的历史保留了下来，在商之前，没有像黄帝、炎帝、神农这样的英雄人物做代表，我们今天只好继续叫它东夷。 东夷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很大，可以说几乎与炎黄持平。尤其是东夷龙山文化所擅长的黑陶烧制技术，比烧制彩陶所需温度更高、加工难度更大，这些高温加工工艺对后来青铜和铁器的加工有十分深远的影响。东夷氏族创立的商王朝是我国青铜时代的顶峰，商能够灭夏应该也跟它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有关。[6]可以说，石器时代炎黄称霸，青铜时代则是东夷称雄，到了铁器时代炎黄和东夷就融合完成了。蚩尤也应该和黄帝、神农一起，并列为中华三大人文始祖。 [1] 张弛. 龙山化、龙山时期与龙山时代——重读《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J]. 南方文物,2021(1) [2] 《甘肃两处文化遗址入选“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新华网甘肃频道，2021-12-03。南佐古城正式发掘的时间比较晚，从2021年才开始，有很多细节还有待考古学家进一步发掘研究。但它总体属于仰韶文化，跟之前的考古结论——黄帝氏族起源于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是一致的。南佐文化也是农耕文化，同时种植水稻、粟、稷等多种粮食作物。 [3] 中华文明的起源，107页 [4] 根据诸多古籍记载，黄帝曾经在中原建都。但是，河洛平原地区考古没有发现夏朝之前的广域霸权古城。中原地区长期战乱，或许有类似的古城被埋在地下尚未被发现，但可能性更大的情况应该是：古籍记载有误，黄帝并未建都中原，而是建都于陶寺或者西北其它地方。黄帝在中原地区可能有过临时性的驻地，用于会盟诸侯，便于黄河、淮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氏族首领前来朝拜。这个临时性驻地被后世错误的记载成了黄帝都城。出于政权安全的考虑，永久性的都城还是被选择在了关中平原最东面的陶寺，这里距离黄帝氏族的本部更近，与中原和华北隔着巨大的山脉，东夷族群和南蛮族群如果造反，很难攻克。后来，周人统一中国，也是定都于关中平原而不是河洛平原，但在洛阳地区营建“成周”， 而把关中地区真正的首都——镐京称之为“宗周”。统治中枢居住在镐京，许多礼节事务则在洛阳处理，周天子定期或不定期的去往洛阳巡视。黄帝称霸中原之后，完全有可能也采取了类似做法。这可能才是考古发掘不能在中原地区找到能匹配炎黄古国都城的遗址的真正原因。 [5] “龙山时代”：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段，学习时报，2021-01-04 [6] 中亚地区发明青铜冶炼技术的时间较早，一般认为中国的青铜技术来自于中亚。但在此之前东夷氏族已经掌握高温烧制陶器的技术和复合范制作红铜器皿的技术，外来的青铜技术与这些技术结合以后，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青铜文化，在诸多方面后来居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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