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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美关系产生较大变化，双方之间的“冷战”拉开了帷幕。 美国作为苏联的最大对手，自然成为苏联情报机构的首要目标，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必须选择最得力的人员打入其内部，以便获取已具有核打击能力的美国，在这方面的预警情报和新式核武器的生产装备情况。 菲舍尔再次被选中，1946年，菲舍尔在国家安全部特工局局长科罗特科夫的亲自监督下，开始接受严格的特工训练。 1947年，在完成特殊训练后，菲舍尔被安插在一个意大利的德国难民营，伺机打入美国。 他以画家和艺术摄影师的身份，首先抵达加拿大。1948年11月，菲舍尔从加拿大魁北克出发到达蒙特利尔，乘船在纽约登岸。 11月底，苏联特工格里古列维奇与菲舍尔在纽约秘密见面，他给了菲舍尔1000美元，三份以埃米尔.罗伯特.戈德富斯身份开具的文件，包括真实的出生证明、伪造的征兵卡和纳税证明。 这样，菲舍尔摇身一变成了戈德富斯，而真正的戈德富斯，1902年8月2日出生在纽约，刚刚14个月大时，就夭折了。 苏联情报部门这一次没有安排他搜集情报，给他的指令是，做好长期隐蔽的准备，组织一个庞大的间谍网。 起初，菲舍尔在纽约百老汇附近的一家旅店安顿下来，在杂耍游艺场找到一份工作。由于菲舍尔多才多艺，为人诚恳，他所住的那家旅馆的员工很快就喜欢上了他，把他看成是最好的客人。 费舍尔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和魅力，善于接近人，直率开朗，对人宽厚谅解。 这段时间，菲舍尔搜集了很多有关核设施的情报，寻找并策反能够获得这方面信息的人员，并恢复同战时特工的联系，因工作出色，1949年8月，他荣获苏联红旗勋章。 1952年，菲舍尔以画家和艺术摄影师的身份，在布鲁克林租了一套公寓，并在五层楼上布置了一个工作室。 菲舍尔在绘画方面有很高的天赋，从小就喜欢涂鸦，在意大利难民营的一年多时间里，大部分时间用在绘画上。因此，他在纽约的公开身份是一名画家。 如果菲舍尔深夜楼上还亮着灯光，或者房间里有谈话声，一般来说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大家会理解为艺术家习惯夜生活。 菲舍尔经常出入于画廊和艺术博物馆，经常对当时的流行画派作品品头论足，俨然一副专家的派头，他推崇拉维坦的社会现实主义风格，也毫不隐瞒自己不喜欢抽象派绘画作品的态度。 菲舍尔画室的马路对面，就是美国司法部大楼，他从自己的窗口，就可以直接观察到，出入这幢重要大楼的，美国最有地位的一些人。 这一年，菲舍尔向莫斯科报告，需要一名助手协助他。不久莫斯科就安排了一个名叫雷诺.海哈南的克格勃中尉做他的助手。 1952年10月，海哈南的妻子留在莫斯科，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组织上安排一个女人假冒他的妻子，海哈南偕他的“新婚妻子”来到纽约。 一个多月后，菲舍尔在指定地点给海哈南投下了第一封指示信，信是拍成微型胶卷藏在一枚空心镍币里的。 10月22日，海哈南在纽约中央公园散步，随意走上一条小街，在格林餐厅旁边的路标牌上，按上了一个不显眼的红色图钉。 这是莫斯科给他规定的联络信号。但奇怪的是，海哈南一直没有找到那封拍成微缩胶卷的镍币。 1953年8月的一个晚上，菲舍尔终于和海哈南联系上了，但是，第一次见面，彼此都没有好印象。 1954年春，海哈南接到菲舍尔的命令，将潜伏在联合国秘书处的一位克格勃特工的报告放进秘密信箱，以便克格勃纽约情报站能取走这份报告。 但是，海哈南竟然没有把报告送到，如此简单的任务都完不成，菲舍尔十分恼火。 不久之后，菲舍尔让海哈南收听莫斯科电台，将克格勃总部对他们的指示抄录下来。海哈南说这项工作他做不了，因为他压根儿没有学过莫斯科秘密电码，菲舍尔大为惊讶，很不高兴地说：“你究竟能干点什么？知道莫斯科电码，这是情报人员必备的最基本的知识。” 菲舍尔看见海哈南整日闲逛，无所事事，很不利于长期潜伏。如果没有个合适的身份做掩护，说不定哪一天会出事。 曾经，菲舍尔听海哈南吹嘘过，他的照相技术如何高超，就出资让他在新泽西开一家照相馆。开始营业后，菲舍尔发现海哈南是在胡乱瞎吹，非常差劲地照相技术，几乎没有顾客上门。 1956年，菲舍尔从莫斯科休假回到纽约，设法与海哈南联系，消息发出去了，投递点上没有回应，也不见任何联络信号。 过去了大半年时间，才找到了海哈南，原来照相馆开了一个礼拜就关门了，他自己跑到墨西哥旅游去了。 菲舍尔这回没有发火，反而笑笑说“辛苦了”，心里却想好了处置他的办法。几个月后，莫斯科来电，指示海哈南回国休假，同时将其军衔晋升为少校。 海哈南听到晋升的消息，十分惊讶，自己来美国这么长时间没搜集到一份有价值的情报，间谍没有发展一个，可以说一事无成，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更别说做出成绩，立下功劳。 而且，他早就看出菲舍尔对他印象不佳，如今反而为他请功升官。细细一想，海哈南惊出一身冷汗，这样做只是稳住他，回到莫斯科等待他的可能不是升官，而是严厉的处罚。 于是，海哈南打定主意不回莫斯科，好几次，菲舍尔给他买好票，给足旅费，但他都找借口溜掉了。 1957年4月，菲舍尔亲自把他送上开往巴黎的“自由”轮船，到了勒阿弗尔，他与苏联领事馆取得联系，弄到200美元。但他没有回莫斯科，而是直奔巴黎，到美国大使馆自首，投靠了西方社会。 26日，海哈南走进了美国驻法国大使馆，提出要面见使馆安全官员。他结结巴巴地叙述了自己的经历，说自己是克格勃潜伏在纽约的间谍，他的上司叫戈德富斯，掌握着一个庞大的间谍网。 但是关于戈德富斯更详细的材料，海哈南也无法提供，因为菲舍尔十分谨慎，从不向任何人提供自己的地址，不向任何人谈自己的真实姓名，海哈南说，只知道他住在布鲁克林。 其实，早在195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已经有了一个线索。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在布鲁克林，一个名叫詹姆斯.博扎的13岁男孩，卖完当天的报纸回家，边走边把玩手上的一枚5美分的硬币。一不小心，硬币掉在地上不停地滚动，他追上去，用力一脚踩住。 他拿起这枚硬币时，发现这枚硬币已裂开了，而且像一只小盒子那样可以关上，在硬币里面装着一小卷微型胶卷。 报童觉得很奇怪，有些害怕，不知道硬币里藏着什么秘密，就把硬币交给了警察局。 在警察局，有关人员把那卷微型胶卷冲出来后，发现上面书写着一系列数字。这下子情况清楚了，这些数字是电报密码，藏着重要的机密，但无奈破译不出来，警察局只得把微型胶卷移交给了联邦调查局。 直到海哈南投靠美国，自称是苏联克格勃特工，联邦调查局才想起那卷至今没有破译的胶卷，就拿给海哈南破译，也顺便检验一下他是真克格勃还是个冒牌货。 微型胶卷上的内容破译出来了，这就是那封戈德富斯写给海哈南的信，只是海哈南一直没有收到。 在布鲁克林，围绕小詹姆斯卖报的地区，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并缩小了包围圈。不久，画家埃米尔.戈德富斯就成了重点嫌疑对象。 此时，费舍尔已经接到国内的通告，海哈南没有回到莫斯科，直觉告诉他海哈南出问题了，自己有可能被出卖。因此，他决定暂不回到布鲁克林的工作室。 1957年6月27日，纽约市东28街5号累瑟姆大酒店，3名联邦调查局特工走到839房间门前。一位特工叩响了房门，一会儿门开了，3名特工立即挤了进去。一名特工说：“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的，戈德富斯先生，希望你能同我们合作。” 菲舍尔很平静，一直沉默着，跟随联邦特工一块行动的移民调查局的官员罗伯特.沙恩贝格走进房间，说道：“戈德富斯先生，你是1948年用美国公民安德烈.凯奥蒂斯的护照进入美国的。” 菲舍尔说：“是的。”沙恩贝格说：“戈德富斯先生，你本人并非安德烈.凯奥蒂斯，由于你非法进入美国，你被逮捕了。” 在菲舍尔住处，联邦特工们找到了密码本，并从一支空心铅笔里找到18卷微型胶卷等不少证据。 1957年8月4日，纽约东区布鲁克林联邦大陪审团指控菲舍尔犯有如下罪行： 一是从事搜集军事情报的秘密活动，并阴谋把军事情报交给苏联；二是非法进入美国。 1960年6月，大陪审团的指控全部成立，威廉.亨利科维奇.菲舍尔被判处30年徒刑。 在狱中，菲舍尔情绪稳定，积极锻炼身体，他相信，一有机会苏联就会营救他的，不久，果然机会就来了。 1960年5月初，美国有报纸报道，一架U-2型气象飞机迷失航向，进入苏联上空，因而被击落，驾驶员鲍尔斯失踪。 5月9日，赫鲁晓夫宣布了美国U-2飞机的间谍飞行和这次飞行的不光彩的下场，并在《劳动报》上发表了被击落的U-2飞机的照片。 莫斯科还宣布，美国驾驶员鲍尔斯还活着，他已交代了U-2飞机执行的间谍任务，华盛顿被逼得走投无路，被迫承认U-2飞机是从事间谍飞行。 这时，华盛顿考虑是否建议进行间谍交换，联邦调查局希望菲舍尔最终会同美国合作，因此反对交换。中央情报局则想把自己的驾驶员要回来，以便了解1960年5月1日在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不远的苏联上空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最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同意了关于交换间谍的建议，时间定在1962年2月的一天。 交换地点在波茨坦市格利尼克铁桥的两端，一侧是联邦德国，站着许多美国陆战队员，一侧是民主德国，集聚了不少苏联克格勃警察。 菲舍尔坐在汽车里看见一座很大的铁桥，桥头有一块很大的牌子，上面用英文、德文和俄文写着：“你现在进入美占区。” 汽车停下，美国人中有人走下车，同站在那里的一个人交换了几句话，然后示意，让美方人员过去。个头高高的美国飞行员鲍尔斯站在两个苏联人中间。 苏联代表大声地用俄语和英语喊着：“交换！”美国代表威尔金森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很快地宣读，他证明菲舍尔已获释，文件是由约翰.肯尼迪总统签署的。 菲舍尔跟威尔金森握握手，从容地走过两个地区交界处的白线，苏联同志拥抱了菲舍尔，他们一起走向铁桥民主德国一端。 58岁的菲舍尔回到了苏联，结束了在美国14年的间谍生涯。 美国一位著名政治家在交换仪式后感叹道：“我们用苏联的一条鲸鱼换来了美国的一条小鱼。”这话说得一点都不错。 为了表彰菲舍尔的卓越功绩，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菲舍尔一枚列宁勋章，并命名他为“苏联英雄”。 克格勃曾经把菲舍尔作为“冷战”时期在西方国家的间谍活动最成功的典型加以宣传。 他的肖像也被永远地悬挂在对外情报总局的荣誉室内，供后来的特工们瞻仰和学习。 1971年，菲舍尔病逝于莫斯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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