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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特别的书 汉宣帝的故事 对于汉宣帝来说，他当皇帝与当平民最直接的区别，就在于物质条件的天壤之别。过去他穷游三辅，如今他君临天下。那么问题也就来了，俗话说天子富有四海，皇帝既然是帝国内最富有的人，他的物质条件该不该好一些呢？或者说，皇帝的物质生活到底要好到什么地步呢？ 这事说起来就有意思了。按说一个人如何支配自己合法拥有的财富，那是个人自由。比如说有的人花自己半年工资买了个挺贵的包，这种行为很容易被一些道德表演艺术家或者财富支配专家所批判。实际上人家花自己的钱，想怎么花都是自己的自由，别人无可指责。  那对于古代皇帝来说，情况就有些复杂。首先说，古代没有产权概念，很难讲什么东西就属于谁。对于皇帝的财富范畴，也只有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看上去帝国范围内所有的东西都属于皇帝，即便暂时归于其他人的财物，皇帝也是可以随时能够剥夺的。 如果说皇帝的财产是帝国里的一切，那么皇帝是否可以随意支配呢？ 显然又是不可以的，因为汉朝虽然没有《物权法》，但好歹帝国的主体是人，不是灭霸手下的奇塔瑞士兵。是人类，就有最起码的生存需求。秦朝用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告诉未来的皇帝们，如果一点活路都不给老百姓留，那就很难讲老百姓是唯唯诺诺的奴才，还是陈胜、吴广。  这样一来，关于皇帝的可支配财权，就形成了一笔糊涂账。古代中国的皇帝到底有多少钱？那是个模糊的概念，理论上只要他想，帝国内所有的财物都是他的。但皇帝的可支配财权又要有个度，否则帝国坍塌的故事上演了也不是一回。秦朝和隋朝俩例子都告诉皇帝们，皇帝的私欲膨胀，比任何内忧外患都更容易让一个强大的帝国坍塌。 那皇帝可支配财权的度怎么掌握？一般就是看前代平安落地的皇帝支配了多少，不超过这个度，一般就是安全的。 那对于汉宣帝来说，虽然没有这样一个明文规定。但冥冥中会有一道红线约束着汉宣帝的可支配财权，那就是以汉昭帝为参考值。 毕竟汉朝君臣心里有数，汉武帝是万万不能学的。 汉宣帝自登基以来，那是出了名的节俭。但他节俭的程度，跟他权力的大小成反比。随着汉宣帝的权柄日盛，他的节俭程度越低。终于，他所支配的财物，超过了汉昭帝。 其实皇帝多花点钱也没什么，不至于影响他的职业生涯。事实上历史上那些所谓的明君，在花钱这方面都不含糊。但皇帝花钱越来越多，在儒生看来，是个极其危险的信号。这不是钱的事，而是皇帝的欲望在膨胀。而皇帝膨胀的欲望如果不加以约束，必然会带来灾难性结果。这玩意儿轻则明神宗，重则秦二世。不是报应自己，就是报应子孙。 所以当汉宣帝的排场超过汉昭帝的时候，谏大夫王吉行使自己的职权，劝谏汉宣帝节制自己的欲望。王吉为什么敢于规劝汉宣帝节制欲望？他的规劝是否起到了作用？我们先从介绍王吉这个人开始说起。  王吉这个人在汉朝也很特殊，一方面他在史书上只是个学问极好的知识分子，并未起到过什么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他说的很多话却被大篇幅收录在史书中，原因是他说得都对。 王吉出自古代的大家族琅琊王氏，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西汉，研究《论语》有齐鲁两大流派，王吉是齐派的大学者。我们之前总提到的夏侯胜、韦贤、萧望之属于鲁派。 这样的大学问家，在汉朝举孝廉是轻而易举的事。之后他仕途顺遂，一路做到了昌邑国中尉的位置。自汉武帝以后，诸侯王的有名无实，诸侯国的政务掌握在诸侯国的丞相手中，而军权则掌握在诸侯国中尉手中。  王吉当昌邑中尉的时候，当时的昌邑王就是未来的海昏侯刘贺。我之前讲过，刘贺的郎中令龚遂经常规劝他学好。其实这位手握兵权的中尉王吉，也经常用典籍来教育刘贺。比如王吉曾告诉刘贺，想当一个安稳的诸侯王，一定要少干斗鸡走马的事，有那功夫不如好好读书，读完锻炼身体。一来可以提高自己的修养品德，二来可以延年益寿，三来可以封国稳固。 刘贺觉得王吉说得特别好，但下次别说了。他派人赐给王吉大量酒肉，然后继续我行我素。 后来汉昭帝驾崩，霍光选了刘贺当皇帝。刘贺大喜过望，恨不得飞到长安继位。之前我也写过很多刘贺在去长安这一路上表现出的各种迫不及待，在此不多赘述了。  这时候王吉又说话了，他说国丧期间，刘贺应该天天哭才对，不该如此着急继位。而且，即便是继位之后，也要把政务交给大将军霍光。 这话刘贺肯定不听，王吉也知道他不听，但是作为昌邑国最聪明的人之二，这话王吉又不能不说。果然，未来刘贺被废，王吉因为这番话，与龚遂一起成为了少数未被处死的原昌邑国高官。 但与龚遂一样，王吉也被髡发革职，判四年劳改。 未来再次起复，王吉一跃成为了益州刺史，后来因为身体原因，病退再被起复，就当了谏大夫。 而这次他出来规劝汉宣帝，其实是王吉觉得汉宣帝与刘贺不同，是个可以沟通的人。所以，王吉对汉宣帝和刘贺的规劝方向也不同。 王吉规劝刘贺，之前是为了他好，想让他安安稳稳做个诸侯王。毕竟从汉武帝时代开始，诸侯王的日子并不好过。而后来王吉发现刘贺无法沟通，再次规劝的内容基本上看做是一次自保行动。 那对于汉宣帝，可以想象王吉对这位平民出身的皇帝寄予厚望。汉宣帝最起码明确表示反对酷吏，任用了一系列的循吏，使得大汉的出现的治世的苗头。 但王吉也知道，欲望是毁掉一个帝王病根。历史上的亡国之君，都是先败给了自己的欲望。他不想看见汉宣帝逐渐武帝化，也不想看到汉朝再出现外戚专权，于是王吉决定跟汉宣帝好好聊聊。 跟那些动不动就讲谶纬来吓唬皇帝的儒生不同，王吉讲了一些掏心窝子话。首先他肯定了汉宣帝是个明君，是个让百姓感到有希望的明君。因此，在王吉看来，汉宣帝是有望能够达到周朝成康之治的皇帝。而作为这样一个准圣君，王吉希望汉宣帝不要把工作重点整天放在狱讼这方面，还是要以礼治国。 在这里我解释一下，现代人提到礼制，一般会印象派地认为礼制是腐朽的。但实际上礼制在上古时代起到过非常关键的作用，它的意义并不在于繁文缛节和上下尊卑，而是一种规矩。而礼制这种规矩，是在王之上的，纵然是天子，也不能逾礼。所以呢，礼在周朝其实也起到了限制王权的作用。  孔子老讲礼崩乐坏，礼崩乐坏的源头，其实可以追溯到周厉王宣布天下资源为国有的时候，这就是周天子带头坏了规矩。再到后来周宣王干预鲁国的国君继位，也是坏了规矩。周天子带头逾礼，那诸侯自然也就能干出逾礼的事，西周因此而覆亡，礼崩乐坏也就不奇怪了。 所以王吉再提礼制，其实是变相希望以礼制来约束皇权，杜绝皇权的无限大。过去的儒生可能会用谶纬之说来吓唬皇帝，以此来企图约束下皇权。可问题是谶纬之说的解释权不垄断在儒生手中，你说用谶纬告诉皇帝这是老天爷的震怒，那就不排除有专家学者叼盘侠出来说这是祥瑞，这大家都懂，我不用细说。  王吉重提礼制，并不是为了复古，他希望确立新的礼制成为汉朝君臣遵守的基本规矩，再现成、康时期的大治局面。 这是王吉的理想，亦或者说也是儒生的理想。就算达不到这个效果，王吉也有退而求其次的希望。那就是就算汉宣帝不同意以礼治国，最起码也要以成、康为榜样，杜绝奢靡之风，以绝统治阶级不断膨胀的欲望。以舜帝、商汤为榜样，重用皋陶、伊尹这样的贤人，而不是重用外戚子弟。对于外戚子弟可以多给钱，但不可委以重权。而皇家也要减少娱乐项目，为天下人做榜样提倡节俭。 王吉几乎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人家一说话都带着典故，三代的治乱兴衰都在他脑子里，你说他不知道皇帝爱听什么吗？他当然知道。如果要比不要脸，当朝的佞臣绑一块也不是王吉的对手，毕竟佞臣拼到最后也要拼文化。 可王吉有着自己的坚持和操守，实在唠不出那些句句带着鸡血的磕。他明白人活一世总要对得起自己读过的书，他告诉皇帝老百姓虽然弱，但不能武力镇压，老百姓虽然傻，但不能用诡计坑骗。这是王吉读过的书，也是上古儒家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以民为本。  但是结局就是汉宣帝不采纳王吉的规劝，认为王吉迂腐可笑。 王吉也把话说尽了，既然皇帝不听，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拜拜了您呐。 王吉辞官归隐。 事实上汉宣帝在本质上与汉武帝并没有分别，只不过之前他是平民，所以还有必要装一下。后来他是傀儡皇帝，所以有必要演一下。如今他是真皇帝，那还演个屁？摊牌了，不装了。  事实上，汉宣帝在表演明君的时候，每当有大臣触及到帝制核心问题时，他总是要回避的。 比如我们之前说过，涿郡太守郑昌提出，依法治国比皇帝天天督促官员好好断案管用，汉宣帝不想居于法下，不与理睬。 再比如少府宋畴，明确指出不要太把所谓“祥瑞”当回事。汉宣帝不喜欢这种耿直的官员，把他贬到了地方。贬了宋畴又觉得脸上不大挂得住，于是他起用了萧望之掩盖一下自己的尴尬。 这次王吉对汉宣帝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汉宣帝可以堂而皇之地笑话王吉迂腐。 这就是中国古代良心知识分子的痛点，他们知道皇帝是天下万恶之首。这个道理特别简单，一个普通人坏到极致，也就是为了自己的欲望去偷去抢、杀人越货，累死他能杀多少人？可要是一个皇帝，人品不用太坏，仅仅是“楚王好细腰”，就能导致“宫中多饿死”。所以皇权过分强大又不受监管，自然是万恶之源。 但古代良心知识分子又不得不面对皇帝是天下最强大的人这个基本事实。那在这个情况下，良心知识分子一方面要和皇帝斗智斗勇，一方面还要对抗法家思想孕育出来的帝王恶犬。这种情况从汉代一直到清朝洋务运动之前，对于良心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无论是用谶纬之说吓唬皇帝，还是用道德绑架来规劝皇帝，其实收效都不理想。这也是儒家未来分出各种流派的原因。在这里就不展开细说了。 总之，王吉的规劝失败，标志着汉朝的统治再次进入信马由缰的状态，帝国的前途，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欲望。所幸汉宣帝的个人欲望没有超过汉武帝，使得帝国中兴的局面还能往前走下去。可是帝国的兴衰，却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欲望，汉朝的衰落也就无可避免。 那么下一次，我们来说个“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故事，来看看汉宣帝如何处理帝国边陲发生的大事件。 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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