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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贺敬垒，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马文学，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6期 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0CKS06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攻关项目“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研究”（21JDSZKZ07）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在百余年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作了深入探索，形成了四重独特的逻辑进路。在行动逻辑方面，实现了由“被动顺从”到“主动引领”的转变；在道路逻辑方面，实现了由“走他人之路”到“为他人提供路径选择”的转换；在使命逻辑方面，实现了由“做好自己”到“胸怀天下”的拓展；在目标逻辑方面，实现了由“一维肇基”到“多维并举”的演进。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现代化 主动引领 走自己的路 胸怀天下 多维并举 一、行动逻辑：由“被动顺从”到“主动引领”的转变 行动逻辑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我国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脉络，由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被动顺从”到“主动引领”的转变构成了这一逻辑的鲜明特点。 从世界史来看，现代化潮流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确立，尤其是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迅速推广，生产工具和交通条件的快速改进以及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而产生的。它以工业化为动力、以科技发展为杠杆，成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世界潮流，深刻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及思维方式，打破了各民族自给自足及封闭隔绝的状态，“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造成了“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局面。面对这一世界性潮流，西方国家主动迎合，并借助现代化“东风”走在了世界前列，成为该潮流的推动者和主导者。然而，近代中国由于长期推行闭关锁国政策，自我封闭以致逐步游离于世界现代化潮流。封闭造成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境遇的产生，以及大清帝国的被迫开放都是中国被动顺从世界现代化潮流的直接恶果。在此形势下，如何改变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被动顺从、落后挨打的局面就成为中国先进分子拯救民族危亡、力挽国难残局、寻求救国救民道路所无法绕过的首要课题。为此，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百折不挠，提出了多种方案，却都将目光投向了西方，旨在通过“学习西方”改变中国现代化被动格局，但最终都宣告失败。基于此，“被动顺从”于西方主导的世界现代化潮流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特点。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推动了中国先进分子现代化意识的深刻觉醒。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此后又以共产主义小组为基础，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党成立后，“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现代化面貌开始焕然一新，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探索也开始由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被动顺从”向“主动引领”转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就深刻认识到要改变我国现代化被动顺从的局面，掌握现代化的主动权，不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是不现实的，而要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就要坚定地推动本国革命，因为“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而“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围绕实现现代化“中国应当推进怎样的革命，怎样推进革命”的问题，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革命形势和具体实际，秉承高度的使命担当和历史自觉，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明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向。这一理论不仅指导中国成功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还废除了帝国主义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特权，结束了中国“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虽然此时中国“被动顺从”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但党的艰辛探索为中国现代化走向“主动引领”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秉承“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使命追求，以强烈的历史自觉性和主动性领导人民深刻把握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具体实际，在巩固新生政权基础上，坚持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并举，成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不仅科学回答了“中国现代化应当走什么道路以及如何走向这条道路”的根本性问题，还彻底消灭了中国的剥削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政治前提。这一时期，党立足一穷二白、人口众多、发展落后的社会实际，以苏联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为鉴，自力更生、开拓进取，提出了“四个现代化”主张，开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虽然受国内外多方面因素影响，党领导我国现代化进程出现过严重曲折，但不可否认的是，党领导人民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促成了农业生产和科教文卫事业的大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也为我国摆脱“被动顺从”颓势，实现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主动引领”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基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洞察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迅猛态势，以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为牵引力，真正在实践层面实现了我国现代化由“被动顺从”向“主动引领”的转变。为了追赶世界现代化潮流，掌握现代化的历史主动权，党果断地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还提出了改革开放伟大决策，主张在积极融入世界现代化潮流中充分利用世界现代化发展机遇，尤其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及现代化“三步走”战略安排，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性问题，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党的四中全会十三届后，党又主动聚焦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继续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仅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计划与市场相统一、效率与公平相结合，找到了推进我国现代化的有效方式，还主动研判并利用世界现代化战略机遇期，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积极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等战略，立现代化潮头。特别是为了破除我国现代化羁绊，党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推进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等根本性问题展开深入探索，不仅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方向引领，也集中彰显了党领导国家“主动引领”世界现代化潮流的积极姿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又立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实际，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深化了对“新时代如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的探索。无论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布设，还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设定，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思路的谋划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略的提出，都是党领导人民对中国主动引领世界现代化潮流这一目标作出积极应答和主动求变的行动体现。当前，中国不仅为化解世界现代化难题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聚焦了世界目光，赢得了广泛赞誉；而且创造了经济发展和减贫脱贫等人类现代化史上的多个“奇迹”，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都取得了历史性提升。 二、道路逻辑：由“走他人之路”到“为他人提供路径选择”的转换 道路逻辑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道路探索上的实践发展脉络，由“走他人之路”到“走自己的路”再到“为他人提供路径选择”的转换则是其集中反映。 从现代化史来看，我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从学习和照仿他国，也即“走他人的路”开始的。鸦片战争后，出于对西方国家“船坚炮利”而使中国战败事实的反思以及先进分子“开眼望世界”倡议的驱动，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统治，打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旗号，旨在学习和引进欧美国家先进技术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掀起了洋务运动。虽然学习西方的直接动因是出于军事和国防需要，但事实上却将中国推进到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潮流之中。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用残酷的现实揭示出，仅仅学习西方国家先进技术不改变制度难以满足现代化要求。此后，中国先进分子又希望通过学习和实行西方制度来实现现代化。然而，无论是维新派掀起的以改良为手段、以推行“君主立宪制”为主要内容的维新变法运动，还是以革命为旗号、以推行民主共和制为主要内容的辛亥革命运动，都无法在中国封建势力异常强大、资产阶级又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的形势下给中国的现代化指明有效出路。辛亥革命失败后，当中国先进分子意识到中国未能找到现代化有效出路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中国思想文化落后之后，又提出了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构想，组织并发动了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思潮“粉墨登场”给中国现代化开出多个“药方”，然而都无法解决中国现代化的出路问题。实践也证明，“西方人的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正当中国先进分子围绕着何种方案才真正适合中国、能够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展开激烈论争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中国先进分子深刻意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落后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对此，沿着俄国十月革命开辟的现代化道路，在经历了工人斗争多次失败，尤其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沉重打击后，党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反动势力异常顽固、残暴且强大的国家推进实现现代化，就必须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同时还要探寻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而不能照搬别国革命模式。在此思想指引下，党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科学回答了“中国要推进什么样的革命，怎样革命”的根本性问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立了新中国，为我国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走俄国人的路”无疑是这一时期党领导我国现代化探索的显著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一穷二白、积贫积弱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极为匮乏的现实境况下，为了解决中国现代化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党果断将苏联作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提出了“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尤其是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思路。“以苏为师”，通过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推进现代化建设。然而，苏共二十大后，苏联模式自身弊病不断显现，党在慎重反思苏联模式基础上强调立足本国实际，“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论是《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重要战略思想的提出，还是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抑或对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以及对科学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倡导，都是党勇于突破苏联模式束缚，立足我国实际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集中体现。虽然这些正确理念在实践中未能充分实现，但是这已表明，在现代化进程中，探索“走自己的路”在党内已形成共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科学总结我国以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深刻地认识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认识的不足正是阻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障碍，提出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明确“我们搞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并依据我国具体实际制定了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深刻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这些主张在为我国现代化指明方向和路线的同时，也在行动上实现了党领导我国现代化由“走他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转变。党的四中全会十三届后，党顶住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压力，不仅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我国现代化领导力量的发展要求和目标进行设定，还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并提出了“新三步走”战略，对21世纪初至中叶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系统规划，成功将中国式现代化推向21世纪。党的十六大后，党在准确判断我国现代化正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与时俱进，坚持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原则，不断推进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思路，规划推进了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战略部署，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使“走自己的路”成为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自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坚定“走自己的路”原则，统揽“四个伟大”，聚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不仅提出了“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命题，形成了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蓝图；还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实践起点，提出并勾画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及其实现的“两步走”战略，形成了一套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体系。我国不仅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还“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时代课题。实践一再证明，坚持“走自己的路”使我们既没有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也没有走欧美式血雨腥风的“歧路”，更没有走以资本为中心、物质主义膨胀、带有两极分化、崇尚对外掠夺的“不归路”，而是走出了一条既坚持社会主义正确方向，又充满改革活力，彰显公平正义、和平共赢精神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不仅揭示了百余年来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批驳了“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论”，还用显著的历史成就印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 三、使命逻辑：由“做好自己”到“胸怀天下”的拓展 使命逻辑是百余年来党探索现代化使命追求路向的集中反映，而由“做好自己”向“胸怀天下”拓展则构成了这一逻辑的基本内容。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然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外无独立而是受帝国主义压迫、内无民主而是受封建主义剥削的东方落后国家而言，“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自然也就无法实现现代化。对此，做好自己的事情，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也就成为当时实现现代化的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为了“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勇担历史重任，不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判断和认定，还以解决矛盾、实现中国革命胜利为目标，集中对中国革命的主体、领导者、动力和策略等问题展开了系统分析，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我国现代化造就了稳定政治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党坚持巩固捍卫新生政权与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并举，实施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等举措，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独立和主权安全，为我国现代化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打下坚实基础。而后，党又准确判断并把握新民主主义社会“两大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主要矛盾，以化解主要矛盾为“突破口”，成功进行了“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指引我国现代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党在科学考察我国基本国情基础上，聚焦现代化发展突出问题，提出了“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找到了实践“立足点”。同时，还注重吸取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提出了既要正确协调现代化发展的“十大关系”，又要科学对待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以“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思路，将“做好自己”置于关键地位。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我国与世界现代化差距不断拉大，亟需加速自身现代化的严峻考验，党在科学判断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并深刻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果断提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决策，作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旧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逐步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把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关键环节，将“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作为根本遵循，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党的四中全会十三届后，党聚焦化解我国现代化发展难题，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深入探索我国现代化战略定位、目标指向、发展要求等，实现了我国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由生产力相对落后到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前列，由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转变，成功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向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立足“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党深化对新时代我国现代化建设规律探索，不仅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还作出“两步走”战略安排，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由“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落后国家，到现在已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制造业、货物贸易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商品消费和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党领导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每一步都彰显了“做好自己”的鲜明特点。 党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并未囿于狭隘的民族界限将目光限制于“做好自己”的狭隘圈子中，而是在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中定位我国现代化角色，努力彰显中国担当与智慧，用切实行动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形成了以“做好自己”为起点，积极向“胸怀天下”拓展的使命逻辑。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就曾将“做好自己”上升为对世界贡献的层面来认识，指出拥有6亿多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如果花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赶上美国，那就要被开除“球籍”，甚至认为“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号召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为世界作贡献。虽然我国现代化建设走过一些弯路，但党并未因此而放弃“胸怀天下”的使命追求，相反却坚持“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理念，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划分”“不结盟”等原则或倡议，促进了世界和平与现代化事业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准确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基础上，提出的坚定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和谐世界”等倡议都对国际新秩序的构建和世界现代化发展起到建设性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秉承“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的原则，遵循“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理念，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洞察人类现代化的世界性难题和挑战，在自身现代化进程中主动担负起了“胸怀天下”的历史责任——不仅坚决批判以“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丛林法则”为主要思维特点的“西方中心主义”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不正义，积极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还主动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变革，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无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还是“一带一路”、正确义利观、新安全观等建设性倡议的出台，抑或中国参与世界维和及对其他国家的援助，都是党领导国家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展现大国担当的实践例证。 四、目标逻辑：由“一维肇基”向“多维并举”演进 目标逻辑反映的是百余年来党在探索中国现代化目标进程中的认识导向与实践路线，而由“一维肇基”向“多维并举”演进则构成了这一逻辑的基本内容。 从中国近现代史来看，中国的现代化是以物质层面的近代工业化为起点和基础的。在洋务运动中，中国兴办了近代工业，推动了工业化的兴起，也拉开了现代化的序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成立后就深刻认识到造成中国落后并遭受欺凌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新式工业”，遂将工业化作为全民族的任务，提出了“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主张，将推进工业化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立足点。为了推进工业化进程，党的七大将“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作为推进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目标，提出要“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的历史任务，形成了工业化与农业近代化并举的现代化发展思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再次重申党的现代化使命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前夕党领导制定的《共同纲领》又把“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方向，体现了我国现代化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的鲜明特点。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随着政治上实现了独立，面对如何改变我国萧条破败的经济残局、破解百废待兴的现代化难题，党制定了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同时并举的过渡策略，进行“一化三改”。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的主张，反映了这一时期以物质现代化为突破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要用几个五年计划“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现代化设想；同年，周恩来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目标任务，“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1956年，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设想“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前提下实行“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1957年进一步提出建设“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战略。此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提出的发展“科学文化”建议，将“四个现代化”调整为现代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新四个现代化”，并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两步走”战略，强调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深化了从物质层面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可见，无论是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描绘，还是对于实现现代化路径的认识，都是从物质层面予以理解和定位的，彰显的是强调物质为本的“一维肇基”现代化思路。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党逐渐认识到，“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也即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物质现代化虽然在现代化体系中占基础性地位，却并非唯一内容。此后，党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内容体系的多维探索，在行动上实现了我国现代化由“一维肇基”向“多维并举”的转变。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问题，邓小平强调中国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体系，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现代化方略。党的十二大又将“两个文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加以确认。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从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推动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总体布局的形成。党的十三大以“两个文明”为基础，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维度展开探索，提出了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党的四中全会十三届后，江泽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要求，形成了“三个文明”目标。党的十六大将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与“三个文明”相关联，将建设“三个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指向。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把“和谐”列入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奋斗目标之中。党的十七大不仅提出了“生态文明”概念，还把社会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体系和价值目标。 新时代，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并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容，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内涵。党的十九大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体系之中，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体系化。当前，我国现代化既关注物质维度，也强调多维并举、系统全面；不仅注重我国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还注重我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特殊要求；不仅注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还注重人与自然关系是否和谐共生；不仅注重物质文明发展，还注重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是否协调；不仅注重一部分人或地区先富裕，还注重是否实现了先富带动后富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不仅注重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还注重是否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的百余年历程清晰地呈现出我国由“一维肇基”向“多维并举”演进的逻辑线路，深刻反映了党对现代化整体性和系统性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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