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摘要】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面临以下几个挑战。第一，劳动力市场和供给侧没有在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中得到原本应有的关注。第二，虽然卢卡斯式微观经济基础(Lucas-type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失败了，但不应就此忽视微观经济行为。有说服力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必须认识和解决宏观经济关系与微观经济行为之间的联系，这些微观经济行为的总体又是通过宏观经济关系表现的。第三，微观经济行为，是在塑造经济行为和经济成果的制度结构内发生的。宏观经济理论必须是行为和结构主义的。

【关键词】新帕西内蒂定理  成熟经济体  诱导技术变化  自需求不稳定性  目标导向

一，简介

当代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代表了一个失败的研究计划的顶点。即便如此，有什么模型能替代它吗?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有许多优势，但也面临着重大挑战。

后凯恩斯主义者(Post-Keynesians)认为，第一，在短期和长期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总需求。但仍有必要考察产品、劳动力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在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中，劳动力市场和供给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第二，不能因为卢卡斯式微观经济基础(Lucas-type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的失败而忽略微观经济行为。宏观经济学理论要想具有说服力，就必须考虑并解决宏观经济关系和通过此关系所体现的微观经济行为总体之间的关联。虽然不可能做到严格意义上的最优化，但大多数经济行为是目标导向，目标导向可能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三，微观经济行为是在塑造经济行为和经济成果的制度结构内发生的。因此，宏观经济理论必须同时是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的。

我们将通过三个例子，阐述通过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来发展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第一个例子用来说明结构性约束的重要性，而它通常被当代主流宏观经济模型所忽略。该例子在后凯恩斯主义者中没有争议，是关于金融领域以及公司经济中平均储蓄率的决定(第二部分)。第二个例子可能更具有争议性。它侧重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市场和供给侧的处理(第三部分)。第三个例子来源于后凯恩斯主义者所熟知的一些争议，即产品市场潜在的不稳定性和这种不稳定性所产生的影响(第四部分)。

二，公司经济中的储蓄

储蓄率差异的成因有许多种。获得利润收入的人［包括“资本家”(Capitalists)和“食利者”(Rentiers)］可能更富有，而富裕的家庭相较于贫困家庭倾向于将收入的更多部分用来储蓄。杜森贝里(James Duesen berry)的相对收入假说说明，即便富裕和贫穷家庭之间并不存在内生性的偏好差异，在储蓄率上仍然存在差异。另外，由于资本家比工人更“有耐心”，于是能将更大比例的收入储存起来，这也是储蓄率差异的潜在成因之一。卡尔多(NicholasKaldor，1966)则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结构性解释。他认为，储蓄率差异源于公司经济的结构之中:由于公司选择保留其部分利润，从而拔高了利润储蓄率。

正统观点认为，如果一家公司扣留收入，则作为公司最终所有者的家庭将能够“宣称股息”(Declare Their Own Dividends)。公司可以利用留存盈余来为投资提供资金，而增加相关联的未来利润将提高公司股份的价值。

因此，如果一个家庭想要使用未曾获得的股息，它只需要卖出一部分自己拥有的公司股份。由于股价上涨，情况就相当于家庭收到了股息(而非资本收益)。这种观点认为，实际上我们可以忽略企业储蓄对储蓄总量的影响。

卡尔多的反驳在直觉上非常简单。他指出，认为股价会随留存盈余而自动升值包含着合成谬论(Fallacy of Composition)。对单一企业来说，股价(相对于股价的平均水平)或许确实会随着企业留存盈余的增加而提升。个体股东也确实可以通过出售一部分自己持有的价值升值的股票来获得红利。但是作为群体的家庭无法通过出售股份来为消费提供资金:股份不存在买家，当家庭试图通过出售股票来补偿股息损失时，将产生股票价格下跌引起的资本损失。资本损失将缓和消费欲望，而由于企业留存率提升，平均储蓄率也将提高。

卡尔多认为，平均储蓄率的确定以公司的财务决策为条件，包括留存率和新发行股票的比率。平均储蓄率的这种条件性看起来是一种约束，因为金融市场无疑(以及产品和劳动力市场)会对这些财务决策产生反馈效应。

如果企业做出的财务决策充分反映了家庭的偏好、信息和期望，那么家庭就会根据平均储蓄率做出决策。相似地，如果企业总是做出与充分就业下的储蓄量相匹配的投资决策，那么家庭就会根据储蓄量做出调整。但是消费、投资和财务决策之间的动态反馈效应并不能自动解决这些协调问题。反馈效果甚至不必使调整呈现正确的方向。

考虑一个简单的情景:出于某种原因，经济体中各公司同时决定减少股息并提高留存率。这种企业金融行为的变化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是平均储蓄率上升和总需求下降。如果企业降低留存率至原水平以应对产出和资本利用率的下降，那么总需求问题就可以得到纠正。但为什么总需求和产能利用率的下降会导致企业想要增加股息?似乎导致不稳定的投资和股息才是最具可能性的反应。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很少或根本不关注金融问题，也不关注产品和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加利(Gali，2016)的“基本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既不包含资本也不包含投资。模型中倒是有金融资产，但所有家庭完全一致，没有金融资产交易，所有家庭的净财务状况为零。其他更为精细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则包括了投资。然而，在被誉为“标准参考”(布兰查德，Blanchard，2016:1)的斯梅茨－伍特斯(Smets-Wouters，2007)模型中，固定资本投资是通过家庭向企业出租资本服务实现的。

自从金融危机之后，金融资产和金融机制这两个话题就变得无法忽视。林德(Linde)、斯梅茨和伍特斯(2016:1)意识到原有的斯梅茨－伍特斯模型“需要引入一系列极其不可思议的冲击”方能解释金融危机后经济衰退的深度，并提出了三个扩展。扩展之一是按照伯南克等(Bernankeetal.，1999)的方法引入一个“金融加速器”。此时，最终产品的生产者仍然租用资本服务，但家庭转而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储蓄，最终产品生产者从“企业家”那里购买资本服务。投资由企业家承担，并通过外部融资提供部分资金。信息不对称意味着外部融资会受到风险溢价的影响，而溢价程度取决于企业家的净资产。

这些扩展可以让模型更容易地模拟深度经济衰退，并解释金融危机后为什么复苏缓慢。但这一解释严重依赖于对净资产的外生随机冲击(而非净资产的内生动态)，同时令人吃惊的是，这种解释在金融危机之后整整十年成就甚微。按照标准的金融加速器模型，林德等假设企业家以固定的速度死亡(独立于他们的年龄)，而幸存的企业家可以储蓄所有的利润，并且企业家的死亡率和由此产生的企业家流动将防止企业家逐渐积累足够的财富以完全自筹资金这一情形发生。这些假设和实际金融行为形成鲜明反差，同时他们的分析完全忽略了自21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行为的变化。在这一期间，企业留存率下降，股票回购飙升，股票的新发行净额变为负值，而在非金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均大幅增加。如果说商业周期内净资产的小幅度波动会对风险溢价产生影响，所以值得明确分析的话，那么这些影响净资产的金融行为变化则更需要我们特别关注。并且如上所述，企业金融行为改变的也许不仅是净资产，而且会影响平均储蓄率。

三，劳动力市场和供给侧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17)的报告，2016年墨西哥失业率为4.0%，2016年印度失业率为3.5%。如果仅从数据表面来看，欧洲的失业状况显得严重得多:“欧洲北部、南部和西部”的报道显示平均失业率为9.3%。但是作为经济指标，记录的失业率不能衡量劳动力市场疲软程度和各经济体在扩张期间克服劳动力短缺的能力。

即使在高度抽象的层面上，区分“双重经济体”(Dual Economies)和“成熟经济体”(Mature Economies)也显得十分重要，前者如坐拥众多未充分就业劳动者的印度，后者如存在大量失业的西欧。但衡量的失业率能够传达关于劳动力市场状态的有意义信息:西欧的政策制定者试图将总需求提高10%来同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竞争，但这会很快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制约。原则上，移民可以缓解这些限制，但政治力量阻碍了这条路线。

必须强调的是，成熟并不意味着“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或弗里德曼式的“自然失业率”(Friedmanite“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同样也不意味着长期增长率与总需求无关。

如果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外生给定的，那么稳定的“自然失业率”的存在就会削弱中长期内总需求的作用。这是大多数主流理论的前提。但“自然失业率”并不存在。即使是在金融危机之前(例如，豪厄尔等，Howelletal.，2007)，支持“自然失业率”的实证数据也十分薄弱。而在主流学者(例如，德朗和萨默斯，DeLong and Summers，2012)中，经济复苏的缓慢才使得他们恢复了对就业滞后现象的兴趣。

就业的路径依赖(滞后，Hysteresis)可能出于多种原因。有一种机制着眼于“公平性”(Fairness)，它既接近非正统理论，又从行为证据中得到支持。众多文献都指出，对公平的看法在工资形成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众多文献也表明，公平标准的变化是内生的。卡内曼等人(Kahnemanetal.，1986:730)如是说:

任何事物一旦稳定，则终将被接受，至少可以说，它的替代品不再容易被人想起。

社会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可能已经加强了对路径依赖的论证，但对工资标准的传统特征的认知由来已久。在马歇尔(Marshall)、凯恩斯(Keynes)和希克斯(Hicks)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类似于Kahneman等人做出的描述。

工资标准中的路径依赖自然会导致就业中的路径依赖。分配冲突是通货膨胀的根源之一，而对公平的看法会显著影响工资目标。如果说公平工资(或公平工资增长率)依赖于路径，与固定通货膨胀率相关的就业率同样会变得

长率———正如杜特的论述———将证明总需求几乎是增长的唯一动力。相比之下，在弗拉斯切尔和斯科特的论述中，尽管自然增长率存在内生性，但一个小的弹性和a+n的上限会使得我们无法忽略总需求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

实际上，自然增长率对就业变化的敏感度可能很小。如果劳动力市场紧张，那么企业可能会对研发投资，以及寻求能够节省劳动力的生产变革更有动机。但对于已经处于或接近技术前沿的经济体来说，其效果肯定是有限的。劳动力供给的内生性可能显示出更大的可能性。高需求将拉动新一组劳工进入劳动力，且通过移民所能够提供的潜在劳动力增长率似乎是无限的。当然，是直到我们开始考虑政治约束为止。

根据拉沃(Lavoie，2014:360)所说，“不把劳动设为约束”是卡莱茨基(Kaleckian)经济增长和分配模型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海因(Hein，2014:181)也以类似的方式表明，在卡莱茨基模型中，“劳动力供给通常不能被看作对增长的约束”。如此一股脑儿地否认劳动力市场以及供给限制在经济增长分析中的作用，不利于同思想开明的非后凯恩斯主义者进行接触。

即便抛开这种策略考虑，如果经济增长事实上取决于不同市场(包括货物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那么对总需求的关注可能会导致极具误导性的结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考虑收入分配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量的后凯恩斯主义文献都在辩论经济增长是由工资导向还是由利润导向。通常来说，学者通过研究收入分配变化对总需求的影响来考量这一问题。但在成熟经济体中，分配变化的增长效应不能仅仅通过总需求来确定;一个以利润为导向的商品市场(总需求)可能与成熟经济中的工资导向型经济相关联(斯科特，Skott，2017a)。类似地，与“金融化”有关的金融行为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整体影响取决于完整模型的具体说明，包括对劳动力市场和投资决定的假设(ScottandRyoo，2008)。

宏观经济学关乎于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关乎于一般(而非部分)均衡。正如凯恩斯(［1936］1973:xxxii)所指出的那样:

通过其中孤立的一部分，得到了正确的结论。但通过这些结论向整个系统扩展，已犯下重要的错误。

凯恩斯所评论的是前凯恩斯主义理论，它们孤立地看待劳动力市场，并假定货币工资的下降会降低实际工资、消除失业。然而，从方法论来说，孤立地关注产品市场也会引发类似的问题。

主流理论忽略了长期总需求。它们将重点局限于总供给的确定(在众多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它是内生的)。总需求被假设会调整以适应供给侧。许多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持有完全相反的立场。此时，劳动力市场被忽略，供给被假设会调整以适应外生改变的需求轨迹。这两个极端立场都不合情理。

四, 产品市场和哈罗德不稳定

第三个例子涉及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于利用率和稳定增长路径稳定性的长期争论。卡莱茨基式模型假设资本利用率的持续增长比投资更能显著地影响储蓄。这种短期凯恩斯稳定状态的长期版本被“哈罗德一派”(HarrodianSide)所否定。

长期本身并不独立存在;它只是由一连串的短期组成。这一老生常谈并无过错，但它也不意味着可以按照基准卡莱茨基式模型那样，把针对短期分析做出的假设延长到长期。利用率的提高对积累率产生的直接影响可能较小，但产生的累积效应可能较大。基准哈罗德模型展现了这种可能性的一个典型版本:它假设累积速率在短期内是预先确定的，但会随着利用率的实际值对期望值的偏离而产生变化。

我认为实证证据能够支持哈罗德派的论点。长期中，积累率并不具有完全弹性，但利用率的持续增长对投资产生强大的累积效应，远超出对储蓄产生的累积效应。这一发现违反了扩展到长期的凯恩斯稳定性条件。众所周知，估算投资函数充满困难，但行为主义也有力地支持了哈罗德的结论。如果企业有大量不必要的过剩资本，为什么企业会持续扩大其资本存量?当然，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根本不确定的(Fundamental Uncertainty)，企业精确地将利润最大化。因此，我们可能无法清晰定义什么是“最佳”(Optimal) 的利用水平。杜特(Dutt，1990) 和塞特菲尔德(Setterfield，2017)等人建议，可能存在“可接受的利用率”(Acceptable Utilization Rates)范围。最佳利用率的感知价值完全有可能存在路径依赖(拉沃，Lavoie，1995;杜特，Dutt，1997; 肖德，Schoder，2012; 尼克福斯，Nikiforos，2016)。但考虑到路径依赖性，可接受的利用率的可能范围显然比较小。认为最优利用率为75%的公司，不会在储蓄率提高2个百分点后转而认为最佳利用率是50%。然而，卡莱茨基式模型却暗含着期望利用率调整的这种量级(斯科特，Skott，2012)。

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一个唯一的、明确定义的期望利用率，使得积累率变为完全弹性。哈罗德不稳定不需要纵向长期积累函数。在可接受的利用率范围内，积累函数可能具有相对平坦的部分，同时可能存在路径依赖。问题的关键在于量级，这与自然增长率的内生性讨论密切相关。在我看来，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中常见的假设，既得不到证据支持，也没有行为上的合理性。自然增长率对就业变化相对不敏感;中长期积累率对产能利用率持续变化较为敏感。

哈罗德不稳定并非分析的结束，而是开始。收入和就业会波动，而有时波动会发展为严重的、长期的衰退。对产品市场的狭隘分析未能解释转折点;负面冲击之后，积累式的经济低迷似乎无法阻止。但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主要市场之间的互动来找到稳定机制。并非所有的宏观经济模型都需要明确包含商品、劳动力和金融市场———模型的详细内容应该取决于模型所要阐明的特定问题。然而，在对哈罗德不稳定性的分析中，产品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变得至关重要。

总需求的增加会提高就业率。就业增长会对包括总需求在内的其他变量产生反馈效应。高就业———劳动后备军变小———会破坏工厂纪律(卡莱茨基，Kalecki，［1943］1971:141)，人们对商业环境恶化的预期也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以及扩大产出和就业的意愿;斯科特和齐佩雷尔(SkottandZipperer，2012)论证了这种预期。①另一组效应与工资设定和通货膨胀有关。工资谈判并不会确定实际工资，但劳动力市场状况会影响名义工资的形成。通货膨胀和供给约束的出现反过来影响了货币和财政政策。中央银行采取提高利率的措施，当就业增加时财政自动稳定器开始生效，随之而来的是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尤其是在就业率变化持续很大的情况下。

稳定增长路径的局部不稳定性使得人们可以完整地理解伴随失业率有限波动的内生商业周期。哈罗德机制导致局部不稳定;而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与经济政策的相互作用将不稳定性转化为有限的波动(斯科特，Skott，1989，2015;冯·阿尼姆和巴拉里斯，vonArnimand Barrales，2015)。产品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使得平均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相互一致;如上所述，自然增长率可能为内生，并受总需求的影响。

最近的一篇文献认识到潜在的哈罗德不稳定性，但提供了一条不同的稳定路径:自需求可能会稳定经济。为了实现自需求，私人部门的主要方式是资本家消费、住宅投资和出口。总需求的这些组成部分可以被视为外生的:它们是从过去、现在和预期的未来产出变动中独立演化出来的。

假设自需求以恒定速度增长，在某些情况下，整个经济的增长率可能会被以同样的速度被拉动。但是该稳定性论点面临着一个明显的实证挑战:由私人部门提供的这些总需求的组成部分被挑选出来，被视为具有潜在自需求，但这些需求组成部分的波动要比总产出更加剧烈，而且很难看出它们如何提供稳定功能。退一步说，理论模型与证据之间也存在很大的脱节:模型假定自需求会以恒定的速度增长。

可以认为，政府支出是外生的。凯恩斯主义者提倡政府消费不断增长的做法，则显得有些奇怪。此外，作为一个描述性命题，通过财政自动稳定器和相机抉择政策，政府部门充当了稳定器的角色。从规定性和描述性两个角度，以“功能财政”观点看待财政政策，似乎比那些否认经济状况与政府政策之间存在联系的理论更有成效。

菲比格尔和拉沃(Fiebiger and Lavoie，2018)似乎放弃了对不稳定性和自需求稳定功能的关注。相反，他们认为周期和长期增长都是由自需求推动的，并将住宅投资列为自需求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证据和理论都拒绝将住宅投资看作外生的。利率变动会导致住房市场和住宅投资的强烈反应，而产出和就业会导致利率变动的强烈反应。住宅投资———如需求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可能会受到外生冲击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住宅投资的整个轨迹应能被看作外生的。我们可以且应做得更好。目标导向的决策者实行住宅投资;我们可以分析建设者和家庭的行为，以及他们所面临的财务约束。其中存在许多内生因素。

当前，强调经济增长动力是自需求的模型得到了普及，这似乎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这些模型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凯恩斯主义”的:模型中的投资“在长期和短期内，与正常利用生产能力所获的节余无关” (切萨拉托，Cesaratto，2015:154)。这个说法令人困惑。凯恩斯并没有忽视供给侧。即便不管解释性问题，为什么要坚持认为储蓄率的变化不会对当前或未来的投资产生影响?储蓄率不会影响总需求和利用率吗?公司不会对产能利用率的变化产生反应吗?

给予自需求独特地位的要求似乎是内在不一致的:怎么可能说，认为家庭在任一给定收入中选择的消费量驱动了经济增长是凯恩斯式(Keynesian)的，而认为家庭在任一给定收入中选择的储蓄量驱动了经济增长就是非凯恩斯式(Un-keynesian)的呢?考虑以下的简单消费函数

C=a+bY

如果将投资轨迹和产出轨迹与a(自需求)中的外生变动联系起来，确实是凯恩斯式，那么为什么将投资轨迹和产出轨迹与b中的外生变动联系起来就成了非凯恩斯式呢?a和b的变化都会影响任何给定收入水平的平均储蓄率。

自需求可以用来稳定哈罗德经济，并确保利用率渐进地收敛于期望值，这正是因为自需求的轨迹会改变任何给定收入水平相关的平均储蓄率。此外，自需求增长率的增加导致储蓄率的稳定增长值增加，该模型意味着，在稳定增长的情况下，投资水平将等于由于正常利用资本而达到的储蓄水平。而自需求的特点不在于储蓄的投资独立性，而在于无法从行为上解释储蓄变化这一关键假设。

塞拉诺和弗雷塔斯(SerranoandFreitas，2015)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呼吁，声称自需求代表了“真正的非正统选择”(TrueHeterodoxAlternative)，因为它允许“需求导向型增长、外生分配和正常产能利用率趋势的调和”(Reconciliation of Demand-Led Growth，Exogenous Distribution and A Tendency to Normal Degree of Capacity Utilization:17)。这个观点与拉沃(Lavoie，2016)的论点有关，他说，“通过考虑自增长的组成部分，节俭的矛盾或成本的悖论可以得到保留”( The Paradox of Thrift or The Paradox of Costs Can be Preserved …by Taking into Account An Autonomous Growth Component: 195)。有一些假设，是为了达到预期结论才做的，我觉得人们应该反对为这些假设进行辩护的论点。但这样的论点还有另外一个奇怪的地方:我们并不需要自需求来达到凯恩斯主义的结论。具有劳动力市场反馈效应的哈罗德模型与凯恩斯主义的结论完全一致。

在具有外生利润份额的固定价格模型中，平均储蓄率的增加可能会降低就业率和长期增长率;动物精神的增加可能会促进就业率和长期增长率，以及利润份额的增加可能导致就业率和长期增长率下降(斯科特，Skott，2015，2018b)。然而，将利润份额视为外生这一处理方式值得我们怀疑，且如果利润份额本身是内生的，那么工资导向型或利润导向型经济增长的概念就不再明确:一般来说，利润份额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简化形式(Reduced-form)的关联取决于潜在外生冲击的性质(Skott，2017a)。考虑到这一预警，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其他的哈罗德不稳定模型，并通过稳定劳动力市场对工资、价格、投资和经济政策的反馈效应来获得相近的“凯恩斯主义结果”(Keynesian Results)。

内生周期的正式模型通常不包括随机冲击，且自冲击且显然存在。例如，一个新政府可能会因与经济状况完全无关的原因而增加军费开支。动物精神、消费者信心或信贷约束也可能受到冲击。这些观念并不新。一直以来，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模型被用来分析该类需求冲击。政府消费的冲击也是主流DSGE模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内生周期的非随机模型中的波动也会因为外生冲击而增加不规则性。但这不是将整个需求轨迹视为外生的正当理由。

五 ,结论

开放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家认识到，目前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代表 “极其错误地描述现实”( Badly Flawed Descriptions of Reality) ，但仍支持 “从明确的微观基础开始，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 Starting from Explicit Microfoundations is Clearly Essential) ( 布兰查德，Blanchard，2016) 。

我们必须拒绝此中暗含的对卢卡斯革命的方法论上的认同。宏观经济学主流将目标导向与高度限制性的最优化混为一谈，并且忽视了不同市场之间，以及不同经济决策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导致问题更加严重。此外，产生微观经济行为的体制结构，是内在“宏观”的(Intrinsically“Macro”);例如，公司经济的结构对于平均储蓄率的确定具有影响，正如第二部分所述。

然而，拒绝动态随机一般均衡范式不应导致我们否认目标导向行为和对微观经济分析的需要。目标导向不排除对“经济人假设”(HomoEconomicus)的偏离。家庭和工人有认知限制，并受习惯和社会规范的影响。公平概念中的传统元素说明，目标导向不排除路径依赖。

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严格的优化是不可能的，但目标导向依然存在，特别是在企业方面;卡莱茨基式的投资函数从行为上看并不能令人信服。越来越多的人可能正在认识这个论点，但通过鼓吹自需求来解决哈罗德不稳定的尝试也不能令人信服。住宅投资的增长速度并非外生且不变的，它是由受收入和利率变动影响的目标导向型决策者执行的。

跨市场(以及市场和经济政策之间)的互动为哈罗德难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主流经济学对中长期分析的错误在于，它们忽略了总需求的作用，但这不能成为后凯恩斯主义者转向相反极端的理由，他们不应该否定劳动力市场的关联，以及经济增长的供给侧。总需求是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之一，但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

在这一行为和结构方向上发展后凯恩斯主义理论模型，要比产品市场的基准后凯恩斯主义模型更为复杂。复杂性本身并不是一种优点，但过于简化同样不是优点。爱因斯坦曾简洁地指出(可能为他人杜撰):“一切都应该尽可能简单，但并非更简化”(Everything Should be Made as Simple as Possible，but No Simp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