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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布克哈特 著)读书笔记

 投沙斋 2022-08-03 发表于北京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雅各·布克哈特 著

​花亦芬 譯註,联经出版社 2013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 著

​何新 译, ​商务印书馆 1983

​很早就注意到这本名著,但一直没有机会阅读。2022年夏季意大利旅行,正逢其时,早早就把这本书放进阅读书目中。在旅行的过程中,书上那些陌生、生僻、怪异的人名和地名逐渐生动起来,有了具体的形象和意义。

 

开始阅读这本书时,心中存了一个疑惑,作者是瑞士人,异国他乡的学者是否会准确地把握当地人的历史和文化? 在飞往佛罗伦萨的途中,经过瑞士苏黎世转机。从苏黎世到佛罗伦萨,只要45分钟的飞行路程。在意大利东北部山区旅馆碰到瑞士一家在那里度假。聊起来才知道,她们开车只要三四个小时即可来到这里。由此想来,欧洲各国间的文化是一个相互影响融合的共同体,而不是民族国家想象中边界鲜明的不同文化。从花亦芬的译者序言中得知作者跨越欧洲各国的学术经历,暗自嘲笑自己的井底之见。

 

作者在开始便称这个作品“是一篇最严格意义上的论文。”从文中博引旁证和行文风格来说,的确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这本书内容极为丰富,从政治文化、文学、艺术、宗教,等等方面展现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画面,堪比当代兴起的社会史。下面择自己感兴趣有所触动的方面记录一下。

 

作者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有极高评价,体现在以下两点:(1)作者称佛罗伦萨是欧洲第一个近代国家;(2)作者认为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带来了人性的解放,使得这一时期的意大利社会意气风发,成为欧洲长子。

 

翻阅了两个翻译版本,一是商务印书馆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 著,商务印书馆 1983),另一本是联经出版社2013版(《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雅各·布克哈特 著;花亦芬 譯註)。下面的引用的书中文字来自其中之一,不一一注明。

 

 

第一部分的主题涉及到了政治史或政治文化史。作者指出意大利与其他欧洲国家在中世纪晚期的不同“政治情况”。在英法西班牙,封建制度高度发达,在其解体中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统一的君主国家”,德意志的封建制度也有助于帝国的统一。与此相对的是,意大利此时几乎完全摆脱了等级制度,各个城市具有强烈的城邦国家色彩,自成一体,相互竞争,与古希腊时期颇有类似之处。

 

作者将文艺复兴放在中世纪晚期的历史背景下。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各个城邦有多样的政体,如君主制、共和制、教皇国,以及各种混合形态。作者着眼于“暴君专制国家所体现的那种更为完全和更为明确的国家类型来加以考察。” 例如,南意大利的诺曼帝国走向集权君主国的努力,目的在于彻底地摧毁封建国家,把人民变成为缺乏一直,没有抵抗能力,而极端有利于国库收入的广大群众。… 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不是人民,而仅仅是一大群惟命是从的百姓。 

 

在讨论十四世纪的“暴君专制”时,作者指出,国家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存在,并为此目的而科学地组织起来的,也因此发展出了一系列的统治术,如尽可能地把征税范围固定在原有的或者他最初所规定的项目上。激励机制是统治术的一个重要考虑:“唯一增加税收的困难要靠商业发达和普遍的繁荣发展。……”有周密计划的没收被认为是一种比较可取筹款方法—例如用罢免和夺取财政监督官财产的东方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暴君统治的不合法性使他陷于孤立并经常处于危险的包围之中;他需要同盟,向一切聪明才智之士开放,而不考虑出身。“他渴望声誉和热衷于不朽的视野,所以他所需要的是才能而不是出身。”由此推动了城邦国家的多样化发展。

 

十五世纪的暴君专制有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出现了各种王权利益的竞争。“在这里,再也看不到用来支持西方合法君主的那种半宗教的忠诚的痕迹;我们所能看到的最近似的,是个人的声望。”

 

大国的吞并欲望、小国的不安全感,正当性基础的缺失,神圣罗马帝国试图干涉诸国而无力,这些方面都刺激了暴君执政的倾向。在这个大趋势中,各国间联盟竞争,插手获利,不择手段,但公理和正义被抛弃在一边。 “个人的才具、身价和能力比当时在西方其他各地通行的一切法律和习惯都更为重要。”“古代的王朝已不存在,一个佣人可以很容易地当上国王。”(24) 于是,意大利国土上出现了大小各种王朝和各种统治方式的尝试。伴随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是,君主统治不是只依靠贵族,而是依赖于各种个人的才能。(47)

 

各国暴君间争夺,无论是治国理念和行为或行为作风都以古罗马为典范,包括效仿古代谋杀独裁者的手段。但这样做只是在不同暴政间延续下去。“他们幻想如果杀死伯俊,自由就自然会随之而来。。。因为统治是绝对的,不受一切法律的限制,所以他的反对者也就有同样的自由来选择他的武器。”(54)消灭或驱逐统治的家族,不过是更换主人而已。从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经历中可见一斑。

 

文艺复兴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意大利各种城邦国间竞争,封建制缺位、打破等级制度广泛吸纳人才等等做法,提供了文化活力的空间,启动了文艺复兴时代。

 

作者提出佛罗伦萨与威尼斯成为共和国的两个重要典范,并进行了详细阐述。

 

作者用很大篇幅描述了15世纪末威尼斯的繁荣贸易和令人羡慕的社会福利体系。在这一时期,威尼斯提供了诸多制度创新的实践,在国内有稳固的团结意识,维护其共同利益。在政治上,十人委员会拥有对境内所有事务的裁决权,它产生于每年的大议会选举,成为威尼斯共和国的核心。

 

威尼斯是近代国家财政统计制度的发源地之一(另一发源地是佛罗伦萨)。威尼斯通过贸易活动而立国,有相当开阔的活动场所,需要有整体观和对资产、负债、利润与亏损的结算制度。在这个方面,威尼斯与其他君主专制国家有显著不同:后者的目标是证明绝对王权的存在,但对威尼斯而言,其目的是享用权力与生活,继续发展产业和贸易。传统的人口统计以家庭数、可以上战场的人数或成年经济独立的人口统计,但威尼斯以“每个具有灵魂的生命”来计算人口,这个做法在意大利是首创,奠定了国家其他统计项目的中立计量单位。

 

作者提出,精打细算和务实治国反映了威尼斯近代国家精神上的高度开创性。与中世纪的宗教文化不同,威尼斯以理性计算而闻名于世。在面对是否加入他国军事联盟或战争时,它从贸易角度计算其成本收益,在此基础上作出决定,而不是基于某种原则。这一点也为人诟病。当代政治学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国家间贸易有助于减少战争冲突。在这一点上,威尼斯早已付诸实践。

 

威尼斯人精于贸易活动,但在文化上缺乏兴趣,在人文艺术等领域的发展远不及于其他地区,在这一时期还保留着落后的圣徒遗骸崇拜和近乎宗教意义的仪式活动。

 

在这些方面,佛罗伦萨与威尼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按照作者表述,十四世纪以来的佛罗伦萨,结合了高度的政治意识和多元的政治发展形态,堪称第一个具有近代国家性格的国家。它从君主国的家族统治转变为全体国民共同参与,其文化兼具敏锐的逻辑推理以及深具人文素质的艺术性。

 

作者列举了佛罗伦萨多方面的开拓创新:政治理念与政治理论发源地,政治试验与政治改革的故乡。作者特别强调,“佛罗伦萨人从历史经验里醒悟到,独立自主的心灵与就事论事的客观态度是发展近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要素。”这里的典型例子是但丁,他在流放中写作表达了内心的醒觉,提出了地理家乡与精神故乡的意义。

 

共和的佛罗伦萨成为近代统计科学的另一发源地。 “一种清醒的政治意识,穆罕默德式的行政管理和长期的积极的工商业活动等等合在一起,第一次产生了真正的统计科学。”佛罗伦萨的金融活动也催生了统计制度。人们表现出对量化数据的高度兴趣,发展起了家庭和营业等各种账簿。统计项目涉及到人口,教堂与修道院,黑死病死亡数据,乞丐人数,等等。

 

佛罗伦萨开创了近代历史撰述的新风貌。这一时期佛罗伦萨的历史著作史观完备性和多元角度,体现了对政治生活的长期观察和反思,远胜于其他地区的类似著作。其中的一个例子是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它生动地将佛罗伦萨描述为一个活泼的有机体,从自然法则发展的角度阐述历史。

 

基于上面的讨论,我们对作者关于佛罗伦萨的高度评价不会感到惊讶:“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人类变化最多的发展形式在佛罗伦萨的历史上结合在一起了,而在这个意义上,它称得起是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

 

 

在书的第二部分,作者讨论了另一主题,即文艺复兴时代带来的“个人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把意大利称为近代欧洲的长子,这一时期的意大利在解放人性、发掘人的精神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为欧洲他国提供了样板。

 

作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在中世纪,人类意识无论内心自省还是外界观察都处于纱幕之下的睡眠或半醒状态。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最早将这层纱幕褪去,觉醒过来,展现出自由人格。这个过程起始于十三世纪末,逐渐打破对个人主义发展的钳制,个人色彩的人物涌现,但丁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突破?这个转折的历史背景是,在教会支配的区域,“因为大家对政治感到无力,所以个人便努力将私生活发展得多姿多彩。”财富,文化素养、市民自由、以及非政教合一的教会,这些因素提供了个人主体性的思维方式的发展空间。在共和国的政体下,随着执政党派的变动,个人在行使和享受权力时有动力发展个人风格。人民的精神已经觉醒到认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并要寻求一个可以依以存在的新的稳固的理想。而市民生活的发展,贵族与市民平等地位的交往,产生了一种需求,即以古典文化为向导来帮助人们在新的社交世界中互动交往。

 

14世纪的人文学主要是反动中世纪的教会文化。一旦神权禁锢被打破,各个领域—人文、科学、神学、哲学,等等—极大发展,出现了众多多才多艺的“文艺复兴人”。那时佛罗伦萨的商人兼政治家往往精通两种古典语言,家庭读书使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那些才识超卓的人们,被放逐在外,以四海为家,因此发展出了世界主义,这是“个人主义的更高阶段”。如但丁所说:“整个世界都是我的故乡。”这让我联想到史学家余英石的那句话: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个性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是近代出现的新形式的荣誉,以及追求个人名誉的正当性。 中世纪的荣誉建立在等级制度之上,或以圣徒遗骨遗物为崇拜对象。文艺复兴时代的荣誉建立在社会平等基础之上,对有成就人们的出生地和墓地的崇拜,例如为但丁、薄伽丘等文人建立壮丽的墓地。意大利诗人学者最充分意识到,他们的作品和文字可以使人名垂不朽或遗臭万年。

 

这些因素推动了14世纪的人文主义兴起,神学、法学,修辞学,哲学,医学等领域发展。为君主家庭子女提供教育的角色,从神学家转到了人文主义学者。

​书中在随后篇章中详细记载同讨论了文艺复兴时代在各个领域中的体现,其中涉及的内容之丰富,题材之广泛,我们可以从各章节主题可见一斑:旅行、自然科学、大自然的美学、人的情感描写,十四行诗、传记、社交与节日庆典、道德与宗教,包括极端的个人主义,等等。读者可以感受到那个轰轰烈烈、意气风发的时代。在佛罗伦萨,艺术家竞相创作,雕塑、油画、诗歌等大量涌现;赶驴人读但丁诗,匠师抄写意大利文手抄本…… 人们积极参加公共事务,从事各种活动,旅行,阅读,写作,争论,……

 

 

这本书中题材内容之丰富,涉及范围之广,需要“文艺复兴人”式的学者来发掘和阐释,也需要具有“文艺复兴人”般知识结构的读者方能充分理解和欣赏。

 

这本书出版于1860年,但阅读中不时感到其超越时代的一些特点。例如,文中涉及的题材广泛,人物众多,涉及到社会文化的不同领域和人物,颇有当代史学中的社会史研究的味道。再例如,作者专设一章,讨论“女性的地位“。译者的脚注特意指出,这些观点有失偏颇。但对女性的关注,特别是其地位变化的专注值得肯定。已有研究指出其他不足。其一,虽然对16世纪以来的意大利道德危机加以批判,但主要着眼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正面影响。在各个参观地点的书店中,不时看到有关文艺复兴时期阴暗面的新近研究工作。第二,更多地强调了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断裂和反叛,而没有注意到两者间的密切关系和量的积累。第三,文中的若干观点判断也为新的史学研究所修正或批评。

 

阅读这本书,跨越若干世纪、涉及众多题材领域,给人一个纷繁多彩又令人眼花缭乱的感觉。时间尺度极大,百年之变,言辞一闪间。但如布罗代尔所说,长时段历史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视角(perspective),让我们看到了更为深层稳定的历史趋势和内在过程。犹如绘画史上,文艺复兴时期透视视角的出现,一改中世纪平面呆板的画面,使得人物形象层次丰富,生动活跃。这部长时段的著作也让我们更好地在一个相互关联的坐标空间中认识这个时代的人物角色和世界。

 

在阅读中,自然联想到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比较。文艺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城邦国家的产物。在正式制度上,历史中国中的大一统与欧洲各国的多样性形成鲜明对比。新近的史学研究更多地强调了中国历史上的地方性、差异性。这些地方性、差异性的程度和性质如何,体现在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上,是如何保持和延续的,如何影响到人们的行为,这些问题有待回答,特别需要放在比较制度的框架中仔细考量。

 

前面提及,我阅读了两个版本的译文:商务印书馆1983版(何新 译);联经出版社2013版(花亦芬 译注)。比较而言,推荐联经版。理由如下:其一,联经版翻译风格更为流畅易懂,阅读感受好。其二,译者在这一领域有丰富知识,译文中加入各种脚注和文献介绍,特别有助于阅读理解。译者的长篇序言很有分量。其三,在图书编辑上,文中插入各种图片,将文艺复兴的辉煌成就图文并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调动起阅读兴趣。另外,文中出现的人名和地名后附有原文,便利阅读。另外,在旅行途中还听了这部著作的英文版音响片段,在中英文不同背景下来听/读同样的历史,感受到的时空距离都极大不同。旅行中的思想旅行,一段奇妙的经历。​​​​

发布于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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