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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饭岛忠夫提出：泥板文书中所见巴比伦星占学，有些内容与《史记.天官书》相似，并在公元前4世纪传入希腊；中国的二十八宿与巴比伦、印度的同类体系同出一源；巴比伦、印度也又与中国古代相似的木星（岁星）纪年法；中国古代天文仪器如圭表、漏刻、浑仪等，与古代西方诸国相似。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巴比伦星占文献中的三环星盘与中国古代数学著作《周髀算经》中的“七衡六间图”相似。郭沫若认为，分野说创制于巴比伦。而古埃及星占学中也有以天区与地上各国对应之法。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中认为，古代中国天文学体系中有十二辰与十二次，皆为对周天黄赤道带之十二等分，与西方的黄道十二宫极为相似，而黄道十二宫之制创始于古巴比伦。在十二辰名称中，甲骨文“卯”字与狮子宫的符号“绝相类似”；“巳”，古文作“子”，对于双子宫；“申”与双鱼宫符号同为“一线联结二物之形”；“酉”，本为壶的象形，对于宝瓶宫；天蝎宫对应尾、心、房三宿；天秤宫对应氐、亢二宿等。虽然十二辰的方向与十二宫相反，但与十二辰对应而方向相反的十二次，却与十二宫方向相同。而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是由古希腊人传入印度的。古代中国、印度、埃及、波斯、阿拉伯各国都有二十八宿体系，至于其源头，主要有巴比伦、中国、印度三说。所谓“二十八宿”，即位于赤道或其附近的星座所构成的环带。李约瑟认为源自巴比伦，而郭沫若、竺可桢和夏鼐认为起源于中国。但后来，竺可桢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接受了巴比伦起源说。现代学者反对巴比伦起源说的主要理由之一是“迄今还没有在古巴比伦的天文学文献中发现二十八宿的确切证据。在楔形文泥板书中，从来没有发现二十八宿表。”（夏鼐语）江晓原认为，在巴比伦塞琉古王朝时期，除十二宫外，还有一套天球坐标，即以三十一颗恒星构成参照系，描述月球及行星位置，其黄经分布很不均匀，恰为中国二十八宿距星系统最显著的特点；从二十八颗距星（“标准星”）来看，其黄纬比赤纬更加吻合，但二十八宿距星的黄纬比三十一颗标准星分布更宽；巴比伦在描述天体位置时，不用角距离，而用“腕”和“指”（1腕为30指），与中国“丈”、“尺”、“寸”相同，虽中国在二十八宿系统中用“度”，但也是长度而非角度。三十一标准星与二十八宿距星中有6颗星重合，约占20%左右。唯一不同的是：三十一标准星多为著名亮星。1955年，卷帙浩繁的《楔形文天学史料》与《晚期巴比伦天学及有关史料》分别由奈格堡与萨克斯编辑出版，为巴比伦天学与古代中国天学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即数理天文学的研究。所谓巴比伦，不是指一个国家，而是指一个地区，即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当地的古文明可上溯至公元前4000年的苏美尔人。西方学者将巴比伦天学分为四个时期：旧巴比伦王朝、卡西特王朝与亚述王朝、新巴比伦王朝至迦勒底王朝、波斯及塞琉古王朝时期。有一份长达21年的金星伏、现表，始于汉穆拉比王之后160年。而在公元前314年至前64年的塞琉古王朝时期，已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数理天文学体系，内容涉及太阳运动理论、行星运动理论、天球坐标、月运动、置闰周期、日长等问题。1、太阳运动理论：巴比伦星历表中有太阳运动表，记载着每月太阳所在之黄道宫、该月合朔时刻太阳在该宫中的度数、太阳该月运行中所经过的黄经度数等内容。表中出现了二次差分，并形成折弦函数，表现出太阳运动速度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太阳运动表所描述的是公元前500年时的天象，而中国是道公元600完成的刘焯（音卓）《皇极历》中才出现第一张太阳运动不均匀性改正表。2、行星运动理论：在塞琉古王朝及与之约略同时的西汉王朝，都十分重视行星运动的周期及运动状况的数学描述，而且所犯错误也相同——认为金星与水星的恒星周期都是一年。在行星运动的数学描述上，巴比伦人大为领先，如将水星运动分为六个阶段，出现三次差分。而中国到《皇极历》和《大业历》（公元608年）才出现类似方法，但没有变加速。根据一份木星逐日黄经及差分表推断，巴比伦人早已使用非线性内插法，而中国自《皇极历》开始才出现了非线性内插法中阶次最低的二次内插法。4、月运动：在这方面，中国与巴比伦差异很大。中国重视“朔”，巴比伦重视“朏”，以朏为月始。关于交食周期，巴比伦发现了著名的“沙罗周期”，N（朔望月数）取223，M（交点年数）取19，而中国N取135，M取11.5，此后又提出过20多种交食周期，知道关于1199年《统天历》种才出现了“沙罗周期”，但也只是多种交食周期中的一种，没有什么特殊地位。5、置闰周期：阴阳合历中，为调和回归年与朔望月之间的关系，必须采用置闰法。公元前431年，古希腊天文学家默冬宣布了19年7闰，故称“默冬章”。而从巴比伦星历表来看，早在公元前500年——前400年间就已使用这一周期，中国则自公元前589年就掌握了这个周期。此后又提出600年221闰和339年144闰等周期。公元665年后，中国放弃了对闰周的推求，但中国的《太初历》已提出了更为合理的置闰法则——无中气之约置闰。所不同的是，巴比伦人不仅用19年7闰安排置闰，还用它推算每年的两分两至时刻以及天狼星偕日升、偕日落时刻等。6、日长问题：巴比伦人已知日长随太阳黄经而变，有的星历表给出了一年中不同时间的太阳黄经及对应的日长，但不太准确；中国后汉的《四分历》（公元 85年）也曾列表给出了一年二十四个节气之日的太阳赤经及此日的日长，只是使用赤道坐标与巴比伦不同。江晓原认为，以上证据说明巴比伦天文学与中国天文学是两个独立起源的体系，且认为中国天文学可能受到巴比伦的影响，并由印度随佛教传入。而老王却不这样认为，因为中国天文学早在佛教从印度传入之前就已经很发达了，它与巴比伦早期的苏美尔文明（希腊文明）有着同源关系，通过苏美尔文明（希腊文明）影响世界各古文明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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