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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正 吴伯箫同志临终嘱咐，骨灰洒在泰山。他的遗愿实现了。1984年我登泰山，写过一首诗:“松柏昂藏七尺身，冰泉幽咽想清吟；访君莫道不相见，万壑千崖都是君”吴老自愿魂归泰山，朋友也以泰山之子目之，不仅因为他是山东大汉，而且因为他有“泰山石敢当”的硬气，托身泰山是毫无愧色的。 万壑千崖都是君 约在1954年，伯箫同志从东北大学调来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是德高望重的叶圣陶先生)。他在出版社工作了30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花的时间最长，耗的精力最多，同他的志趣最相符，给他的打击也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在中学施行文学、汉语分科的教学改革。 伯箫调来北京，就是请他领导编写分科课本的。当时，中央指示要调集300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教师充实中小学教科书编辑队伍。我也是1954年早于伯箫不久调来人教社的。伯箫走进编辑室，给我第一个印象是好个魁梧的山东大汉。脸是方的，口是方的，肩膀也是方方厚厚的，讲起话来有浓重的山东口音，总是眯着眼睛，含着慈祥的微笑。大家知道，他是延安来的著名散文家，已有多种散文集问世。他的英文也很好，早年曾在曲阜孔府任英文教师，并有译著。 文学、汉语分科教学，是建国以后，花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集中优秀力量最多，中央领导最重视，力度也最大的一次语文教学改革。中央指定胡乔木领导，教育部由副部长也是人教社社长叶圣陶直接领导，伯箫是第一线总指挥。如此领导阵容是空前的。自那以后至今，也不曾有过。 1951年到1958年，这套教材从启动到停止使用，历时八年之久。 从1951年3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工作会议，胡乔木在讲话中宣称，“语文教学的目的存在着特别混乱的现象，其原因是没有把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分开”，提出分科的问题，同年5月6日，《报日人民》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下半年，语文教育界开始讨论。1953年4月，教育部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提出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示，语言、文学可以分科。并指定成立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由胡乔木任主任。1953年12月，胡乔木向中央写了《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1954年2月1日，毛泽东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吴伯箫正是在这个紧要关口来到出版社。 他未来之前，教育部教学指导司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为分科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制定和编写已做了许多具体准备工作。分科虽然是学习苏联(也是原俄国)的模式，内容却无法照搬外国，必须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选材，必须研究当时尚乏共识的汉语语法，从中提炼出各方都能接受的临时教学语法体系。吴伯箫的到来，对这项艰巨的工作是极大的促进。在他的领导下，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教材初稿顺利地编写出来了。 伯箫对工作全心投入，一丝不苟，与叶老配合得很好。比如编辑初选的课文以及注解、练习等文字，他都一一亲自审阅，经他同意再送叶老审定。伯箫他不光审阅，还自己推荐课文。他推荐的课文，不是在书本或报刊上标出所选的文章给大家看，而是亲自抄写一遍，用毛笔写成优美的行楷，抄件本身就是艺术品。白天繁忙无暇，抄写在深夜。他的办公室夜夜灯火，有时亮到天明。他工作或写作，通宵是常有的事。他笑着说，早晨用冷水洗个脸就精神了。 为了广泛征求作家的意见，在伯箫的主持下，召开过几次作家座谈会，最盛大的一次是在和平饭店召开的。茅盾、臧克家、老舍、箫三等文学大师都曾到会。在此之前，中学语文教材中虽然选入一些文学作品，和文学界却很少联系。这种交流不但听到许多宝贵的意见，而且获得文学界的理解和支持。与会者对中学语文课一律表示赞同，情绪热烈。课本的初稿编出以后，伯箫还带领我们出去调查研究，并且组织试教。计试教中学74所，参与试教学生27000多人，试教取得了极好的成绩，广大师生热烈欢迎这项改革。至此，教学大纲草案及教材试教本均已定稿，各界舆论都表示支持，试教又给分科的施行提供了实践的确证。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全国推行)了。 经过几年的苦战总算有了喜人的结果。那时候不兴用公款大吃大喝。叶老慷慨解囊，在教育部食堂里，请一位厨艺很高的师傅制备了两桌丰盛的宴席，叶老与伯箫容光焕发，喜气盈盈为大家敬酒。 但做梦也没料到，风云突变。1955年6月，教育部召开全国语文教学会议，由叶圣陶向大会作《改进语文教学，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的报告，动员在全国推广使用新的分科教材。正当此时，有关领导对文学、汉语分科提出严厉的批评。会议来了个大转折，不了了之。大会报告不作正式传达，分科教材使用与否各地可以“因地制宜”，也可以使用旧课本。 从此文学、汉语分科的命运一落千丈，胡乔木、周扬都三缄其口，对文学课本的批评纷至沓来。如康生指责说：“文学课本非改不可”，“与教育方针相违背，最多只能培养小资产阶级感情”，“许多课本思想性不强，语言也混乱，可砍去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换选政治论文、社论和应用文”。几经周折，至1958年，中央文教小组终于正式下令文学、汉语分科的课本停止使用，美丽的维纳斯不仅断臂而且香消玉殒了! 这场大起大落的灾变是异乎寻常的，它违反党内生活常规，也违反工作的正常程序，居然如霹雳坠地，轰然爆发，并且中央不出面过问。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可能已成为不解之谜。当时的领导人都相继下世了，编辑初中11人，高中13人，健在的只剩4人(我在其中)，我们这些普通编辑，对于领导层的事并不十分了解。80年代初编写新时期的语文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负责人曾向胡乔木请教，他感慨地说：“编写语文教材是一部失败史，是一部伤心史”。默然而已。我们期待着发现更多的佐证，使此疑案大白于天下。 单说吴伯箫同志。当时的几位领导，受到批评，都唯唯称是，不敢有异词，独有伯箫不服。教育部组织了两个调查组深入学校调查研究，实质上是为那些批评意见搜集事实依据，证明其符合实际，完全是正确的。那年月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但是有些调查，实为带着领导确定的框框去搜集证据，此即一例。调查组分兵两路，一路按领导的调子跳舞，对分科作出否定的结论；另一路由伯箫领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调查，得出了肯定的结论。两个报告针锋相对。吴的调查成了他的一项罪证。教育部组织对伯箫的批判，调子是“以专家自居，同党分庭抗礼”。批判进行中，伯箫忽然挺身站起，一手高举中央文件(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的胡乔木的报告)，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说陆部长代表中央，这也是中央，到底哪个是中央，我们应该执行哪个中央的指示?!”伯箫在延安时就尝过挨整的苦头，并非缺乏党内斗争的教训，在那种众口一词的形势下，敢于如此以大无畏的精神据理力争，令人感佩。 伯箫虽然屡受批判，但秉性难移。后来，他因非议“大跃进”是弄虚作假，受到批判。“文革”中他吃尽苦头，“干部解放”之后，又因非议“文革”中闹得乱轰轰的“教育革命”，受到批判。粉碎“四人帮”后，他已垂垂老矣，虽然解脱了如影随形的批判枷锁，却仍不得意，1982年在郁郁中溘然长逝了。泰山上的松柏日夜作涛声，那是为正义而呼喊，不是叹息。 文学课本，自然留着时代局限的印记，但是，初中按文体分类，高中采取文学史体系，突出文学，没有突出政治。课文以及注解、练习、知识短文等，经过叶圣陶、吴伯箫等许多饱学之士的阅改，有的课文是叶老亲自动笔所写，质量是极好的。 人们一直怀念这套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课本。有的作家说，自己走文学道路是受到在中学时学习文学的影响。有的教师珍爱这套课本，“文革”中小心地藏起来，躲过浩劫。吴老，是中国语文教材改革的先行者，是应图画凌烟的功臣。 长流思远情 吴老不但有敢于坚持真理的可贵品格，而且笃于友情，有温厚的情怀。就从他赠给我的一个条幅说起。 吴老书法很好，但很少为人写条幅；他的诗也写得很好，但很少写，更少把自己的诗写成条幅赠给朋友。赠给我的一幅，真要算得稀世之宝了，何况又是绝笔——这个条幅写于1981年春天，此后不久，他就病倒了。 条幅长期挂在我的书房里，后来为了免受灰尘的损害珍藏起来。仔细看那条幅，还象墨迹未干的样子，眼前忽然浮现出他那山东大汉略呈方形的脸。“留个纪念吧!”他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线。那是条幅装裱后拿给他看的时候。看那字，清醇而厚重，不是书法家斤斤于临摹古帖而得来的那种字。再看那诗，诗是这样写的：银鬓采红豆，红豆坚且贞。又折叶子花，花香照眼明。健步罗梭桥，桥下水清清。将花浮浪去，长流思远情。 这是吴老于1980年游西双版纳时写的一首无题诗。游览归来，他诵给我听，我极喜欢，请他写下来，他就写了这个条幅。这首诗，清新美丽，自然卷舒，如穿花激石的山泉，如随风弄影的闲云，命意高远，绝无半点尘俗。只是结语“将花浮浪去，长流思远情”，很有些伤感。古人相信“诗谶”，以为从诗里能见出命运的穷通和前路否泰，这两句诗似乎真的预示着他的不久于人世吧——当时可没有这么想。 第二年即1982年的8月，我登上庐山，住在比牯岭街还高的一个山峰上，四围松竹，一窗烟雨，远处隐在烟雨中的连山，象无数魔鬼在捉迷藏，这边才露一个头，转眼便不见了，那边又钻出一个头来。住在这里，犹如进入一个迷离恍惚的神怪世界。在一天夜里，闻到吴老逝世的噩耗，我痛哭失声。为了悼念吴老，曾写了一首诗：渐老方惊哭友多，哭公今又泪滂沱。难忘青岛扶初泳，忍忆红山共夜歌！雪压青松知健劲，笔干星斗仰巍峨。青衿堪慰八千万，岁岁深情诵纺车。 这首诗的三四两句是写实。记得1964年夏天，我到青岛调查研究，住了一个多月。这期间，吴老从上海来到。谈工作之余，一起去海滨浴场游泳。吴老爱游仰泳，他的胖大给他增加了几许浮力，仰卧碧波之上，转侧自如，如同躺在沙发上休息。我呢，从来没有学过游泳，浮也浮不起来。他看见我尴尬的样子，连忙跑过来教我。“就学仰泳吧!”他一面说着，一面用手托着我的脊背让我卧在水面上。在他的扶持下，我东闯西冲，“游”了好一阵子。回去的路上，他笑着说：“大有进步，自然只一次是学不会的。”我后来学会了游泳，最拿手的也是仰泳，不能不说吴老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当时我才30多岁。吴老对于一般工作人员，对于青年总是热情诱导的。难怪建国之初他在东北师大当院长的时候，学生亲切地称他“老妈妈”。 “文革”期间上干校，在安徽凤阳县的大红山附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同住在一个宿舍里，那处宿舍远离连部，孤零零地立在大路口，叫“八间房”。吴老曾以《八间房》为题写过一篇散文，收在1976年再版的他的散文集《北极星》里。书出来后，他捧着一本亲自送给我，书页还飘着墨香。扉页上盖着一方白文“山屋”二字的印章，朱色灿然，那是我刻赠给他的。他早年在青岛的书斋叫“山屋”。八间房里住着七八位同志，有的会拉手风琴，有的会唱歌，到了晚上我们就凑在一起又拉又唱。吴老是这个小小合唱队的积极分子，唱起延安时代的歌曲他特别起劲。现在想来，大家放声歌唱，是以合法的形式发泄苦闷，他更带有悲凉。那时候他还在受审查，后来被开除党籍。1976年以后恢复党籍，他把自开除之日起按月积存的党费郑重地交给了支部。多么好的党员啊！事实证明，我们队伍中许多“老运动员”都是真诚无私的好同志，这是对“斗争哲学”的一大讽刺。 诗的最后两句“青衿堪慰八千万，岁岁深情诵《纺车》”写的也是实情。吴老是当代大散文家，文笔清淳朴素，炉火纯青，罕有其匹。他的名篇《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猎户》等都曾选入语文课本，特别是《记一辆纺车》，成了教材的保留篇目，至今仍选在课本里，全国上亿中学生仍在研读这篇散文。吴老的在天之灵会感到欣慰吧。 199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两卷本《吴伯箫文集》，是对吴老的纪念。听说他的老家莱芜在筹办他的纪念馆，祝愿早日实现。但即使没有这些，文学史和教育史也会记下他闪闪发光的名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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