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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所收藏有两部《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录》，在国内已无留存。日藏两抄本与学者仓石武四郎在华编拍《旧京书影》有关，该目也是京师图书馆编纂的最后一部善本书目。通过对日藏两抄本内容及前人引用、著录该目情况进行考察，可以证实该目的编者是史锡永。 关键词：《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录》；史锡永；图书馆史 一、日藏两抄本概况与相互关系 （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抄本 《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录》二十一卷，不题撰人，无界栏竹纸抄本，八册。半叶十行，行二十五字。卷端题“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录卷一”，卷首有“东方文化研究所”朱文楷书长方印。此目与仓石抄本同系张宗祥任后馆员改编，与仓石抄本不同之处在于，此本全本抄录，前后完整。目中著录文字、类目顺序与张宗祥目相近，而具体著录条目与体例有所差异。如经部易类较张宗祥目多出《周易举正》《乾坤凿度》《周易乾凿度》等书，皆著明为“本馆新购书”。书前无序例，书志著录内容以张宗祥目文字为基础，张氏案语多被混编入书志文字之中。张宗祥目过录原书题跋，原附录在书志之后，此本则录入书志正文。并加入了历史博物馆移交之内阁大库残本，补配到原目，注明“由历史博物馆移来”。（以下简称“人文研藏抄本”） （三）日藏两抄本抄写时间及相互关系 据仓石武四郎回忆，京师图书馆的善本书目是在留学期间，得到徐森玉的帮助从京师图书馆借出抄录。仓石武四郎1928年3月23日到中国留学，在该年即开始着手调查京师图书馆藏善本，彼时徐森玉担任图书部主任，因此可以将图书馆“原则上不可外借的善本书目稿本”[6]借予仓石。仓石与当时同在中国留学的吉川幸次郎一起抄录，二人都住在留学生寮延英舍，后来觉得人手不足，便发动寮内其他日本留学生一起抄写，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抄本笔迹不一的原因。仓石回忆抄写书目在冬天，应即1928年末或1929年初之事[7]。 关于日本收藏的两部抄本之关系，乔秀岩先生认为“仓石旧藏本应该是仓石在回忆录中讲到的众人合抄本，京都藏本是经过整理的誊抄本”[8]。仓石抄本笔迹不一，书成众手，内容摘录不完整，即回忆录中仓石武四郎等人仓促合抄的抄本。而人文研藏抄本内容完整，抄写工整，笔迹前后基本一致，应是根据底本整理誊抄。而誊抄时依据的底本是京师图书馆藏原本还是仓石抄本，尚需加以讨论。 日藏两个抄本都有一些过录的批语，是根据当时京师图书馆藏原本书上批语过录，如史部元刊明修本《隋书》条有批语曰“十一年九月十三日重校，明日晒书，暂停校”，并说明该批语之位置“右十七字在此条眉上”等，这些是京师图书馆重校书目时所加批语。誊抄时时所见底本有此批语，故亦移录在新抄之本上，而加以说明其位置所在。这些批语，人文研藏抄本是以贴签形式黏贴在原目眉上，而仓石抄本则抄在该条之末。两本所录批语内容相同，连说明批语位置之文字如“右十一字在此条眉上”都相同。这会给我们带来一丝困惑，如果人文研藏抄本据京师图书馆藏原本誊抄时过录这些批语，那为何仓石抄本也有一模一样的内容，尤其是说明批语位置文字也完全一致，日藏二本之间有无相互传抄关系？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低，人文研藏抄本不是根据仓石抄本传抄。首先，仓石抄本是摘抄本，并非完本，条目较人文研藏抄本少很多。仓石抄本中部分空白未补完文字之处，人文研藏抄本则完整无缺，若是据仓石抄本传抄，不可能凭空补全。其次，人文研藏抄本是中国竹纸抄本，书衣、装订也是中国装，书手不似日人字迹。可能是仓石武四郎因为早年仓促抄了一个摘录本，犹以为憾，后又托人重新据京师图书馆藏原本誊录了一个完整的副本，送当时“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庋藏，即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而仓石早年的摘抄本，则随“仓石文库”入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二本都是直接根据当时京师图书馆藏原本传抄。仓石抄本之所以会有与人文研藏抄本一样的批语内容，可能是仓石后来据人文研藏抄本过录到自己的早年摘抄本上，因此连说明批语位置的案语也完全一致[9]。仓石抄本除了因为摘抄而内容不完整外，所据底本与人文研藏抄本一致，故下文若无特殊情况，仅举人文研藏抄本为例。 人文研藏抄本也有民国十一年以后所批校语。如史部地理类“《地理沿革表》一部十四册”条著录为：“见《简明目录》（淡字二号）。此目未载。十六年九月十三日识。”另有抄手所加说明：“按右一条贴签上写。”知此条原本失收，民国十六年（1927）九月馆员据此前《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补入。此条批语也可以证明人文研藏抄本抄写的时间不会早于民国十六年九月，是在仓石抄本之后所传抄。
《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 二、《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录》编者考实 乔秀岩、叶纯芳先生在利用日藏两抄本时，已注意到该目中有“旧目”“新目稿本”的称法：“后来叶纯芳留意到仓石所抄有'旧目’'新目稿本’并称之处，所称'新目稿本’内容与上海图书馆藏本符合，愈可证仓石所抄即在张宗祥原稿（如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基础上继续补充并且经过修订重新编辑的草稿。”[10]正如乔秀岩、叶纯芳先生指出的，人文研藏抄本目中有多处提及“新目稿本”或“原稿”，即指张宗祥所编善本书目。目中所举“新目稿本”“原稿”各处内容，均与上图藏张宗祥目抄本相合。如元刊本《至正金陵新志》，张宗祥目著录“前后亦有'朱氏伯京’等钤记”，人文研藏抄本著录：“新目稿本谓亦有'朱氏伯京’印文云云，此本无此印，查旧目亦无是说。”影汪氏抄宋本《说文系传》，张宗祥目案语谓“案此书较祁刻本颇有不同处，缪氏谓为祁刻所从出，恐不尽然”，人文研藏抄本案语曰：“谨按：旧目以此书'（如）[为]祁刻所从出’，原稿谓'较祁刻本颇有不同’，考《铁琴铜剑楼目录》：'祁氏所刻《系传》，《部叙》以下即据是本，故大致符合。’前人已显然判决矣。”又明刊本《静修先生集》，张宗祥目著录“存十九之三十”，谓之“总卷在下，分卷在上”，人文研藏抄本案语曰：“谨按：原稿'存十九之三十’及篇中'总卷在下，分卷在上’云云，查附录不在本集，当云集十九至二十八。”《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张宗祥目著录作“明刊本”，人文研藏抄本改作“元刊巾箱本”，并谓：“原稿又称为明本，核其字体，即元麻沙本也。”又张宗祥目著录的元刊本《音注资治通鉴》，人文研藏抄本改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加案语：“谨按：书贉题'音注资治通鉴’，原稿因之。查天禄琳琅、郘亭、丁氏、瞿氏、张氏诸目录，均有此本，无冠首二字，减之。”所称“新目稿本”“原稿”种种，皆与张宗祥目相合。可知此目在张宗祥目基础上进行改编。 这部张宗祥任后改编本《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录》，究竟出于何人之手？《〈旧京书影、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出版说明》文中最初推断为“张氏草目”，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改编本书目确系以张宗祥目为底本改编。随着对《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系列认识逐渐细化，尤其是在发现了张宗祥目原本之后，这个改编本的编纂者则需要重加考察。乔秀岩先生在《出版说明》修订稿末附加“2016年补述”，也认为“仓石所抄不能直接视为张宗祥所编”[11]。 有关这部善本书目的相关情况，馆史档案中未见有记载，但在前人引用文献中留有一些痕迹。方甦生《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叙录》（1935）文末引用书目，有“史锡永《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12]，并在文中大量引用目中著录文字，《内阁大库书档旧目补叙录》（1936）文中亦有引用。这部史锡永所编善本书目，名不经传，也未闻有存本。按照现在发现的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系列，日藏两部源出张宗祥目的改编本是最末一部，时间上最接近方甦生1935、1936年所引“史锡永《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因此，这部最晚的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很可能即史锡永所改编。 方甦生《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叙录》引用“史锡永编《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多处，引文内容与京大人文研藏抄本接近，而与上图藏张宗祥目抄本不同，可以证实人文研藏抄本即方氏所称“史锡永《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如方甦生《叙录》引史锡永《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礼记详说》不分卷，存五十七册，清冉觐祖撰，旧抄本”[13]，人文研藏抄本同，张宗祥目作“《礼记详说》不分卷，五十六册，清冉觐祖撰，旧抄本”，册数不同。又如“《明史》三百三十二卷，一百二十册，拟进呈黑格写本”，张宗祥目作“进呈写本。黑格。”人文研藏抄本作“拟进呈写本，黑格”，版本项多一“拟”字。“又一部，存一百零三册，写本，黄绫册面，朱圈句读”，张宗祥目作“抄本……黄绫面”，人文研藏抄本作“写本……黄绫册面”，版本项“写本”“抄本”不同。“又一部，存二册，稿本”，张宗祥目作“写本同前”，人文研藏抄本作“稿本同前”，版本项“写本”“稿本”不同。“又一部，存八册改订九册，草稿本”，张宗祥目作“八册，稿本”，人文研藏抄本作“存八册改订九册，后（'后’当为'稿’字之误）本如前，后两册缮写潦草，当系初修”，修复后册数有所增加。“又一部，存十二册，初修稿本”，张宗祥目作“十二册，稿本”，人文研藏抄本作“存十二册，初修稿本”，版本项多“初修”二字。“又一部，存十册，初修稿本，册面题'草本’”，张宗祥目作“十册，稿本”，人文研藏抄本作“存十册，初修稿本，册面题'草本’”，版本项多“初修”二字，且著录封面题字。“又一部，存三册，稿本，批有'题照副总裁王大人所改重录’”，张宗祥目作“三册，稿本”，人文研藏抄本作“存三册，稿本……另红笺'题照副总裁王大人所改重录副本呈阅’”，较张宗祥目多著录红笺题字等细节[14]。又方甦生《内阁大库书档旧目补叙录》（1936）中引用史锡永编《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掌铨题稿》二十八卷，存三册（历史博物馆移来一册，共四册），明高拱撰，明刊本”，张宗祥目作“三册”，人文研藏抄本作“存三册改配四册……二十一之二十二（此二卷由历史博物馆移来）”，加入了历史博物馆移来残卷，册数增加。又引“《三事忠告》三卷，一册，元张养浩撰，明初刻本”，张宗祥目作“明刊本”，人文研藏抄本作“明初刊本”，版本著录更为细化[15]。以上著录细节，方甦生所引皆与人文研藏抄本相合，而不同于张宗祥目。可以证明，人文研藏抄本《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录》，即方甦生所称“史锡永《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一书。仓石武四郎借出抄录的善本书目，也正是史锡永重编的这部善本书目。 史锡永在图书馆史上声名不彰，兹考其生平如下。史锡永，字子年，万县人。光绪三十三年毕业于京师仕学馆。史氏民国十三年任《万县志》总纂，编纂及半而逝，卒于民国十六年（1927）[16]。《万县志》卷十五《人物三》载史氏小传： 史锡永，字子年。少孤，谨遵母教。年十五，叔良昞没，无子，祖母以锡永子之。时值生日，终其身届之，哀甚不与宴乐……由岁贡举于顺天乡试，复入仕学馆。精研法政，获奖，直隶州知州、黑龙江巡抚、学部尚书争罗致，卒以主事留学部，历任五年。京察以办事朴实、守正不阿，保知府。国变后，修《黑龙江省志》，成《地理沿革志》数卷，撰《川江滩险志》、浙江《新登县志》，均简洁有马、班笔意。编《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胪叙源流，言约旨赅。复辑《续蜀鉴长编》，举有关政本者，一一捃摭，惜仅成二十卷而卒。县志续修，任总纂，亦未成。[17] 传中载其“编《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胪叙源流，言约旨赅”。《教育公报》载1923年1月13日聘任史氏为京师图书馆编辑员[18]。见藏于日本的这部《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录》应是编纂于1921年至1922年8月晒书前，似与史氏聘任时间不符。但据张元济日记，1921年9月22日“图书馆晤史子年、金任甫、袁少修、谭志贤”[19]，可能1921年史氏已在京师图书馆任职，是年2月张宗祥去任，同年9月30日《教育公报》载派何人璧往京师图书馆帮同编辑书目[20]。有关史氏任职京师图书馆时间及此目编纂其他馆员参与情况等，可待进一步考察。
三、结语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内阁大库藏书研究”（20FYB050）、全国高校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咫进斋善本书目》整理研究”（2156）成果之一。 [1]“张宗祥《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详目）》，笔者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仓石武四郎旧藏书中找到一套。由于仓石没有留下任何题记、说明，所以一直没有人发现其特殊价值。后来，蒙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梶浦晋老师指点，看到该所收藏的另一套。两相比对，笔者认为仓石旧藏本应该是仓石在回忆录中讲到的众人合抄本，京都藏本是经过整理的誊抄本。”（乔秀岩、宋红：《〈旧京书影、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出版说明》修订版之《补二、北平善本的各种书目》，《文献学读书记》，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8年，第176页） [2]国立北平图书馆：《本馆善本书目新旧二目异同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4年第8卷第1号，第89页。 [3]张宗祥：《国立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藏民国京师图书馆抄本。该目馆方著录为“夏曾佑辑”，实则与民国五年刊行的夏曾佑《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非同一书。张宗祥编纂该目的时间是1919-1921年间，此时京师图书馆尚未改名“国立京师图书馆”。上图藏抄本是1925年筹建“国立京师图书馆”时期誊抄的副本，书上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珍藏图书印”藏印，该董事会为庚子赔款退还所设基金会，是当时与教育部协商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的合作机构。书名“国立”二字是该抄本重抄时所加，故本文引用张宗祥目，书名仍称为《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林振岳：《张宗祥〈国立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概述》，《版本目录学研究》第8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3-139页）。 [4]“当年仓石他们抄写的《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现收藏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持此目与《旧京书影提要》相对照，不难看出《旧京书影》的选目大致与《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一致，《旧京书影提要》中对各版本的简短介绍，也包含不少雷同于《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的词句。换言之，《旧京书影》及《提要》是在《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的基础上编撰完成的。”（乔秀岩、宋红：《〈旧京书影、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出版说明》，《文献学读书记》，第150页） [5]“仓石旧藏本有很多天头地脚补写的内容，应该反映京师图书馆内部工作稿本的原貌，京都藏本已将这些补充内容纳入正文中。”（乔秀岩、宋红：《〈旧京书影、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出版说明》修订稿之《补二、北平善本的各种书目》，《文献学读书记》，第176页）文中所言“京都藏本”，即本文所称“人文研藏抄本”。 [6]“京师图书馆的徐鸿宝先生始终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关照。尤其是当我提出想就图书馆的善本作一个留真谱的时候，他为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当我们借到了原则上不可外借的善本书目稿本时，由于两个人人手不够，我们便发动其他的同道诸君一起抄写到很晚。那时正值严冬，次日清晨我又起得很早，和吉川君一起急急忙忙地赶往图书馆。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日]仓石武四郎：《留学回忆录》之《关于延英舍》，见《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华书局，2002年，第212页。（原题《延英舍のこと》，见《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三卷附刊《月报》，筑摩书房，1969年。） [7]“仓石在'严冬’季节抄写稿本《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不知在1928年末、1929年初，还是在1929年末。”（乔秀岩、宋红：《〈旧京书影、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出版说明》，《文献学读书记》，第150页）笔者2016年在东文研发现仓石武四郎《旧京书影提要》稿本，该稿本分书前总目、正文两部分，二者所记书影出处的馆名前后有变动。书前总目著录书影出处为“京师图书馆”者，提要正文改为“北平图书馆”，可根据此处馆名的变动考察仓石抄写善本书目的具体时间。1925年教育部拟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重组国立京师图书馆，后教育部未能履约，基金会另建北京图书馆于北海，1926年更名北海图书馆。1928年6月，北京改称北平。7月，京师图书馆改名北平图书馆。1929年9月，与北海图书馆合并，改组为国立北平图书馆。仓石稿本《提要》总目编写在前，仍沿用“京师图书馆”旧称，而正文则改称“北平图书馆”，且部分书影称出于“北海图书馆”，知撰写提要正文之时北平、北海二馆尚未合并，而京师图书馆已改名北平图书馆，可据此推知仓石编纂《旧京书影》在1929年9月之前。仓石回忆抄写善本书目在冬天，应在1928年末或1929年初（林振岳：《仓石武四郎<旧京书影提要>稿本述要》，《中国古籍文化研究论集》，东方书店，2018年，第291-298页）。 [8]乔秀岩、宋红：《〈旧京书影、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出版说明》修订稿之《补二、北平善本的各种书目》，《文献学读书记》，第176页。 [9]仓石抄本是摘录本，内容不全。人文研藏抄本的批语较仓石抄本更多，故批语内容不可能是从仓石抄本抄录到人文研藏抄本之上。 [10]乔秀岩、宋红：《〈旧京书影、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出版说明》修订稿之《补二、北平善本的各种书目》，《文献学读书记》，第176-177页。 [11]乔秀岩、宋红：《〈旧京书影、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出版说明》修订稿之《补二、北平善本的各种书目》，《文献学读书记》，第176页。 [12]方甦生：《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叙录》，《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第66页。 [13]方甦生：《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叙录》，《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第38页。按，方甦生（1903-？），别署“方甦”，字更生，河北人。方氏在《内阁大库书档旧目》《内阁大库书档补》书前《叙录》署名“方甦”，而在《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叙录》署名“方甦生”，本文统一称“方甦生”。 [14]方甦生：《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叙录》，《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第25-26页。 [15]方甦生：《内阁大库书档旧目补叙录》，《内阁大库书档旧目补》，民国二十五年（1936）铅印本，第4页。 [16]“民国十三年（1924），万县图志局局长刘乙青聘请同学史子年为总纂，负责纂修本县县志。民国十六年（1927），史子年去世，但志书并未完成，于是刘乙青聘请熊特生继任总纂。”（熊茂松：《巴渝旧志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9年，第236页） [17]熊特生纂修：《（民国）万县志》，民国活字本。（见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编：《重庆历代方志集成》第1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20年，第177页。） [18]“径启者：奉总长嘱史锡永应聘任京师图书馆编辑员等，因特此通知。”（《通知京师图书馆史锡永聘充图书馆编辑员》（十二年一月十三日），《教育公报》1923年第10卷第1期，第31页） [19]张元济：《张元济日记》，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800页。 [20]“启者：奉次长谕，派何人璧在京师图书馆帮同编辑书目等，因特此通知。教育部秘书处启。”（《通知派何人璧帮同编辑京师图书馆书目》（十年九月三十日），《教育公报》1921年第8卷第10期，第28页） [21]邵瑞彭：《书目长编》，民国十七年（1928）铅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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