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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两节课后，就看见在楼道里三个男生在教室门口站着，没有多痛苦，就是有些不敢看来往的人，到下午上班，一进楼道，他们还在，一人手里一本书，不知能不能看进去，我走过去了，起个念头想反身回来问问他们到底犯了什么错，念头迅疾扼杀，不能多管闲事，显得我像多能似的。 办公室都是女性，都提叨着那三个被罚站的男生，或是都生了母性的恻隐，更有孩子还小的同事说，她原来遇到会觉得严格纪律是必要的，若开头狠一点，让学生后来不再重犯，到底是为他们好，可自从自己的孩子上了学，想法就变了。 分班前的两个月，因为师生心照不宣，便不去刻意关注哪一个，于是，常在楼道里遇见有学生微笑招呼，我一面热情招手，一面心里知道是我教过的，然而我想不起他的名字，当然有记得的，比如课堂上发言精彩，作业突出，或者字体漂亮糟糕，总之要有他一个独特的标签，尤其这些年，仿佛我对字体的记忆超过了人脸。还有一个特殊。 我记得他的名字，相貌，和字体，估计多年以后也不会忘，就像曾经的许多学生一样。 我记得他，就因为一次罚站。我去上课，还没下课，他却一个人在教室门口。开始也想不问，但我也等在门口，不说话有些尴尬，就问他为什么罚站，答案在意料中，无非是没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而明明应该能完成的，我理解老师的火气，只是告诉他，别再给自己出来罚站的理由，因为一开始你会羞愧，站多了，你会努力让自己不再羞愧，那才是可怕的事，他似乎听进去了，又似乎在敷衍。 可后来，真的再没见他被罚站，而且发现原来他写一笔漂亮的正楷，就是字体有点儿小，可字的笔画细节像印刷体，而且我们写过有限的几回记叙文，他写过一篇令我大为赞赏的父亲，写因为他不学习，淘气，父亲打了他，却在以为他睡着的时候对着他哭了，看着不像抄袭。 我并不高尚，也不屑高尚，教书越久，越觉得自己不过是个教书的，能偶尔在过程中获取一点成就的乐趣，或点拨几个有心的孩子，不是别的，是我的幸运。当然，我也不可能成为谁的救世主，每个孩子的人生走向，迷信了说，有自家祖宗保佑，励志了说，是各自的作为，我，只是过程中他们乐意不乐意用的拐棍一根，扶梯几节，或者干脆就是几块不硌脚的石子。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从来太平，有限的一点善意，在每个孩子后来漫长的人生中，意义其实寥寥，尤其当他们没有从我的手下走向更辉煌的前程，然而，我还是愿意，积攒着那些善意，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慷慨地给予，哪怕只是在某一瞬间的惨淡里，让他们知道，生活，无需太多彷徨。
然而，当来当面说好话的家长们越来越年轻，当亲近的学生越来越像真的孩子，我也发现，即使老师们给予更多善意，也阻挡不了焦虑情绪的蔓延。 办公室的电话，学生可以随便打，这原本是给学生联系家人的福利，是否想借此杜绝学生的手机，难以置否，然而，这些新来的小孩，似乎太多不合年纪的焦虑，拨通电话就开始哭泣，说着说着就出了软弱的调子，半要挟地要请假，是每天上演的可能的放弃。 还有那些作业本里的彷徨与迷茫，宣泄也摆脱不了的压抑，好像已经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更像易碎的玻璃，被刚开始的高中生活挤压得有些仄迫。 心理学家罗洛·梅, 是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代表人物之一，我不懂什么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但我懂得他的观点，他说： “焦虑是当人感到自己某种重要的价值受到威胁时，产生出的扩散性的不安。” “焦虑攻击的是我们人格的根基，是我们最看重的东西，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置身于威胁之外。” “焦虑让人动弹不得的原因是，我们最想要的东西就躲在焦虑里。” 我只是奇怪，成年人因为现实多面的压力而容易陷入焦虑，是房价高不可攀，孩子教育成本愈演愈烈，收支难以平衡自由，功名欲望难以超脱，眼前这些孩子，仅仅因为学业的压力，伙伴的交往，便那样焦虑到溢于言表，到底是因为他们少不更事还是世界已经残酷到不给他们留有放松的余地？ 以前，会不犹豫地将这些“焦虑”归于矫情，现在，开始想，是否孩子们的一些诉求确实被这世界上的大人们置若罔闻？ 像李松蔚说的，这世上的问题，只有认清楚一个字“谁”，鸡同鸭讲的说教，对牛弹琴的深情，其实都是不知谁是谁的痴心错负。 我能努力做的，只有保持善意，尽量以具体的忙碌拒绝焦虑，因为，毕竟，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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