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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青少年以及年轻人生活在一个数字时代，是众多社交媒体的活跃用户。社交媒体给他们带来社交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挑战，人们不禁开始担忧社交媒体使用的不良影响，一些研究者也证实了社交媒体使用对幸福感有损害作用。那么，社交媒体使用一定会降低幸福感嘛？是否有哪些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可以提升幸福感？研究者Yang等人（2021）梳理以往研究,对社交媒体使用行为进行分类，回答了这一问题。互动使用和定向交流是指针对特定交流伙伴的社交媒体互动，如发微信、评论朋友圈和点赞等，具有较强的互动性，对于幸福感具有积极作用。研究发现，短信交流与较低的抑郁、更积极的情绪以及压力减轻均相关。此外，在数字时代，朋友圈较少得到评论或点赞是人际关系被忽视的标志，这会削弱个体的自尊，存在的意义以及积极情绪，并增加个体孤独感。因此，在社交媒体上收到点赞、评论以及积极的反馈均有助于青少年提高自尊、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在互动使用和幸福感之间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个体归属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幸福就会受到损害，满足归属需求则需要个体经常与支持和关心的同伴保持联系，而社交媒体恰恰为这种社交联系提供了便利，有助于提高社会支持水平，进而促进个体幸福感。主动使用是指针对普通受众制作或分享社交媒体内容(如更新状态、发布笔记或粘贴照片)，往往涉及自我呈现，不一定具有互动性，对幸福感的影响是复杂多样的。研究者进一步将其分为积极自我呈现、真实自我呈现以及亲密自我呈现，分析其与幸福感的复杂关系。首先，积极的自我呈现是指个体在社交媒体上呈现受社会欢迎的形象，与高幸福感、高自尊相关。其中，对理想特质和经历的选择性关注可以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即在积极的自我呈现中，用户有选择地关注积极的自我信息，这些积极信息有助于个体形成积极的自我判断，进而导致较高的自尊水平以及幸福感。其次，真实的自我呈现往往与高幸福感、高自尊、低抑郁相关，而欺骗性的在线自我呈现则与抑郁症相关。一方面，在社交媒体呈现真实的自我往往可以获得较多的社会支持或支持性反馈，这有助于幸福感的提升。另一方面，真实自我呈现满足了自主需求，即个体选择符合其内心的方式在社交媒体呈现真实自我，而不是遵守外部期望呈现虚假的自我，自主需求的满足则进一步提高了幸福感。最后，亲密自我呈现指人们在社交媒体分享有关自己的个人和私人信息，其与幸福感的关系较为复杂。一方面，亲密自我呈现可以促进表达性写作，帮助个人表达、理解和处理自己的情绪波动，有助于减少内化问题、提高幸福感。另一方面，“认可焦虑”是数字压力的一种，即担心帖子会如何被他人评价和回应。亲密自我呈现揭示了自我最个人、最私密、最脆弱的一面，而且青少年追求同伴地位以及认同，因此，认可焦虑的存在可能进一步导致幸福感降低。被动使用社交媒体往往与众多心理不适相关，向上社会比较则是主要诱因。研究者强调不诱导向上社会比较的社交媒体内容事实上是无害的，甚至是有益的。如相对于浏览自己的社交媒体页面或非社交性内容，浏览新闻频道或他人的社交媒体页面会导致自尊心降低或抑郁情绪增加。此外，浏览他人的社交媒体也不一定必然导致幸福感降低，区分比较的性质是非常有必要的。具体而言，判断性比较的目的在于竞争，个体将比较的对象视为竞争对手，容易产生嫉妒、抑郁、反刍等高比较情绪，进而导致幸福感降低。而信息性比较的目的在于学习，个体将比较对象视为榜样，因此较少产生嫉妒、抑郁等情绪，更多出现如何向榜样学习的工具性反思，幸福感水平往往处于较高水平。总而言之，社交媒体对幸福感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区分不同类型的使用行为是有必要的。Yang, C. C., Holden, S. M., & Ariati, J. (2021). Social media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youth: The multidimensional model of social media use.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24(3), 63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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