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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毛主席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革命家，还是一位百年难遇的诗人，它的诗作大气磅礴，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毛主席诗词 作为毛泽东的代表诗作《临江仙》，伴随着中国近现代的艰难发展，它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命运。请大家跟随我的笔触了解《临江仙》的前世今生。 1980年第七期《新观察》杂志刊登了毛泽东赠丁玲的一首词:《临江仙》，还有一篇介绍文章《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六年写给丁玲的一首词》。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杂志同时刊登出了毛泽东的手迹，并且不是后来抄写的，而是当时毛泽东的亲笔。 这页写于陕北的不大的纸片，能够穿越41年的风雨而存在下来——这段时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复杂、充满惊涛骇浪、动荡不宁的岁月——想到这些，读到这页当时的纸片，我们不能不为它得以保存并最终发表而感到惊叹。  毛泽东 一1933年，中国著名女作家丁玲，在上海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绑架，此事在文化界引起极大的震动。 丁玲随即被押往南京囚居。直到1936年，丁玲才在党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随后经西安来到陕北，最后来到保安一——在当时，这是许多进步青年憧憬的地方。 丁玲到达保安后，受到了极高规格的接待。她几乎是第一个到达苏区的著名作家，当时中央的许多同志，都参加了在一间宽敞的窑洞内为她举行的欢迎晚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凯丰、李克农……多位领导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气氛非常热闹。 丁玲被这种家庭般的温暖所感动，她满怀激情，无所顾忌地讲诉在南京关押的那段生活，倾述自己的痛苦和向往…… 接下来，中宣部还安排了生动、别具一格的文艺表演，将欢迎会推向高潮。 毛泽东当时虽然没有发言，但对会场的情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留下了这首诗作：“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出牢人”指的便是丁玲。 丁玲抵达保安仅仅五天，便发起组织了陕北苏区第一个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过了一周，“文协”便正式成立，丁玲被推举为主任。 毛泽东参加了“文协”的成立大会，并对它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 不久，毛泽东询问丁玲还有什么打算，丁玲回答道: “当红军”。随后，她就到前方总政治部参加工作。 丁玲是一位优秀的作家，现在又要求当红军，并且赴前方工作，这些举动感染了毛泽东，他便在丁玲出发前，写下了这首流利而生动的“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亲笔诗词《临江仙》 这首“临江仙”，毛泽东本人也颇为中意。所以他没有等丁玲从前方回来，就在在给陇东前线指挥作战的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电报中，附发上这首词，并要求转赠丁玲。 12月30日，丁玲在随军经甘肃庆阳赴三原前方司令部的途中，收到了这首词。 1937年2月，毛泽东又亲自指定丁玲担任政治部副主任。这位当年的“文小姐”，成了真正的“武将军”。 随后一段时间，毛泽东与丁玲接触颇多。毛泽东到红军大学讲课，每次都让警卫员通知丁玲去听，丁玲也常去毛泽东的窑洞聊天。 丁玲性格直率，谈吐随意，这一点使毛泽东颇为高兴。面对文人，毛泽东也似乎找到了好的聊天对象：李白、李商隐、韩愈…… 谈吐之间，毛泽东随手将自己喜爱的词或自己填的词抄出送给了丁玲。 丁玲当时收存了几份这样的诗词抄件，这首“临江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丁玲 二1939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陕甘宁边区受到了很大的威胁。丁玲在行军转移之际，很担心毛泽东赠给自己的词手迹。 她需要想个办法确保诗作的安全。 在延安，她经常读到胡风主办的刊物，在“左联”时，她曾与胡风共事过。在知道胡风身处重庆后，她便托人将一些稿件及毛泽东写给她的一叠手迹转交给胡风。 稿件及毛泽东手迹转到重庆，已是1939年下半年。 胡风打开这包东西时，见到这叠用精致毛边纸横写的旧体诗词，再看到那龙飞凤舞的书迹，惊呼起来。因为他认出，这正是毛泽东的亲笔。 胡风即刻感到责任重大：因国共两党如今摩擦不断，自己又身处国民党腹地，手中拿的却是我党最高领导人的手迹，他必须仔细而妥善地珍藏起来。 胡风将毛泽东手迹单独取出，放进一份牛皮纸信封里。在封面上，他巧妙地用毛笔写上“毛笔”两个大字。内涵自然是毛泽东笔迹的意思，可从表面看去，又只是毛笔字的意思。 胡风甚至告诉妻子，如果特务抄家时，只说是毛笔书写，别无他意，这样也不至于让他们怀疑是毛泽东的亲笔。 之后，胡风将这叠手迹藏在自己用来装稿件及朋友稿件的小皮箱里，随身携带。 当时，重庆一带经常遭到空袭，胡风总是亲手抱着这个皮箱，把它放在最安全的地方。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共两党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为了抗议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罪行，胡风得到周恩来的指示，准备秘密离开重庆前往香港。 因为担心携带的东西在路上颠沛，他便打算将一些重要文稿书籍，存放在不会遭受敌机轰炸的重庆远郊的亲戚家。毛泽东的手迹，当时夹在胡风的日记本里。 胡风夫人梅志担心将来不能回重庆，便在装手迹的信封上，用钢笔写上“丁存”两个小字，以便今后寻找。 两年之后，胡风夫妇返回重庆，从亲戚家取回存物，在日记本中又见到信封里的毛泽东诗词手迹，他们仍然将其珍存起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的手迹又随胡风一起从重庆来到上海。  胡风 1949年，随着全国解放，胡风与丁玲两位文化人又能经常见面了。但有意思的是，俩人都没有提到毛泽东手迹的事。 胡风夫人梅志后来分析道：可能是新的感受太多，要做的事太多，暂时把它忘了。 1953年下半年，胡风全家搬到了北京。收拾东西时，他们又将毛泽东手迹寻了出来。 他们将这个信封从日记本中取出来，放进胡风的书桌抽屉里，想找个合适的机会亲自交还丁玲。 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丁玲辞去了文化界的实际领导工作；1955年，胡风被批判。两人彻底失去了联系。 1955年，胡风家里有文字的东西基本上被抄走了。毛泽东的手迹与胡风的日记、书信、文稿及其他杂物一并被搜查取走，并且没有经过认真甄别，就尽数存进了档案柜中。 这一放，就是十年。 对于个人来说，这虽然属于意外和不幸，可手迹却相对安全了，否则散落在外面，极可能会流失。 1965年胡风被判刑。按照程序，一些不被没收的东西可以领回，毛泽东的手迹这时才与其他一些杂物被胡风夫人梅志领了回来。 梅志去取这些东西时，见到了毛泽东手迹，真是百感交集，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之后，毛泽东的手迹随着他们到了四川。 1967年，胡再次被关进监狱。包括毛泽东手迹在内的这些物件又回到了梅志手里。 面对这些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信件，梅志非常为难。最简单的方法，是上交。 经过认真的考虑，她还是将它们保留了下来。因为一旦上交，还会牵连到丁玲。 梅志将这个信封放在皮包的夹层里，上面放了一些胡风的诗稿、文稿等等。  胡风夫妇 可危险还是发生了。1968年夏天，装有胡风文稿以及毛主席手迹的皮包再次被拎走了。 梅志被训斥了一顿，并且被要求参加劳动。意外的是，她发现这个皮包被扔在地上没人要，她收拾起来，发现里面的文稿、诗稿全没有了，而里面的那个夹层似乎没有被动过。梅志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她把皮包放进家里那个空空如也的衣柜里。 直到1976年，梅志才将它取出，并且大胆地放在抽屉里。 看到这份手迹，胡风夫妇真是感慨万千。 1979年初，胡风夫妇接到通知：可以出狱了。收拾东西时，梅志仍将信封放回那个跟随他们几十年的皮包夹层中。 1980年3月，他们回到了北京，同年9月，胡风恢复清誉，获得了新生。  晚年的胡风 1976年后，作家宏羽在研究丁玲的创作生涯过程中，从一本外文的《今日中国》上，看到了美国人丽夫写的《丁玲在西北》的文章。这篇文章披露：毛泽东曾将一首词赠给丁玲。沿着这条线索，宏羽开始寻访。丁玲也告诉过别人，这首词的手迹曾托胡风保存。胡风的一位友人获知此消息，便写信询问。 梅志对胡风说：现在好了，是物归原主的时候了。 梅志翻出那个皮包，从夹层中，取出那个跟随他们多年的信封。 胡风说：“这次要赶快想法送还给她（丁玲）,不能再耽误了，我们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已经保存了四十多年了啊！” 梅志便写了一封短信，将这叠手迹（包括赠丁玲的《临江仙》)一起请中国作家协会转交丁玲。 信中对这些手迹的现状作了一点说明：因为它长期放在皮包夹层，加上四川山区又潮湿，其中一张受潮有点破碎。 梅志感慨地说：不能说是完璧归赵，总算是物归原主了…… 见到毛泽东手迹后，作家宏羽立即写出文章《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六年写给丁玲的一首词》，连同《临江仙》手迹，一并刊发在1980年10月出版的《新观察》杂志第七期上。 由此，这首毛泽东写于1936年的词手迹，才得以重见天日。 毛泽东所书的手迹，上面并无题目和词牌，后来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毛泽东诗词选》时，才由编者拟题:《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晚年的丁玲 胡风与丁玲，似乎并没有特别深的交往。但出于同志式的信任，促使丁玲在紧急时刻把毛泽东手迹托付给胡风。为了不辜负这份信任，胡风夫妇自己虽然经历了极为艰难的生活情形，但他们仍长久地保藏着它，并在四十多年后重交丁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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