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成本，无名烈士与无名革命者的付出

川陕革命根据地烈士陵园无名烈士墓碑群

从事基层革命史研究研究，要面对大量的“无名英雄”。

他和她们，有的是真无名，连名字都没有，有的虽然有名，甚至籍贯也有，但因为解放后没有担任过什么显赫的职务，他们的子孙后代也没有如今担任什么高级领导职务，所以等同无名。

前两天，这里有朋友后台留言。

“三八”妇女节，我写辽宁阜新“敖龙惨案”牺牲烈士的后代，他向我询问他三姥爷海嘎达（疙瘩）烈士的情况。我也趁机，想向他了解海嘎达烈士，在文史、党史资料之外，家族内部的亲情结构。

《东北日报》上刊载我军收复阜新的消息

每次有烈士后代来访，我都很开心，一来为烈士有后，二来也希望能了解冰冷的历史背后，他们为人父母，为人子女，为人兄弟姐妹的温情一面。大历史也许是硬邦邦、冷冰冰的，中国革命牺牲的上千万英烈看似是一个个群体，但实际上他们却是一个个家庭的成员，原本也有自己的生活。

但是更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了结果，就是改天换日，新中国的成立，却看不到每一位牺牲者的付出。

比如辽宁阜新，我再讲个故事，大家能从中看出普通革命者的付出：

当地有座“农会山”，也许在阜新旧庙镇旧庙村附近。我没有去过，地图软件上，也没有显示，只能揣测大概方位。

沁县（今属山西）上官联合村农会符号

1946年9月13日，新邱村农会游击队被还乡团包围，这时候区武工队来了。打到最后，新邱村游击队长刘国治和新邱村农会副主任王允林被俘牺牲。敌人走后，乡亲们和战友们回来，掩埋了烈士，解放后又把这座山改名为“农会山”。

事情也就是如此了，但这次战斗的参加者，副区长张凤林同志却难以忘记牺牲的两位战友，1950年把自己攒下来的津贴费，请来石匠把刘国治、王允林烈士的名字錾刻成碑。请大家注意，这是个人名义，不是公款和公家的名义。

为啥呢？

原因很简单，革命牺牲的英烈多了，1950年的中国更是内忧外患，新中国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张凤林同志拿自己的钱，也没觉得有啥不合适，反正他和牺牲的同志，都是党的人。

士敏县（今属山西沁水）农会制会员证

张凤林同志生前，身体还允许的情况下，几十年来，不论因工作或有机会回故乡时，都会去农会山烈士碑前瞻仰革命烈士。说白了，就是看看当年一起生活战斗的老战友。牺牲时，刘国治烈士才20岁，王允林烈士也不过26岁。牺牲的战友们永远定格在青年，活下来的同志却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

特别是每逢清明时节，张凤林都要挤时间，尽量去看望长眠在这里的战友敬上两杯白酒，点上两支香烟，来表示对战友的怀念之情。

说到张凤林同志，我也想说说他家人的付出。

在和还乡团斗争的岁月里，张凤林的女儿，当时才6岁的小英子，四根手指被冻坏，妻子刘玉峰被敌人抓走打成重伤，扔到野地里喂狼，要不是碰到路过的同志解救，命就没了！

陵川县城镇区上郊村农会证

但是由于呼气管灌坏了，刘玉峰同志的胃也烧坏了，留下了残疾，以后十几年被敌人酷刑带来的后遗症折磨，去世时才四十三岁。

这是有名有姓的革命者付出的代价，那些没有留下史料的呢？

可实际上，辉煌的大历史背后，就是这些普通革命者的付出才换来的。

只是这些，今天已经不为多数人所知道了，甚至连这些革命者的后代也未必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