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把哲学看作什么？波普尔关于哲学的九条洞见

我不把哲学看作什么？
波普尔关于哲学的九条洞见
文：卡尔·波普尔  编：瑞秋的春天

编者按：波普尔作为思想家的意义也许还比较容易理解，但对他在哲学上的贡献则有非常多的争议。

虽然波普尔本人倾向于将自己看作哲学家，但在专业哲学领域中他的声誉却一直被人怀疑。所以许多人轻视他的工作，也有人根本不承认他的哲学家资格。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同样，对波普尔哲学成就的评价同样是困难的，这与他的研究领域和个人风格的独特性有关。

波普尔对哲学的看法则导致了他哲学成就的特殊性，在波普尔看来：理解哲学不是把哲学看作什么，而是不把哲学看作什么。

我不把哲学看作是解决语言疑难的学科，虽然消除误解有时是哲学的必要的预备性工作。

我不把哲学看作是一系列艺术作品，是一些引人注目、匠心独具的世界图景，或者是一些机智乖巧、非同凡响的描绘世界的方式。

我认为，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看待哲学，我们对伟大的哲学家就有失公允。伟大的哲学家并不热衷于美学的追求。他们并不试图成为聪明的体系的建筑师；而是像伟大的科学家那样，他们首先是真理的追求者——真正问题的真正答案的追求者。

我不认为哲学史本质上是寻求真理的历史的一部分，并且我反对关于哲学的纯美学观点，即使美在哲学中如同在科学中一样重要。

我完全赞同理智上的大胆。我们不可能同时既是理智上的懦夫又是真理的探求者。一个真理的探求者必须敢于成为智者——他必须敢于在思想领域中成为革命者。

我不把哲学体系的悠久历史看作是一座智力大厦，其中所有可能的思想都尝试过了，真理也许只是作为副产品才显露出来。

我相信，每一个过去时代的真正伟大的哲学家，假如他已确信他的体系尽管也许是辉煌的，但它并不是迈向真理的一步，他就会因此抛弃他的体系（如他应该做的那样）。

假如我们对此有片刻怀疑，那么我们所做的对这些伟大的哲学家来说就有失公允（顺便说一句，这就是我不把费希特或黑格尔看作真正哲学家的原因：我怀疑他们对哲学是否忠诚）。

我不把哲学看作是澄清、分析或者“诠释”概念、语词或语言的一种尝试。

概念或语词只是表述命题、猜想和理论的工具。

概念或语词本身不可能为真；它们只是服务于人类的描述性和证明性语言。我们的目的应该不是去分析意义，而是寻求有趣且重要的真理，即真实的理论。

我不把哲学看作是培养智慧的一条途径。

我不像维特根斯坦那样把哲学看作是一种理智疗法，一种帮助人们摆脱哲学困惑的活动。

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著作中）并没有指出苍蝇从捕蝇瓶中飞出来的途径。

相反，我看不能逃出瓶子的苍蝇正是维特根斯坦的一副引人注目的自画像（维特根斯坦是维特根斯坦学说的一个实例，正像弗洛伊德是弗洛伊德学说的一个实例一样）。

我不把哲学看作是研究怎样更精确或更恰当地表述事物的。

精确或恰当本身并不具有理智的价值，我们绝不应该追求超过所研究问题需要的精确性或恰当性。

我不把哲学看作是为解决可能在或近或远的将来出现的问题提供基础或概念框架的尝试。

约翰·洛克这样做了，他打算写一篇关于伦理学的论著，因此考虑到有必要首先为此提供概念的准备。

他的《人类理智论》就是由这些预备性步骤构成的。自此以后，英国哲学一直陷入这些预备性步骤之中（但有少数几个例外，如休谟的某些政治学著作）。

我也不把哲学看作是表达时代精神的，后者是一种经不起批评的黑格尔式的观念。

正如在科学中一样，在哲学中也存在时髦，但是真理的真正探求者不会去赶时髦；他会怀疑时髦甚至与时髦斗争。

卡尔·波普尔作为一个十分有争议性的哲学家，他的哲学贡献在于对归纳问题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

科学哲学上，他提出证伪主义；政治哲学上，便是对乌托邦主义和社会工程的清算。他在这两大领域的研究，在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刘擎老师说：“对于20世纪人类历经的灾难与恐怖来说，波普尔是一位诊断思想瘟疫的医生。”

他是一个深刻而清澈的思想者，一个徘徊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学者，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一个以偏执的风格竭力宣扬审慎与开放的雄辩者，一个享有盛名又在流行中倍受误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卓越而独特的卡尔·波普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