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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父亲今年76岁，以雕刻神龛为职业。 我每次回家里，都看到他坐在窗台边，低着头，整个上身几乎俯伏在他胸前的木雕花板上，聚精会神地扑在他的世界里。 有时候，我在门口叫他一声，他会回过头来，目光从老花镜片的上方透过来看我，哦一声：正中回来了。 更多的时候，我没有打扰他，只站在门口，静静看着他苍老的背影，安然于杂乱的操作间，凝缩成一幅雕刻者的雕像。 阳光从窗口照进来，无数细细的灰尘 绕在他身边飞舞。
父亲虽然是一个农民，但他是一个极不安份的农民。 年轻时候敢闯敢撞，一直都想通过创业改变命运。那时候，只要我母亲稍加阻拦，他就以离婚相逼，迫使我母亲不得不放弃阻碍他的念头。 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当过两年的教师，教语文、数学、美术，后来因为家庭成份的原因，被新上任的大队书记撤了回来当农民。 父亲干农活之余，先后做过篾匠、木匠、拉过板车。改革开放以后，和人开过孵化厂。 碰上农民可以自由创业的时代，父亲那一颗不安分的心蠢蠢欲动，开始和人合伙开酒厂，开启了他人生中最辉煌也最凄惨的岁月。 酒厂成立于1986年。 刚开始，酒厂的名字叫做洞口县侨眷食品厂，是由24个有海外关系的洞口人联合组成原始股东，每人出资2000元，投票选出了厂长、副厂长等管理。 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由于管理经验不足，导致工厂连连亏损，继续经营下去，眼看着频临倒闭破产。 这时候，在主管部门县统战部的参与组织下，全厂职工一致同意实行承包制。 父亲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于这种时候独自一人把酒厂承包下来。 在承包合同上签完字，父亲开始到处东挪西借，凑了几万元钱，重新投入进去，维系着工厂的正常运转。 也许是运气好，也许是父亲忠厚老实又勤奋肯干的人品和性格带动和鼓舞了全厂员工，在父亲的经营管理下，工厂开始蒸蒸日上。 接着，在公司会议上，又增加了两个副厂长，其中一个是我表哥，高沙人，能说会道，有胆识有魄力。 在表哥的提议下，工厂通过会议决定，换了一个高大上的厂名，把洞口县侨眷食品厂改名为洞口县南方华侨食品厂。 那年代，华侨两个字很吃香，而厂里的原始股东，也确实都有海外关系。 慢慢地，厂里的十几种酒品在本县市场站稳了脚跟，又开始进据各个乡镇和周边县市。 随后，厂里又多方筹款，号召县里好几个乡镇的农民种植黑米，签订回收合同。再以黑米为原料，通过传统工艺的方法酿造出两种原酿酒，一种是皇宫琼浆，一种是中华墨米酒。 父亲和表哥携带着这两种酒去参加了广交会，被一个香港老板看中了，人家马不停蹄，回香港后即刻带领人来到洞口参观厂房，准备签订长期购销合同。 这下可把县里的领导乐坏了，香港来的大客户啊。 父亲当时的厂房租住在黄金十六支队里面，看起来比较破旧。县委书记杨麒麟马上通过沟通协调，在当时洞口县新罐头厂门口挂多了一块洞口县南方华侨食品厂的牌子。 当时的新罐头厂正在修建，几乎举全县之财力建成了洞口县最大最漂亮的现代化厂房。说酒厂即将搬入，也让香港老板看到了公司的实力。 遗憾的是，长期购销合同虽然签订了，但后来参加广交会样品酒的配方丢失了，此后酿来造去，几个月时间，再也酿不出样品酒的味道。 这时候，表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去贵州茅台酒厂挖师傅，一定要酿造出一流的原酒出来。 父亲同意了表哥的想法。 当然，这个举动最后没有成功，尽管表哥动用了各种能量和关系，还是没有挖到茅台酒厂的师傅。 师傅没有挖成，但厂里的生意仍然是非常兴隆，不但生产白酒，同时还生产糖果、蛋糕和月饼。 我前几个月发过一篇文章，叫做《十七岁，我和一个陌生女孩同居一室》，也就是这时候发生的故事，一些朋友认为我在瞎编，其实这是我真实的经历。 因为做生意赚钱了，父亲自己又开了一家副食品批发部，刚好我妹妹初中毕业不读书了，让她去看管。 不久以后，父亲又买了一辆货车，请了个月溪的司机开。放假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去装过货，那司机老是想甩开过我，用各种手段抠钱。 我把这事跟父亲说过，他太忙了，根本没空闲来处理，反而说我没有能力，跟个车连钱都跟不到。 这时候的父亲，看起来春风得意，一年四季全国各地的跑，身上揣满了钞票，有时候丢了都不知道丢了多少。手上戴的也是进口名表，隔三差五和县里的那些头头脑脑混在一起，政协人大会议上都有他的名字。 有个本土的作家，还准备以新时代农民企业家的形象，为父亲写一本书。 4 1988年，我三爷爷从台湾回家乡，看到了父亲酒厂的情况，加之县统战部、县侨联从中做工作，老人家于是答应，投资注入100万美元，进一步把酒厂扩大经营。 按照当时的汇率，相当于至少再投入800万人民币，这是一笔庞大的资金。 那些日子，父亲带着我三奶奶，每天在邵阳市政府办各种各样的手续，盖章，找人。 我三奶奶是台湾高山族人，比我三爷爷小差不多四十岁，是他四九年去台湾以后娶的太太，她对来大陆投资办企业非常有兴趣，热情高涨。 一切看起来那么美好而顺畅，彼时彼刻，父亲对自己的事业和人生充满了无限希望和瑕想。 但是，人生最可怕的但是。。。。。。 每个人和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命运，至今为止，我一直深信这一点。 差不多所有的手续都办妥了，三爷爷回台湾后准备把资金分批转过来，全权委托我父亲管理。 这时候，北京天安门发生了89年的 学 生 动 乱 事件。我三爷爷认为大陆政策不稳定，会给他的投资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果断停止了这一切。 文章写到这里，我想说，前面所有的这些并不是我想要写的，只是为后面作铺垫。 我真正想要写的，是我父亲后来的故事。 三爷爷的资金虽然没有到位，但酒厂仍然运转正常，每个月都有不错的利润进帐。也许正因为如此，才开启了某些人的贪念和邪恶，导致了后来发生的一切。 5 1989年秋天，父亲和表哥两个到北京国家商业部办理企业的商标注册。 从北京回来，工厂发生了异想不到的变故：厂里的另一个副厂长伙同当时的县统战部部长蒋某某一起，单方面中止了合同，强行取消了父亲的承包权和法人代表资格，他们堂而皇之的掌握了酒厂的经营管理和财务大权。 父亲为了争回自己应有的权益，跟他们打起了官司。 这官司一打就是十年，而且非常复杂，大官司套着小官司，前前后后打了几十场，既牵涉到股东，又牵涉到主管部门，还牵涉到供应商、客户和银行。 十年间，父亲心力交瘁，饱受了常人无法体验的各种折磨和摧残，他被关过、被打过、被逼债者绑架过、被所谓的朋友陷害过，深陷在三角债的中心，过尽了十年非人的岁月。 当然，也让我们这个家庭深陷其中，十年间担惊受怕，从没有过快乐、幸福和欢笑。 到现在回忆起来，我仍然觉得可怕，利益面前，平常微笑着点头的熟人，也可以坏到毫无底限，一个，一个，还有一个。 6 父亲被从酒厂踢了出来，仅仅是他悲剧的开始。 紧接着，他就被银行起诉了。因为在经营酒厂的时候，有一些贷款是以个人名义借贷的，而资金都投入到了酒厂里。 为了还贷，父亲低价转让了批发部，又把货车卖了，但仍然抵不清银行的贷款。 银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于是把我们家居住的房子给封了。 记得是一个月夜，我周末放假从学校回到家里，看到我母亲和弟弟妹妹一家人畏缩在家门口。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进屋？妹妹指了指大门上贴着的法院封条说：法官说了，谁撕了进屋去住，就把谁抓起来坐牢。 我心里格登一下往下沉，心酸和悲哀涌出来，好好的，一家人竟然流落在自己的家门口。 我想了想，说：回屋里去住，先把封条撕下来，明天再贴上去。 就这样，我们麻着胆子，把大门开了一个小缝，象作贼似的偷偷摸摸钻进自己家里去睡觉。 而此时的父亲，为了躲债，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露面。 因为除了银行的贷款，还有一些企业和个人也在追着父亲要钱，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借钱的时候，人家把酒厂等同了父亲，只要父亲签字，因为有利可图，他们都愿意放款。 我后来听人说起，父亲有一回被某企业请的专业讨债公司找到了，关在一辆报废车里三天，被打得鼻青脸肿。 我听了之后，非常痛恨那两个狼狈为奸抢夺父亲酒厂的人，我甚至买了很多鞭炮，削开鞭炮里面的硝药，积在一起装进一个密封的玻璃瓶里。我想制作炸弹，把那两个人炸死。 我独自一人在河边试验了很多次，但最后都没有爆炸成功。 7 父亲一方面要应付法院和讨债者，同时又向法院起诉追回自己的酒厂，他既要隐藏自己，有些事要必须出面自己去办。 我至今想不明白的是，我表哥仍然在酒厂上班，但却并没有帮我父亲应付这一切，而是经常给我家里带来各种各样的负面消息，说我父亲这里不是那里不对，让我们更加焦急、烦燥和无助。 我母亲是个没什么文化的农村妇女，我也是个不到20岁的学生，弟弟妹妹更小。所有的一切，都是父亲一人承担，很多事情，不是人家找上门来，或者从表哥的嘴里说出来，我们根本都不知道，知道了除了心里害怕和焦急，也是没有任解决的方法。 长时间的焦燥、阴郁、压抑，担惊受怕，加上表哥经常带来一些突如其来的坏消息；法院的执行法官经常出其不意地对我家里进行扫荡，一次又一次把封条加封在我家大门上，临走总是以威胁恐吓的口吻对我母亲；银行的收贷员每次来我家里都表现得苦口婆心痛心疾首百般无奈软硬兼施；我奶奶又患病在床无钱医治。 面对这一切，父亲一开始还深感恐惧和害怕，慢慢地到后来，整个人变得痴呆和迟顿。我心里非常害怕，怕他会逼疯，甚至害怕他会自杀。 而我，当时高考落榜，复了一年课，又落榜。 似乎所有的不幸都降落在我们这个家庭，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了。 我不知道那几年我们家是怎么熬过来的，现在回忆起来心里仍然揪得铁紧。 大概是官司打到第五年的时候，父亲胜诉了，要回了酒厂的经营权和法人代表资格。 表面上看这是一种胜利，而其实此时的酒厂已经停产了，只剩一个空壳，从帐面上看应收款大于应付款，但应收款基本都是一些送货单和欠条，另外还有租放在洞口粮站粮库里的几十吨黑米稻谷和十几吨埋在地底下的地窑玉米酒，除此之外基本没什么现金。 我后来和父亲一起去了粮站，准备变卖那些黑米稻谷，按当时行情可以卖个十多万块钱，可到粮库之后才发现，这些存放了四、五年的稻谷都已经生虫了，卖不了钱，反而还要交粮站一笔不菲的租库费用。 而应付款一部分是银行的贷款和个人的集资款，还有一些供应商的欠款，这些都是实打实必须要偿还的。 父亲别无选择，在法官的连哄带劝下，接受了这个名存实亡的工厂，也接受了工厂所有的帐务。 8 父亲接手工厂以后，开始回收厂里的应收款，拿着一张张的欠条分别去找客户要钱。 令人恼火的是，有些客户却说欠条是假的，帐早就结清了。 有些是真结清了，属假欠条。有些是没有结的，那个副厂长伙同客户一起私吞了，不认帐，说是假的。 没有办法，只能上诉法院。而上诉法院又是多么复杂漫长而又头痛的过程。 还有些欠条是厂里以前业务员留下的，都去外地打工了，人都找不到，找到家里是铁将军把门。这种情况，父亲也只有上诉法院。 我记得有一张欠条是石桥乡供销社的，上面有供销社主任的签名，大概是三、四千块钱的样子。供销社当时是国营单位，应该不会赖帐。暑假的时候，父亲把这张欠条给我，让我去收钱。 我找到石桥供销社，找到了那个主任，一个胖胖的高大中年男人。 那主任接过欠条一看，说：这张欠条早就结清了，说完，提笔在欠条上写道：此单已结清。 我那时不过是个学生，对于生意上的事根本不懂什么，我以为既然已经结清了，人家在欠条上那么写也无可非议。我没有想到，那是我的无知被人家利用了，几千块钱瞬间变成了一张废纸。 我回来之后，父亲气得半死，他说他想不到我会这么傻。我气得回复他：这种事你就不应该让我去，现成拿钱的事你应该自己去，我能有多少社会经验？我哪里知道人心都会那么坏？ 父亲说：你看我有空吗？我每天那么多烦心事，头都快炸裂了。 这件事的后来，也是父亲将之上诉法院，至于最后的结果如何，我不敢问也不想问，我已经厌倦了这些事情，希望自己能够逃离。 还有一张欠条也被我办砸了，那张欠条被当时平溪村的村秘书说拿给他看看，他看了之后就不给我，我抢也抢不过他，打也打不过他，只有一直跟着，跟了他一整天，还是没拿回来，最后也只能留给父亲去处理。 同样的原因，我也不想了解最后的结果，我恨透了这些人和事。 可是，我却无法逃离，因为这些最后都压在父亲的头上。 我在长沙上学的时候，有一回也被父亲叫了回去，原因是城关镇法庭传唤我。跟着父亲一起去了法庭，法官拿出一张纸条问是不是我写的。 我一看那根本不是我写的，上面却签上了我的名字，那是被告造的假证据。 没多久以后的一天，我和我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老婆）转过华峰机械厂那条小路，一下子围过来七、八个男人，为首的穿着制服，跟我说他们是法院执行庭的，我父亲已经被他们关起来了，要我跟他们到法院去一趟。 我跟着他们去了法院，他们连唬带吓的说，如果我不拿出钱来，就要把我父亲关到看守所去，那就半年一年都出不来了。 我那时只是一个学生，根本拿不出钱来，既然到了这一步，要坐牢也奈何不了。 …… 那时候经历过的事情太多太多了，短短一篇文字根本无法承载，但这些都深深碾压着我年轻的内心，无法摆脱也无从诉说，致使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抑郁的人。 也正因为如此，我后来跟学校请了一个学期的病假，怀揣着一张旧草席和一个旧背包，开始了我独自流浪中国的生活。 9 我没有把自己出去流浪的事告诉家里，正如我父亲没有把自己的任何事情告诉家里一样。一直到银行的收贷员出现在家门口，法院的人来封房子，表哥不断地带来坏消息，黑社会那些收债的混混找上门来，我才一点一点地了解父亲和他酒厂的情况。 尽管如此，我也只是了解了很少的一部分，其他的都是父亲一个人扛着，从不会主动跟我说起。一方面他怕会影响我读书，另一方面也认为我丝毫帮不了他什么。 官司一场一场地打下去，输输赢赢，父亲差不多都麻木了，到手的钱慢慢地还债，这样差不多过了十年，最后，父亲以一万元的价格把酒厂卖给了平溪村，从此又重拾起从前的斧头和锯子，回归成为一个木匠。 父亲年富力强的十年时光历经挫折和坎坷，最终做回他的老本行。 而我，在父亲同样年龄的十年，一直身漂在那个叫深圳的城市里，曲曲折折一路走过，最终仍然回到家乡，从一个农民工做回到一个农民。 我没有过父亲那样的风光和成功，也没有过父亲那样的艰辛和苦涩，但我们的人生遭遇似乎又是殊途同归。 数十年的岁月倏然而逝，回头去看，人生真的好象就是梦一场。 在大街上，我偶尔还会遇到当年陷害父亲的那人，亦已是老态龙钟。我心里早已没有了当年的仇恨，有的，只是对岁月流淌的无限感慨！ 现在，隔三差五，我经常回村里去看看父亲。 我站在门口，看着父亲苍老的背影，安然于杂乱的操作间，静静地工作着。 很多年前的阳光，从窗口温馨地照进来，铺在父亲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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