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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月18日，母亲从省人民医院出院。 在家里住了一天，因为疼痛和腹胀，20日又住进了县人民医院。 也没什么新的治疗方法，都是那些套路，一进院就做各种检查，第一天交的2000块钱到第二天只剩1块8毛。 又催交钱。 一个月不到，辗转县医院、省医院、再县医院，同样的检查已经做过三次了，就是这些检查“吃钱”。 我跟医生说：病也确诊了，也不指望能康复，就希望在我母亲离开之前没那么痛苦，让她能够轻松些。所以，剩下的那些检查明天就不要做了。 医生倒是很和谒，说：大检查不做了，但小检查还是要做，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做医疗报表，不可能空白吧？ 我只有点点头。 接下来是中秋节。 母亲是中秋生日，今年69岁。 家里商量提前给她过70大寿，冲冲喜，让她开心一下，说不定，病痛就会减轻一些。 跟医生请了两天假，从医院回来过70大寿。 为了不影响亲朋好友们过节，把日子定在了农历八月十四，也就是中秋前一天。 弟弟请了个唱戏的班子，唱演了一台说我们洞口方言的婆媳之战，逗得台下看戏的人们哈哈大笑。 母亲坐在屋檐下的靠背椅里，感受着大家营造起来的欢乐气氛，看到开心处，也痛苦的微笑着。 我知道，在母亲的有生之年，这样笑着的机会已经不多，心里既欣慰又酸楚。 接下来是拜寿仪式。 主持人把两张靠背椅摆在台上，让父母坐上去，然后我和弟弟两家人全部站到父母面前。 主持人喊一拜什么什么，我们都单腿跪下去，完了之后站起来；又喊二拜什么什么，我们又跪下去再站起来；再喊三拜什么什么，然后母亲拿出八个红包，分发给我们。 母亲从靠背椅上站起来，右手捂着腹部，忍痛露出笑容，把红包发给我们，说些祝福之类的吉祥话。 背景音乐响起：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亲朋好友大都知道母亲身患绝症的情况，好多人流着泪举起手机拍照。 吃完饭，亲友们一一告辞。 热闹过去，屋里又恢复了冷清。 母亲还是坐在屋檐下的靠背椅里，看我挥舞着扫把，清扫家门口满地的鞭炮碎屑儿。 阳光从茂密的板粟树荫中透射下来，斑斑点点地铺洒在灰白色的水泥地面上。 不远处，清清的平溪江，一如古老的岁月，日夜东流。。。。。。 2 中秋过后，母亲又回到医院。 仍然是走廊上的加床，这回是住在电梯口，一天24小时都能听到电梯的语音播报：四层到了。 不知为什么，一听到四层到了，我就联想到十八层，联想到十八层，我就会想起十八层地狱。 我不确定内科四楼是不是整个医院最恶劣的疾病所在，但在我陪护母亲的这些天，陆续看到有人从这里离世。去世的病人从病床抬到担架上，然后盖上一块白布，在众多病人和陪护家属的注视中，缓缓推过走廊，经过母亲的床位，从四层电梯下到一楼。 很快，空出来的床位又有新来的病人补上去。 中秋之后的第三天，有个山门的尿毒症患者去世了，才40多岁。老婆离婚了，从来没来过；兄弟之间感情不好，又穷，所以也没来照顾他；只有一个12岁的儿子来过一次。 死后尸体存放在医院的停尸房里，好些天都没人来收尸。 我后来跟医生打听，医生说尸体已经运走了，直接送去了隆回殡仪馆，至于是谁运走的，医生说不太清楚。 末了，医生叹息道：很可怜的，在这里住院一直都没人照顾，临死的时候也没有亲人在身边，与其说他死于尿毒症，不如说是因为缺少亲情关怀加速了他的死亡。 听完之后，我的心象颗核桃一样缩得紧紧的：逝者已矣，而那个12岁的小男孩呢，他在这个社会上孤伶伶地活着，今后，又会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3 走廊对面的病房里，住了三个病友。 一个是竹市的，肝癌晚期；一个是木瓜的，乳腺癌中晚期；还有一对是两老夫妻，家在县城，丈夫肺癌晚期。 都处在生死边沿，都用生命在和病魔抗争。 这一层楼，以前是内二科，新近挂上了肿瘤科的招牌。很多病人都跟我母亲一样，在大医院确诊为绝症无法治疗的，来这里慢慢煎熬着岁月。 患肝癌的那个也是69岁，和我母亲一样年纪。 他儿子跟我说：我今年30多了，但我一家四口都没有分到田和地，我和老婆除了打工别无选择。父母为了减轻我的负担，拚命地劳作，两个老人在家里包了一担多田（一担是十亩），没想到，两个月前住进了医院，一查，已是肝癌晚期，到长沙肿瘤医院，医生说已经没有做手术的必要了。现在回到这里治疗，其实也就是等死。 实在是没有钱了，他去找村干部问能不能评个低保或贫困户，村干部说没有指标。 我问：那些评了低保和贫困户的，都是些什么人？ 什么人？有些是真困难，也有些是假困难，据我知道的，有个社会混混，有房有车的，也是低保户。 我说：以前这种情况很普遍，但后来清理了一次，现在相对来说还是很公正的，应该不会这样了。要不，我们下午去民政局问问。 他说好。 4 9月29日的下午，我们去到了民政局。 说起来很悲壮的，我们三个人，都是癌症病人的儿子：我，肝癌病人的儿子，还有乳腺癌病人的儿子，一起来到了民政局。 民政局的卫生环境以及一些社会小哥哥一般的工作人员，我是实在不敢恭维，在此无意得罪，也就省略不写了。 通过咨询，我们了解到：恶性肿瘤所花的医疗费，通过新农合保险报销之后，余下自己所掏的那部分，政府还给予30—40%的大病补助（县医院40%，县级以上医院30%）。 接着，又通过工作人员，查看了肝癌病人所在村的低保户名单，发现以前不合格的名单确实被取消了。 我们又问了现在申请低保户的标准，工作人员说：现在评判权限基本在村里，自己申请之后，要村民代表以及村干部共同投票，投票之后还要公示，同时乡镇也要核查公示，没有异议之后才能评上。 我问：象他这种情况，父亲得了肝癌，他本人及老婆孩子都没有分到田地，打工工资也不高，无房无车，家庭经济困难，够不够吃上低保的标准？ 工作人员说：如果以你父亲的名义申请可以，但当你父亲去世以后，低保又会被收回。 肝癌病人的儿子说：那有什么用呢，我父亲也扛不过这两三个月了，也许还来不及申请评上，就已经被收回去了。 工作人员说：那没办法，政策就是这样。 我们又问贫困户的申请标准。 工作人员说：民政局只管低保，贫困申请要去扶贫办了解。 5 乳腺癌病人的儿子姓林，40多岁的样子，暂且称他为老林吧。 老林的母亲以前在广州动过手术，切割了一只乳房，同时连同腋窝下的淋巴肿瘤，大大小小割了一大盘，手术的时候还把割下来的这些肿瘤给家属看了。 老林说，手术过了两年，现在又复发了，考虑到回家来住院报销比例高一些，所以辞了工回来陪护母亲。 也是晚期，癌细胞扩散了。老林说，我母亲知道自己活不多久了，但她一直放心不下我哥哥。 我问：你哥哥怎么了？ 老林说：我哥哥十多年前被车把头撞坏了，现在疯疯癫癫的越来越严重，这些年来都是我母亲照顾他，如果母亲去世了，那我哥哥就会很苦，还有两个在读书的侄儿，也会很苦。 我问：你嫂子呢？ 老林说：嫂子虽然没有离婚，但一直在外面打工，十多年来都很少回家过。 作为兄弟，我也就打份苦力工，赚不了什么钱，况且还有自己的家庭，对于兄长和侄儿，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我想来民政局问问，象我哥哥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办个残疾证，这样侄儿读书，或许就可以享受到相关政策方面的补助。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说：残疾证你到马路对面的残联问问。 我们三个又去了残联，残联的工作人员说：你要带你哥哥先到邵阳宝庆精神病医院做个残疾鉴定，我们以这个鉴定作为评判残疾的标准。 从残联出来，我们又一起去了县扶贫办。咨询的结果是，申请贫困户跟申请低保差不多，权限基本都在村里，经过村干部和村民代表投票后公示，乡镇监督再公示，才能最后确定。 回来的路上，他们两个对申请低保和贫困户都没什么信心，因为权限主要在村里，而他们恰恰是对村干部的公正程度大打折扣。 我说：不管结果如何，你们先回去把申请写了，交到村干部手里去，接下来的事边走边看，虽然不合理的事情会存在，但要对自己充满信心，对不合理的事情也要敢于质问村干部。有些东西，不争取永远得不到，争一下说不定就是你的。 老林说：我也没读多少书，申请也不会写。 我说：这个简单，我帮你写就是了。
6 我们回到医院，坐电梯上到四楼。 电梯门一开，又有一个病人被担架抬下去。 不过还没死，氧气袋吊着最后一口气，眼珠都不转动了。 我们跨出电梯，让到一边，轻松的心情一下子又变得沉重了。 每当这时候，整个楼层都很安静，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在离开的人身上，而心里想的，却是自己或自己的亲人。 在这里住院的，从穿着外貌看起来，多数都是穷困农民，脸上蓄积着愁苦，每一张病床上，都牵系着一个不幸的家庭。 其实，在这个社会里，很多人都很苦，只是，我们天天刷着手机，入眼的都是繁华热闹和吃喝玩乐，从而忽略了别人的苦。如果走进医院，特别是肿瘤科，这种感受就会明显而清晰。 据2018年最新癌症报告，全国恶性肿瘤新发病例为380.4万例，相当于平均每天超过1万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分钟有7个人被确诊为癌症。 10月1日，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出炉，美国免疫学家詹姆斯·艾利森和日本免疫学家本庶佑获此殊荣，他们为癌症开创了全新的免疫治疗思路——释放免疫系统自身的能力来攻击肿瘤。 不过，这项技术什么时候能够普遍应用于临床，特别是应用中国医疗的临床，还是个未知数。我想，我母亲，还有对面病房的三个癌症病患者、以及这层楼的多数癌患者们，也许等不到这一天。 除了良好的祝愿，其他的，我确实无话可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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