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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诗人而论，如果诗写得特别好，现实中一般没什么大功业；建立了大功业的，诗文上也只是偶露峥嵘。这倒可以理解——人的精力和时间毕竟有限，用在某一方面多了，用在其它方面自然就少了。忙于安邦定国，哪有闲情雅致整天写诗？倘若一心写诗，字斟句酌、推推敲敲，自然也无意俗务。“千古词帝”李煜，词写得好，当皇帝却差劲，一晌贪欢，丢了无限江山。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帝王心术玩得忒溜，又赶上好时候，太平天子附庸风雅，据说一辈子写了一万多首诗，质量却都一般化，其中不少还是臣僚捉刀代笔。
自古以来，诗写得好、事功也厉害的人物屈指可数，一般都有大见识、大胸襟、大气魄，不能单以诗文论，写诗只属于副业，情之所至、直抒胸臆，从不拽文卖酸，格调境界宏大高远，诗文与事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伟人毛泽东，一阙《沁园春·雪》冠绝古今，还有无数篇雄文深入人心，连目不识丁的看门老大爷都能大段背诵。曹操留下的诗篇少而精，风格朴实、气象雄浑，《短歌行》《观沧海》历代传诵。即使大老粗刘邦，《大风歌》一出口也是霸气侧漏。乞丐出身的朱元璋写过不少打油诗，有的简直就像泼妇骂街，不过“鸡叫一声撅一撅，鸡叫二声撅二撅”，后面还跟着“三声四声天下白，褪尽残星与晓月”，勉强沾了点帝王气象。
专业点的诗人当中，“光芒万丈长”的李白、杜甫命运多舛，“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没多少机会做实事，可谓“文章憎命达”；白居易、苏东坡为官一方，论喝酒泡妞、吟诗作赋，这哥儿俩在行，政治上倒还真没有多大作为；辛弃疾年轻时有过“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壮举，然而刚过不惑之年就早早退居山林，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陶渊明、王维寄情山水，心态佛系，他们的诗清新脱俗、宁静淡泊，出世色彩浓厚，属于非主流。陆游忧国忧民，“老笔尤健”，悲愤激昂，一辈子主张北伐，无奈生不逢时。李清照巾帼不让须眉，不过古代男尊女卑，只能缩于深闺，后半生颠沛漂泊，“凄凄惨惨切切”，只好“江山留与后人愁”。“白衣卿相”柳永的词雅俗共赏，作为婉约派代表，愁苦阴柔，格调上终归差了些。范仲淹、王安石出将入相，功业卓著、诗词也不赖，范的《渔家傲·秋思》，王的《桂枝香·金陵怀古》，既沉郁悲壮又雄健浑厚，通透豁达，令人佩服。
值得一提的是，在诗歌鼎盛的唐朝，诗人高适绝对是一个另类传奇。他早年四处奔波，“倚马见雄笔，随身唯宝刀”，渴望凭借才干建功立业，但屡屡失意，感慨“有才不肯学干谒，何用年年空读书”。之后三十年边种地边读书，直到快五十岁被任命为封丘县尉（类似于公安局局长），一年多即辞官。高适并没有回家养老，先是进入名将哥舒翰幕府，后又跟随唐玄宗逃到成都，自此逆天改命，一个月内由八品跃为三品，在他生命后期的十余年，先后担任过刺史、节度使、刑部侍郎等，展现出较高的军政才能，被封渤海县侯，成为唐朝诗人中凤毛麟角的“达者”，死后谥号为“忠”。令人羡慕的倒不是高适的高官厚禄，而是——不仅诗写得好，“多胸臆语，兼有气骨”，“七言古最有力气”。而且懂军事、会打仗，体恤爱惜士兵，“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不矫情、干实事，懂得人情世故，会鼓励人，“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了解民间疾苦，仁爱悲悯，不愿逢迎拍马，不忍剥削百姓，“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旧唐书·高适传》评价他“政存宽简，吏民便之”；志存高远，性格却豁达，“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长歌达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后名”。所以，高适是个有着人间烟火气的诗人，有才有趣，“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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