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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延熙十六年（253）春节，汉寿城内，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欢度新一年的到来。与此同时，执掌蜀汉军政大权的大将军费祎也举办岁首大会，大摆筵席，款待诸位将军同僚。大家推杯送盏，互相道贺，酒过几巡，众人喝得都有些醉意，费祎也面露红光，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之中，他看见一人从席中走出，上前向他敬酒。 费祎努力抵制住酒力，抬眼去看面前这人。哦，这不是左将军郭循（一作郭脩）吗？这郭循是去年归降的魏国人，毕竟这么多年都没有魏人南来了，皇上一时高兴，就给予了高官厚禄。难道魏人酒量这么好，现在还要跟我拼酒吗？费祎想着，正欲端起自己的酒杯，谁料只听得咣当一声，郭循手中的酒杯坠落在地，而他手上不知什么时候握着一把泛着寒光的匕首。费祎一惊，刚才的酒劲瞬间散去，然而为时已晚。那郭循箭步而上，一手拽住费祎的衣袖，一手用匕首向费祎身上狠狠地扎去…… 一片血泊之中，费祎丧命，郭循也被卫兵所杀，消息传出，举国皆惊。这件凶杀案，成为蜀国乃至三国政局的一个拐点。
四川广元昭化古城（蜀汉汉寿城），成长摄 蜀后主刘禅享位四十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兴元年到建兴十二年（223-234），可称为诸葛亮时代，诸葛亮统领军国大事，南征南中，北伐中原，整个国家呈现积极进攻的态势。 第二阶段，从建兴十二年到延熙十六年（234-253），可称为后诸葛亮时代，这时期，诸葛亮钦定的接班人蒋琬、费祎、董允主持朝政，国家战略全面收缩，转为守势，休养生息，战事较少，长达二十年。 第三阶段，从延熙十六年到蜀国灭亡（253-263），可称为姜维时代，在姜维率领下，蜀汉重启对魏国的大规模北伐作战，虽互有胜负，但国力大耗，直至邓艾钟会分兵南下，蜀汉无力抵挡，国破家亡。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很有心机，他偷天换日地将上述第二阶段整整二十年悄悄抹去，给读者制造了一个错觉，仿佛诸葛亮死后，姜维立即继承其遗志兴兵北伐。而蒋琬、费祎、董允等作为过渡人物，早早就死掉了，《三国演义》甚至根本没有提费祎被刺杀这件事。 四十年间，蜀汉战略为何会出现两次剧烈转向？蒋琬、费祎、董允、姜维之间有着哪些矛盾？费祎被刺幕后黑手到底是谁？我们需要一一讲来。 尚书令这个职位，依然是一个观察蜀汉政局的重要线索。从陈震开始，尚书令一职回到了荆州派手中。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董允接力棒般先后担任尚书令，掌管内廷，形成三相共治的局面。 三相共治，是因为诸葛亮去世后，无论从威望还是能力，蜀汉都再没有人能及得上诸葛亮。最显著的现象是，丞相这个职位，几乎与诸葛亮的名字绑定了，任谁也不敢再接，所以只好让他空悬着。取而代之的是“录尚书事”（或“平尚书事”）。录尚书事不是一个职位，而是一种权力，无论你是尚书令、侍中这种文职官员，还是大将军、卫将军这种武职官员，都可以录尚书事，就等于拥有了如丞相一般主宰政事的权力。蒋琬、费祎、姜维、诸葛瞻、董厥等人后来都加挂此衔。 三相俱为荆州籍，但其实只有蒋琬是随刘备自荆州入蜀的旧臣。费祎和董允在身份上则呈现着荆州派与东州派的融合。
费祎，字文伟，江夏鄳（méng）人，费氏家族与刘焉父子有着姻亲关系，刘璋的母亲就是江夏费氏的族人，费祎则是这位费夫人的侄孙辈。而在刘备入蜀时，刘璋帐下就已有一名费氏成员费观，他既是费夫人的侄子，同时又娶了刘璋的妹妹，与刘璋家可谓亲上加亲。但就是这样的亲族大将，却在绵竹拒敌时，与李严径直投降刘备，足见刘璋人心之失。只可惜费观年仅三十七岁就去世了，费祎接下了费氏家族在蜀汉的兴旺重任。 费祎虽然早年随伯父入蜀，但由于年纪较小，因此不过是游学而已，并未在刘璋手下仕官。他是在刘备称帝后才拔擢入仕，成为太子舍人，因此与刘璋牵绊较少，更具荆州派色彩。 与之相似的是董允，董允，字休昭，籍贯地跨益州与荆州，其先祖是巴郡江州人，后来家族顺江而下迁居到南郡枝江，到了汉末，家族再次西迁进入益州境内。董允的父亲董和是刘璋旧部，担任牛鞞县长、江原县长、成都令，对蜀地移风易俗、稳定秩序做出了很大贡献，在百姓之中声望很高，因此在刘备占据益州后，让董和与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董和是个为政廉洁，性情温厚的人，诸葛亮与董和的同僚共事非常愉快，完全没有所谓荆州派与东州派的派系争斗，他甚至将董和与自己早年的好友崔州平、徐庶并称，赞扬董和“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
因此，身兼荆州、东州、益州三重背景的董允，就更为诸葛亮所器重，董允与费祎年龄相仿，同时担任太子舍人，而随着太子刘禅登基称帝，两人也转任黄门侍郎，署理内政。诸葛亮常年驻守汉中谋划北伐大业，但他对后主刘禅不无忧虑。史书上描述：“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诸葛亮认为刘禅当时正值青春期，识人断事都缺乏经验，难以辨别，容易受人蛊惑，于是必须有可靠的人在旁边辅佐匡正。 这一人事安排，我们都很熟悉，因为它就写在在我们中学语文课都学过的《出师表》上：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郭攸之是南阳人，可惜死得早。因此诸葛亮北伐期间，整个大后方能够稳定，全赖蒋琬、费祎、董允之功。三相常年主持内政，为诸葛亮打仗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擦了不少屁股，因此他们对战争导致的民生疾苦、财政乏力、国家贫弱有着切身的感受，自然会在后诸葛时代，表现出一种由攻转守的态势。 对于诸葛亮北伐的利弊，千百年来早已争论不休，有的认为，北伐是一种主动防御，只有不断出击造成蜀军战斗力旺盛的假象，才能让强大的魏国不敢轻易窥视巴蜀之地；有的认为，北伐是诸葛亮控制军权的手段，因为内政工作已经被诸葛亮做到了极致，而军事征伐是最好刷存在感的方式，其地位势必无人可代。 这些说法都对，但都只是一个方面，其实，北伐对蜀汉最大的意义，在于争一个正统的名分。蜀汉立国承嗣两汉，两汉之都或为长安、或为洛阳，早已形成中原即是汉家正统的观念。成都对于蜀汉来说，只是权益之时的陪都，蜀汉这个国家从性质上来看更像是一个流亡政府。因此，蜀汉立国的目标就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与篡汉的曹魏政权不共戴天。如果不北伐，不打回老家去，人们就会质疑你执政的合法性，正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是蜀汉与东吴本质上的不同。 蒋琬作为从荆州而来的旧臣，对此还是有认同感的，也曾有过继承诸葛亮遗志北伐的想法。经过了四年休养生息后，蜀国终于等来了一次机会，公孙渊于辽东自立，魏国后院着火。这一年，刘禅更易年号为延熙，并加蒋琬大司马，开府治事，诏令其进驻汉中，整顿军备，以待与东吴联合共同进攻魏国。
蒋琬虽非行伍出身，但对军事有一套自己的见解，他总结了诸葛亮五次北伐的经验和教训，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方向错了。诸葛亮北伐，目标总在秦川，但这些套路早就被曹魏掌握了，而且道路艰险、运粮困难，蜀军根本占不到便宜。 蒋琬提出了一个方案，既然汉中位于汉水的上游，那就打造战船，训练水军，沿汉水东下攻取魏兴、上庸郡。接下来的计划，史书上没说，但我们也可以推想出来，汉水的中下游就是魏国控制的荆北之地，也是魏吴频繁交战之地。如果沿汉水而下，蜀吴就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兵作战，那时候再北上宛、洛，不失为一种机会。 还记得吧，蒋琬方案里的魏兴、上庸，就是之前孟达献给魏国的“东三郡”，这笔债一直到这时候，蒋琬还惦记着呢。 但蒋琬方案立即遭到蜀汉朝臣的激烈反对，理由很简单，就是你的想法很好，但是忽略了水军作战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水流的方向是不可逆的，顺水而下，如果战胜，一切好说，但如果一时无法制胜，大军连退回的余地都没有，这简直太冒险了。为了制止蒋琬的方案，后主派尚书令费祎、监军姜维亲自来传旨，这说明连费祎和姜维也是反对此方案的。蒋琬方案被阻，也进一步证明了，无论是蒋琬还是费祎，都无法像诸葛亮那样一言九鼎、拥有军事上绝对话语权和领导权。且不论蒋琬方案对错，这种一人提议，百人掣肘的局面，根本无法让蜀汉发起一次像样的军事进攻。 蒋琬在汉中待了六年之久，没能在伐魏这件事上做出任何突破。与此同时，魏国平息辽东之乱，曹芳即位，政局稳定，而吴国又陷入南鲁党争，无力北伐，蜀汉错失良机。蒋琬此时旧疾复发，只能告请后主，退居涪县驻守，并于三年后病情加剧去世。蒋琬知道，未来接替自己的费祎将会更加保守，因此他向后主举荐姜维为凉州刺史，重提西出陇右的战略。
姜维，诸位都很熟悉，是蜀汉后期的中流砥柱，也是《三国演义》最后十五回绝对的主角。姜维是天水冀城人，姜氏世为凉州大姓，建安年间，凉州刺史韦康被马超所杀，就有冀城人姜叙与杨阜、梁宽、赵衢等人共同举兵，以抗马超。姜维之父姜冏，曾担任曹魏天水郡功曹，因羌胡叛乱守卫郡城，战死疆场。因此姜维自小就有家传的将门遗风，凭借烈士子弟的身份受封中郎，参与本郡军事。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天水、南安、安定叛魏响应，姜维为太守怀疑出卖，愤而转投诸葛亮，从此成为蜀汉将领。 当时姜维只有二十七岁，但深得诸葛亮器重。诸葛亮在给蒋琬和张裔的信中大赞姜维“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认为时任丞相参军的李邈和马谡都不如他，称他为“凉州上士”，委以统兵之权。但姜维并不像《三国演义》中描写的那样在诸葛亮死后就立即成为蜀汉军队主帅。当时掌握军权的是大司马蒋琬，而姜维仅为蒋琬府下的司马。直到蒋琬上书举荐，姜维才出任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并于延熙十年（247）升迁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搭成新一任蜀汉领导班子。此时的姜维已经是四十五岁的中年人了。 然而，文武不和的蜀汉政坛顽疾，在费祎与姜维身上再度爆发。 费祎与姜维，其实有不少相似之处。史载费祎作为高官，生活却非常低调朴素，他家里没什么积蓄，儿子平时都布衣素食，出行没有豪车，步行上班，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区别。姜维作为上将，住房简陋，家无余财，不纳媵妾，不好声色，日常的穿衣饮食出行也非常简朴。此二人可以称得上是道德楷模、国之良臣。 但由于身份和立场的不同，费祎与姜维出现了严重的政见分歧。费祎认为诸葛丞相当年尚且不能定中原，而如今众臣跟丞相能力上差远了，更不可能成功，不如保境安民，守好疆土。姜维则主张继续对魏用兵，联合羌人，谋图陇右。 费祎主和是能够理解的，前文已述。姜维主战也有其缘故，一则是姜维本为陇右人，熟稔地理民风，且与羌胡有密切联系，在陇右用兵他比较有把握，倘若能将家乡天水复纳入蜀汉范畴，则又合乎中国人的乡土情结；二则姜维于蜀汉是降将之身，政治根基很浅，一路以来是依靠累积的军功才坐到了现在的位置，唯有不断领兵作战，才能体现自己在蜀汉政权内的价值。 在蒋琬执政时，姜维就多次率领小股军队进入陇右袭扰，等到他担任卫将军录尚书事，手握军权后，更是多次率众出陇西、南安、金城边界，与魏将郭淮、夏侯霸交战，并联结羌胡为羽翼支援。但在这些军事行动背后，均有费祎的掣肘。由于调兵权在费祎手中，每次姜维想要发动大规模出击时，费祎在后方经常“裁制不从”，给到姜维的兵力不过万人，这就使得姜维即便获胜，也无法巩固成果。 就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延熙十六年的费祎遇刺事件。在这起事件中，姜维的疑点无疑最大，他与费祎政见不合可谓人所共知，更何况这个刺客降将郭循，是姜维攻打西平的时候俘虏而来的，无论如何姜维逃不开嫌疑。 这一年，吴国主战派抬头，诸葛恪执掌政事并传书蜀汉，相约共图魏国。而就在费祎被刺之后的当年夏天，姜维率领数万大军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与魏雍州刺史陈泰大战。显然，姜维在摆脱费祎“裁制不从”的制约后，亟不可待地发起了大规模出击。其后，姜维更是加督中外军事，晋升大将军，完全取代了费祎的军政大权。若从谁最得利谁嫌疑最大的角度，姜维更是没跑了。 很可惜，陈寿在《三国志》中未点出幕后真凶，这场刺杀案也就成了千古悬案。 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既然姜维嫌疑最大，后主刘禅为何对此置若罔闻，反倒让姜维顺利接掌军权呢？
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费祎与姜维之争，刘禅站到了姜维的这一边。 费氏家族作为一个益州的外来者，能够从刘焉时代一直红到刘禅时代，拥有不少诀窍，比如勤勉用事，生活低调，比如顺势而为，借力打力，比如用姻亲网络与主公捆绑。费氏曾是刘璋的母家外戚，费祎则又故技重施，将长女嫁给太子刘璿为太子妃，将次子费恭娶了公主，与皇家连上了双保险。如此显赫的身份，又如此低调的生活，难免让刘禅感到一丝不安。 在费祎遇刺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不得不说的事情。延熙十四年（251）夏，费祎由汉中还成都，史书上很突兀地出现了这样一条记载：“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因此到了冬天，费祎北屯汉寿县。 望气者，即风水术士，可以通过观看自然天象的变化来预测吉凶。蜀地自古迷信巫术，后来又有任安、董扶这样的风水大神教授弟子，所以看风水、卜前程生意一向很吃香。蒋琬早年官场失意，曾经让一个叫赵直的占梦师帮他解梦。蒋琬说自己梦见了一头牛在门口流血。赵直就说，牛角及鼻，“公”字之象，主蒋琬今后将官至三公。这个预测蛮准的，最后蒋琬果然当上大司马。 自诸葛亮去世至延熙十四年，蜀国丞相位已空置十七年之久，按照望气者的意思，待在这里是没有当丞相的机会，于是费祎离开了成都，想去汉寿撞撞机会。汉寿，即之前的葭萌，名字吉利，又刚好位于成都与汉中的中间，来往方便，这就是费祎的小心机。 种种迹象表面，费祎可能对自己目前的地位不满足，想要谋求像诸葛亮那样主宰朝纲的绝对权力。这显然犯了刘禅的忌讳。此时的后主刘禅已经四十四岁，人近中年，在被诸葛亮、蒋琬等朝臣压制了半辈子之后，刘禅当然希望渴求一些成就感。在费祎和姜维之间，他宁可选择让姜维这个只懂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去穷兵黩武，也绝不会允许费祎——这个自太子时就陪伴在身边的亲家公——成为第二个诸葛亮。
四川广元昭化古城外费祎墓，成长摄 本文摘自成长著《列族的纷争：三国豪门世家的政治博弈》之《土著人与异乡人——蜀汉四大派系的角力》一篇
成长 作家、编剧、书评人，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现为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北京影视艺术学会会员、稲诚及所城市书店合伙人。 已出版作品《乱世来鸿：书信里的三国往事》《列族的纷争：三国豪门世家的政治博弈》《这样好读的历史：三国争霸》《群雄逐鹿：彩绘三国演义》，制作音频课程《少年中国史》。 即将出版《重返三国现场》《地图里的三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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