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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涛广征博引，认真做学问。金代应是降水丰沛期，水事活动很多，留下的遗产也多。早年看一资料记述金章宗在玉泉山建芙蓉殿，玉泉可喷涌一丈高，也因此才有玉泉垂虹之景。文中援引了侯仁之先生推测金开凿海淀台地之论断，我妄议此论或许不确定。刘靖开车箱渠先期灌田20万亩，嗣后发展到百万亩，逻辑推导：一是利用了古河道；二是开凿了多条干支渠；三是广纳了山前诸水；四是沟通水系，降水、引水不均衡时互相支持。因此开海淀台地的时间完全可能是扩灌区百万亩时所为。金章宗“从民灌溉”，应是循例不与民争灌溉水源。从金代往前推，唐代仍在引永定河水灌溉。北京小平原的灌溉体系及习惯是没断的。明朝徐贞明迅速推广水田，也表明这一体系并没中断过。 【摘 要】 北京颐和园里的昆明湖，不仅是这座经典园林的灵魂和骄傲，也是北京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水利成果与城市水系格局中的重要文化符号。从最初的小型天然湖泊到今天的昆明湖，它的变迁不仅限于自然界的沧海桑田，更与西山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息息相关。论文指出在元为运河开辟水源之前，金代已经开发了西山玉泉和一亩泉。从昆明湖水源的演变，可以更为清晰地梳理北京河湖水系的历史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北京颐和园是一处饱揽湖山之胜，兼具皇家园林特色的风景名胜，历史文化和自然山水的完美结合使它成为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占据园中核心位置和绝大部分面积的昆明湖，无疑是这座中国古典园林的灵魂和骄傲。它上接玉泉、下引长河，构成了自元明以来北京城市水系的上源，被称之为“帝都之龙脉”，北京城的“文化之源”。因而，昆明湖水系的来源及变迁，不仅与颐和园的成长与深厚文化底蕴的积淀密切相关，而且也是北京城市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内容，非常值得深究。颐和园西傍玉泉山，玉泉山系西山东麓支脉。这里正是永定河冲积洪积扇的山前溢出带，地下水间断露出，泉流密布。“玉泉山沙痕石隙随地皆泉”[1]，比较著名的有玉泉、迸珠泉、裂帛泉、试墨泉、涌玉泉、宝珠泉、静影涵虚泉等十几处。无名小泉遍布山麓，难以计数。玉泉出水量最大，裂帛泉、静涵泉次之，宝珠、涌玉诸泉又次之。自金入元的名儒赵著，撰于蒙古太宗十二年（1240）的碑记写道：“燕城西北三十里有玉泉。泉自山而出，鸣若杂珮，色如素练，泓澄百顷，鉴形万象。及其放乎长川，浑浩流转，莫知其涯……山有观音阁，玉泉涌出，有玉泉二字刻于洞门。泉极甘冽，供奉御用。”[2] 明代《帝京景物略》对“玉泉山”条的描绘，也显示了这里泉水丰沛的景象：山根碎石卓卓，泉亦碎而（编者注：一作面）涌流，……去山不数武，遂湖，裂帛湖也。泉迸湖底，伏如练帛，裂而珠之，直弹湖面，涣然合于湖。……湖方数丈，水澄以鲜，……去湖遂溪，缘山修修，岸柳低回而不得留。……径寺登乎山，望西湖，……大河悠悠，小河箭流，高田满㞲，低田满豅。……山旧有芙蓉殿，金章宗行宫也。 流水淙淙、湖光山色的景象跃然纸上。随后又附录了许多同时代文人以玉泉山为题的诗作，如吉水人胡广、安福人邹缉，分别有诗云：玉泉之山下出泉，泉流萦折如虹悬。却带西湖连内苑，直下通津先百川。微风时动碧波蹙，明月夜映清光圆。此中会见古人影，故碣记得金元年。嶂雾岩云涌玉泉，长流未似瀑流悬。声惊素练鸣秋壑，光讶晴虹饮碧川。飞沫拂林空翠湿，跳波溅石碎珠圆。传闻绝顶芙蓉殿，犹记明昌避暑年。[3]此类记载除了描绘玉泉山下水景优美，还提到了金章宗在此建别墅的事，玉泉山水的盛名即从金朝而来。“玉泉垂虹”被纳入燕京八景之一，正是始自金章宗时期。到清朝，乾隆皇帝将其改为“玉泉趵突”。由于山清水秀，距城不远，这里很早就被开发为离宫别苑。辽代在玉泉山建起了北京西北郊最早的皇家园林——玉泉行宫。金代又建芙蓉殿，章宗多次行乐于玉泉山泉水院。元、明时期都将玉泉山作为皇帝游幸之所，元世祖在此建照化寺，明英宗又建上、下华严寺。清康熙十九年（1680）将原有行宫、寺庙翻修一新，总名“澄心园”，后改称“静明园”。乾隆时也曾“几馀临憩，略加修葺”[4]。规模壮丽的玉泉山静明园由此名扬四方。因玉泉水质甘味美，乾隆帝称“朕历品各泉，实为天下第一”，撰写了《御制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由户部尚书书写刻石，立在泉旁，并亲题“天下第一泉”。在玉泉山西南山岩脚下，有一处石壁上刻着“迸珠泉”三个大字，旁有乾隆帝题的诗句：“青蒲戟戟石磷磷，错落倾来万斛珍。最是松风萝月下，夜深仿佛见鲛人。”直到20世纪50年代，迸珠泉的流量还有0.06～0.15立方米每秒。[5]玉泉山脚下往北，西山山麓沿线还有很多出水丰沛的泉脉。瓮山（今万寿山）后面有玉龙泉、双龙泉、青龙泉、月儿泉、柳沙泉等，再往北去直到今昌平境内又有冷泉、温泉、黑龙潭、马眼泉、沙涧泉、一亩泉、双塔河、虎眼泉、白浮神山泉等。这些泉水或涌出涓涓溪流，汇成小河穿行于山间沟谷；或积聚成潭、汇潴成湖，成串散布在从西向北弯转的山坳坡脚下。如今的昆明湖是其中之一，受瓮山阻挡，玉泉山诸泉的部分水流在此潴留，形成了一片半月形湖泊，其西北岸以青龙桥、功德寺为界画一圆弧，东南岸在今龙王庙一带，位置相对于今偏西北，面积也比现在小得多。金章宗在此修建金山行宫，以此湖为主体的别墅也叫金水院，“金湖”“金海”之类的名称大致自这时出现。元代以后又有“瓮山泊”“七里泊”等称呼。需要指出的是，受地形走势的影响，金朝以前这一带的泉流水脉都是向东流向今六郎庄、万泉庄（即巴沟低地）一带，朝着海淀聚集；或者向东北经今青龙桥、肖家河等地流向清河谷地，与南边的高梁河水系并不相连，因而也不是流向城里。昆明湖的前身——“金湖”或“金海”，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只是发挥着给金朝皇帝的行宫提供水源、点缀风景的作用。金朝修建高梁河畔的太宁宫时，可能是旨在丰富白莲潭（今积水潭至三海一带的水域）的水源，扩大其湖面；也许是为了能够从这里更方便地前往玉泉山行宫，把两处行宫紧密联系起来，在这前后不仅有计划地扩大、疏浚了玉泉山水流往“金湖”的天然渠道，增加了其水源和蓄水量，还首次开凿了从“金湖”通往高梁河上源的人工渠道，把西山水系引向东南，汇入太宁宫旁的白莲潭，从而沟通了与高梁河水系的联系。这条人工渠道，就是起自今颐和园南门到紫竹院湖、被称为“南长河”的河道。高梁河原是古永定河的一条古河道，今人所称的高梁河仅是它由今紫竹院东流至高梁桥东的一段遗存。三国魏嘉平二年(250)，驻守蓟城的征北将军刘靖为部队屯田之需，利用高梁河之古河道，造戾陵遏，开车箱渠，对灌溉当地农田发挥了巨大作用。北齐河清三年(564)，斛律羡担任使持节都督幽、安、平、南(营)、北营、东燕六州诸军事，幽州刺史。于第二年即天统元年（565），“又导高梁水北合易京，东会于潞，因以灌田。边储岁积，转漕用省，公私获利焉”[6]。从渠道的经行路线看，应当是利用了车箱渠故道但延长了其引水渠道，从而扩大了灌溉面积，获得了更大的经济效益。有人据此猜想：连通高梁水和昆明湖前身的渠道是否就在此时开凿？姚汉源先生在《元代以前的高梁河水利》一文中曾有如下推测：高梁河与温余河水系最接近的是清河主要支流万泉河。若自今老山（石景山东十二三里）以北车箱渠上向东北开渠分引，自今蓝靛厂至昆明湖之间穿过京密引水渠或长河，可在六郎庄、巴沟村之东接万泉河。由万泉河入清河通温榆河。或更在上游分引入瓮山泊（今昆明湖西半）通清河，也可更往北引入南沙河上游。另外由今北护城河段向北引入清河，地形也是可能的。 [7]这里提供了“导高梁水北合易京，东会于潞”的几种设想，并非认定“沟通瓮山泊和古高梁水道的长河，最可能在这时开通了”[8]。况且，姚先生所推想的那条渠道路线（自老山以北沿着车箱渠向东北——自今蓝靛厂至昆明湖之间穿过京密引水渠或长河——在六郎庄、巴沟村之东接万泉河——由万泉河入清河、通温榆河），与今天的长河是两码事。他明确提出的是“穿过京密引水渠或长河”。那么，“沟通瓮山泊和古高梁水道的长河”到底是什么时候开通的？侯仁之先生结合地理空间的布局进行了较为科学的推断：根据间接史料的推证，可以知道今日万寿寺前长河河道最初的开凿就是在太宁离宫修建的时候。其原因在于高梁河小，给水不足，因此只有开凿新河，导引玉泉山水转而东南，用以接济高梁河的上源，结果就接近了今日长河河道的形势。[9]他比较了海淀台地南北地势的高低，认为在正常情况下，海拔约50米的瓮山泊一带的湖水，应当顺着地势流向海拔40米以下的清河洼地和海拔50米以下的巴沟低地。如果要引到今紫竹院一带，必须穿越地势较高（约海拔52米）的海淀台地边缘。因此判断，从今昆明湖到紫竹院西墙外万寿寺的河道（也就是今人所称长河的上段），应为人工开凿。他说：假使此段河道不加开凿，那么昆明湖水纵有强固的东堤以提高其水位，也断无向东南流入北京城的可能。理论上分析如此，从操作性上考虑亦非难事。这一段河道长度不过五六公里，从海拔50米的昆明湖一带穿过海拔52米的土坡汇聚今紫竹院附近的泉水，只需开凿两米多深的河道，工程量并不是很大。在挖濠筑城、大修离宫别墅的金代，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金人的初始目的可能是为了使高梁河上源的水量更加丰沛，白莲潭水域面积更大，并兼顾周边农田的灌溉。“引宫（太宁宫）左流泉溉田，岁获稻万斛”[10]；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敕放白莲潭东闸水与百姓溉田”；三年，“又命勿毁高梁河闸，从民灌溉” [11]。这些利用高梁河水灌溉的实例充分证明，增加高梁河上源确实有着很大的水利效益。但后来起到的作用就远非这样单一了：它首先方便了从万宁宫到西山行宫的联系，助推了西山皇家园林的兴起；其次是沟通了高梁河水系与西山水系，为京城漕运开辟了新的水源，使以玉泉水为主源、昆明湖为核心的西山水系开始成为助推北京城发展壮大的主动脉。昆明湖的地位也由此上升到京城水脉枢纽之一的位置，从一个天然湖泊变为重要水利工程的端点。不仅如此，金朝后来在漕运水源困难的情况下，还远引了昆明湖以北黑龙潭、一亩泉一带的水增强后续能力。对此，清代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推测：“京师至通州闸河，本元时郭守敬所开，……然此河不自守敬始。”他接着援引《金史·韩玉传》的记载“泰和中，（韩玉）建言开通州潞水漕渠，船运至都。升两阶，授同知陕西东路转运使事”[12]，据此判断出“是此河实自玉始。……盖玉所开河本用一亩泉为源，而守敬乃用白浮泉耳”[13]。元朝郭守敬开凿的通惠河工程，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着力扩大昆明湖（元称瓮山泊）的上游来水和蓄水量，使其蓄水增流的功效得到进一步发挥。郭守敬通过对北京地区水资源及地形的详细勘查，提出导引温榆河上源诸泉水济漕，开挖白浮瓮山河，引昌平白浮泉水西行，从上游绕过地势低洼的沙河、清河谷地，循西山之麓转而东南，沿着平缓的坡降，一路收集所有大小泉流，大致沿今京密引水渠的走向聚入瓮山泊；再从瓮山泊扩浚长河、高梁河至和义门（今西直门）水关进入大都城，汇聚到积水潭；然后从积水潭出万宁桥，沿皇城东墙外南下出丽正门东水关，转而东南至文明门（今崇文门以北）外，与旧闸河相接，下至通州高丽庄、李二寺河口，全长164里。这项巨大的水利工程为大都城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水源，几乎将城市西北郊的山泉水脉一网拢尽。正是有了这广大范围的西山泉水的接济，瓮山泊的水量大大增加，通惠河才有足够的水力浮舟通漕。因此，河运畅通，大都城内的积水潭成为新的漕运码头——大运河的终点。当看到江南的漕船成群结队驶来，积水潭上桅杆林立、舳舻蔽水的盛况时，元世祖忽必烈兴奋地赐此河名“通惠河”[14]。从至元三十年（1293）该河通航至元末约50年间，浩浩荡荡的船队曾络绎不绝地穿行于大都城内。随着水源增加与湖底湖岸的扩浚，元时的瓮山泊湖面扩大，俗称大泊湖，游船络绎不绝，周边苑囿名胜云集。明朝时，正德皇帝在大泊湖畔建“好山园”行宫，昆明湖除称“金海”外，又称“西湖”或“西湖景”。因其周长约有七里，亦作“七里泊”，明朝皇帝的游船可从城里顺着长河直抵护圣寺(今功德寺)。明人称“见西湖明如半月”，誉其为“壮观神州今第一”。这一时期的西湖位置，仍然偏向今昆明湖的西北。（见附图——明末西湖附近水道意想图）
明朝以后，玉泉山至海淀一带皇家与贵族私人的园林持续兴盛，西山周围和海淀、万泉等处湿地的水脉被纷纷引入各座宅园，渐渐改变和影响着这一带的水系格局。到明末，白浮泉水断流，西湖只能依赖玉泉诸水的灌注。加之明清之交时局动荡，西湖失于疏浚，渐有泥沙淤塞和山水泛滥之象。随着清朝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经济的复苏，从康熙年间开始，新一轮的皇家园林修建热潮兴起。在明代李伟的清华园故地，康熙帝修建了畅春园，到晚年在畅春园以北创修圆明园。此后，又有相互毗连的长春园、绮春园（后改万春园）等皇家园林，以及赐予朝廷勋臣的规模较小的若干园林。导引泉流、整治湖泊是园林建设的基础，这就使得原来作为通惠河上游水源的万泉庄、玉泉山、瓮山泊之水显得更加捉襟见肘。为了解决漕运和京城用水问题，必须规划整理西郊山麓的水源，改变其无序分流的状态。因此，清朝廷决定大力开浚瓮山泊，广辟水源。乾隆十四年（1749），派遣臣工考察玉泉山水系。依据调查结果撰写的御制《麦庄桥记》称：“水之有伏脉者其流必长”，“如京师之玉泉汇而为西湖，引而为通惠，由是达直沽而放渤海。人但知其源出玉泉山，如志所云巨穴歕沸随地皆泉而已。而不知其会西山诸泉之伏流，蓄极湓涌，至是始见，故其源不竭而流愈长”。“盖西山、碧云、香山诸寺皆有名泉，其源甚壮，以数十计。然惟曲注于招提精蓝之内，一出山则伏流而不见矣。玉泉地就夷旷，乃腾迸而出，潴为一湖”[16]。从历史源流及其与京城水系的关系角度，乾隆帝指出了西湖（瓮山泊）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于是，该年冬，颁诏疏浚西湖。首先，是大规模整治和保护玉泉山麓的各处泉眼和水渠，将众多山泉汇集于玉泉湖。玉泉湖西岸的玉泉水量充足，据乾隆帝考察，“西山泉皆伏流，至玉泉山势中豁，泉歕跃而出，雪涌涛翻”，颇似济南趵突泉。他将原燕京八景之一“玉泉垂虹”改为“玉泉趵突”，并撰《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镌刻于泉旁石碑上，称“近岁疏西海为昆明湖，万寿山一带率有名泉，溯源会极，则玉泉实灵脉之发皇，德水之枢纽”。“故定名为天下第一泉，命将作崇焕神祠以资惠济，而为记以勒石”[17]。泉眼之北的龙王庙历史悠久，乾隆十六年（1751）重新加以修葺，御笔题额“永泽皇畿”，颁布上谕称“京师玉泉，灵源浚发”，“畿甸众流环汇，皆从此潆注”，并命将此处龙王祭祀列入祀典，其品式规格视同黑龙潭。
然后就是西湖本身的疏浚工程，它包括三项：一是扩大西湖的水域。原西湖东岸与瓮山中央部位相对，疏浚后，湖面向东拓展至畅春园外的西堤，北抵瓮山东麓。原东岸上的龙王庙成为湖中岛屿，即乾隆帝所说的“西堤此日是东堤”。东堤北端建三孔水闸，称“二龙闸”，调控湖水的东泄流量。由于具备了灌溉条件，东堤与畅春园间的低洼地辟为水田，乾隆帝称“堤与墙间惜弃地，引流种稻看连畦”。又在湖西部筑南北走向的大堤，称作西堤。堤外，将原零星小河泡开凿为一浅水湖，称“养水湖”。二是开凿西湖西北部溢洪干渠，整治瓮山后河道。湖之西北角新开河道，经瓮山西麓，通过青龙桥，沿元代白浮堰引水故道，与清河相连。青龙桥下设闸门，以作尾闾，视水之盈缩，以时启闭。绕经瓮山西麓的河道，复分一支渠，兜转而东，将山北麓零星河泡连缀成河，称作“后溪河”，又名“后湖”。自瓮山东北麓再分为三股，东流汇马厂诸水，入圆明园内[18]。三是利用疏浚西湖的泥土，修整瓮山。原本呆板平直的山体，经重新堆筑后增添了起伏跌宕的山势。 有关这次治水工程，乾隆帝在《万寿山昆明湖记》中作了总结：“夫河渠，国家之大事也。浮漕利涉灌田，使涨有受而旱无虞，其在导泄有方而潴蓄不匮乎！是不宜听其淤阏泛滥而不治。因命就瓮山前，芟苇茭之丛杂，浚沙泥之隘塞，汇西湖之水，都为一区。经始之时，司事者咸以为新湖之廓与深两倍於旧，踟蹰虑水之不足。及湖成而水通，则汪洋漭沆，较旧倍盛”。“昔之城河水不盈尺，今则三尺矣。昔之海甸无水田，今则水田日辟矣”。“湖既成，因赐名万寿山昆明湖，景仰放勋之绩，兼寓习武之意。得泉瓮山而易之曰万寿云者，则以今年恭逢皇太后六旬大庆，建延寿寺於山之阳故尔”。[19]并谕：以万寿山（原瓮山）行宫为清漪园，设总理园务大臣，特简无定额，兼管静明园、静宜园事务，铸给图记。至于瓮山泊改为昆明湖，则是因为开拓后的湖面水域辽阔，乾隆帝欲仿效汉武帝在长安昆明池训练水军的故事。从乾隆十六年（1751）开始，命健锐营兵弁在昆明湖定期举行水操，调福建水师官员担任教习，建大型战船十六艘。此外，乾隆二十四年（1759）在“养水湖”西南开辟了“高水湖”，成为汇集玉泉山水源的又一蓄水湖，与“养水湖”同为昆明湖的辅助水库。乾隆帝在《影湖楼诗》序中，说明了开拓此湖的缘由：“迩年开水田渐多，或虞水不足，故於玉泉山静明园外接拓一湖，俾蓄水上游，以资灌注”。湖成后，昆明湖水源更加充足，周边环境一如江南水乡。
为保障昆明湖具有稳定充足的水源，富有智慧的设计者还采用了铺设引水石槽的技术，以汇集更多的西山泉水。卧佛寺、碧云寺附近的泉水，通过石槽导引至四王府广润庙内的石筑方池中，再从方池继续经由引水石槽东去，与玉泉山麓诸水合流后汇入昆明湖。广润庙以下地势逐渐降低，于是把部分石槽修在了土山或寺庙的墙垣之上，墙下留出门洞以方便行人通过。《日下旧闻考》称：“西山泉脉随地涌现，因其势顺导流注御园以汇于昆明湖者，不惟疏派玉泉已也。其自西北来者尚有二源：一出於十方普觉寺（引者按：即卧佛寺）旁之水源头，一出於碧云寺内石泉，皆凿石为槽以通水道。地势高则置槽于平地，覆以石瓦；地势下则於垣上置槽。兹二流逶迤曲赴至四王府之广润庙内，汇入石池，复由池内引而东行。於土峰上置槽，经普通、香露、妙喜诸寺夹垣之上，然后入静明园，为涵漪斋、练影堂诸胜。”[20]沿着山麓铺设的引水石槽很容易被山洪冲毁，在卧佛寺与碧云寺之间开挖有效疏泄山水的排洪水道，就成为引水石槽的安全保障。为此，乾隆年间在广润庙西北两侧分别修建了泄水河道。时人描述道：“四王府东北至静明园外垣皆有土山，土山外为东北一带泄水河。其水东北流，合萧家河诸水，经圆明园后归清河。四王府西南亦有土山，土山外为西南一带泄水河。其水流经小屯村、西石桥、平坡庄、东石桥折而南流，经双槐树之东，又东南至八里庄，西汇于钓鱼台前湖内（引者按：即玉渊潭），为正阳、广宁、广渠三门城河之上游。此二泄水河皆乾隆年间奉命开浚，每夏间山水盛发，借此南北二河分酾其势。自是，田庐道路咸蒙利赖，无复有泛溢沮洳之虑矣”[21]。这两条泄水河，一支经广润庙北侧向东北行，过玉泉山北侧，在青龙桥注入清河上游，叫做北旱河。另一支经广润庙西侧向东南行，由玉渊潭南下东转，注入西护城河，称为南旱河。由碧云寺、卧佛寺引出的两道引水石槽相会之前，分别采用从空中架槽引水即“跨河跳槽”技术，越过了作为泄水河道的南旱河与北旱河，石槽与附近的农田都免受洪水之害。 凭借重新疏浚了的玉泉山水渠，西山脚下的涓涓泉水再次源源不断地注入昆明湖；新修的闸坝则将水位拦蓄到最高以备随时之用。在昆明湖南端与长河相接之处新建了秀漪桥（编者注：一作绣漪桥）闸，北端汇入清河的青龙桥改建青龙桥闸，修筑新的东堤时在昆明湖东北隅文昌阁南设置了二龙闸。三座闸门随需启闭，以调节水位。一旦城内需要用水，就提起秀漪桥闸，将昆明湖水放入长河，向东南流入北京城。如果海淀诸园以及万泉庄、巴沟等御用稻田用水，则提起二龙闸让湖水东流。遇到来水过多的季节，为防止堤岸漫决，可提起青龙桥闸向北面的清河放水泄洪。经过这样一番整治，昆明湖就成为北京城最早的一座设计精巧，集蓄、排、灌功能为一体的水利枢纽工程。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昆明湖的治理还给后代留下一座美轮美奂的皇家园林——清漪园（光绪时改称颐和园）。乾隆帝《万寿山清漪园记》称：“盖湖之成以治水，山之名以临湖，既具湖山之盛概，能无亭台之点缀？”[22]也就是说，清漪园的营建是治水工程的副产品。作为清代在北京西郊建成的最后一座皇家园林，清漪园可以说是北京西郊“三山五园”这部园林交响乐的高潮。乾隆时期昆明湖漫长的沿岸不设围墙，大约295顷苑囿与周边的农田村舍浑然一体，达到了园林田野化、田野园林化，成为古都园林文化的收山之作。它将人文建筑与自然山水完美结合，使平地山水园（畅春园、圆明园）与山地山水园（静明园、静宜园）和谐地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园林区。至此，我们可以说，昆明湖及其附属河渠的疏浚、开拓，意味着以玉泉山-昆明湖为主体的西山水系水利枢纽的建成和最后完善，它对保障北京城市供水、改善西北部自然和人文环境发挥了巨大作用；而清漪园的建成，又赋予这一水利枢纽以园林艺韵、文化之魂，因而它是治园与治水相结合的成功典范。纵观昆明湖及其周边水系的源流与变迁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昆明湖在京城水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它隐藏在景观功能、水利功能之后的深刻的文化意义。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1．它是北京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水利成果。从金、元时期开始就成了为京城提供主要水源的水利枢纽，明清以后更是被看作“帝都龙脉”——北京城的活水源头。由它所奠定的北京城市水系格局，与“凸”字形的城市空间格局动静呼应、相得益彰，给方正、严谨、沉稳的北京城带来了隽秀、灵动、飘逸的气质，给大气、厚重的北京文化带来了自然界清新、洒脱的勃勃生机，因而也被称为北京城的“文化之源”[23]。2．它是都城政治中心的一块“飞地”，是都城政治功能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从辽金时期开始，这里就以周边丰富的水源和优美的自然环境逐渐成为封建王朝的离宫别苑，明清以后更由于成熟的园林体系、开阔别致的居住空间、达官贵人聚集的氛围和气场，成为京城政治文化的副中心。如果从昆明湖的历史看，以“三山五园”为标志的皇家园林群的政治文化属性，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辽金时期。3．它是“三山五园”的点睛之笔，皇家园林的收山之作，反映了中国古典园林与山水结合的最高成就，在北京园林文化和城市文化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由此，站在北京城的历史和文化意义的高度，我们可以这样看待昆明湖及其周边水系的重要性：先有昆明湖（尽管该名称自清朝才有），后有颐和园；昆明湖是颐和园的，但它更是北京城的！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昆明湖水系的历史文化价值，切实保护好区域自然环境与历史文化资源，充分发挥其历史人文和经济、环境的多重作用，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注释】 [1]（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五《国朝苑囿》“静明园”。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2]（元）孛兰肹等（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卷一《大都路》“山川”。中华书局，1966。 [3]（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七《西山下》。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4]（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五《国朝苑囿》“静明园”。 [5] 李裕宏《水和北京：城市水系变迁》第四章22页。《北京水文化丛书》，方志出版社，2004。 [6] 《北齐书》卷十七《斛律羡传》。中华书局，1997。 [7] 姚汉源《元代以前的高梁河水利》，《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科学研究论文集》第12集（水利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82。 [8] 蔡蕃《北京古运河与城市供水研究》第二章18-19 页。北京出版社，1987。 [9] 侯仁之《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侯仁之文集》12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同书394页《北平金水河考》一文中还有对此论断更深入的分析。 [10] 《金史》卷一百三十三《张觉附张仅言传》。中华书局，1997。 [11] 《金史》卷五十《食货志一》。 [12] 《金史》卷一百十《韩玉传》，中华书局，1997。 [13]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八，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本，中华书局，1984。 [14] 《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一》；卷一百六十四《郭守敬传》。中华书局，1997。 [15] 截自侯仁之先生手绘《明末海淀附近水道意想图》，《侯仁之与北京地图》第19页，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16]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九《郊坰西九》。 [17]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八《形胜》。 [18]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八十四《国朝苑囿》“清漪园”。 [19]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八十四《国朝苑囿》“清漪园”。 [20]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一《郊坰》。 [21]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一《郊坰》。 [22]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八十四《国朝苑囿》“清漪园”。 [23] 华南圭：《何者为北平文化之灾》。1932年12月印行，华新民女士提供。 （原文《昆明湖水系变迁及其对北京城市发展的意义》刊发于《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水利史研究”转发时作者作了部分修订）吴文涛，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与水利遗产专委会委员，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原副所长、研究员，北京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副会长，“北京历史文化研究基地”特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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