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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 插图均为中国营造学社资料 蓟县在北平之东百八十里。汉属渔阳郡，唐开元间，始置蓟州。五代石晋，割以赂辽，其地遂不复归中国。金曾以蓟一度遗宋，不数年而复取之。宋、元、明以来，屡为华、狄冲突之地；军事重镇，而北京之拱卫也。蓟城地处盘山之麓。盘山乃历代诗人歌咏之题，风景幽美，为蓟城天然之背景。  蓟既为古来重镇，其建置至为周全，学宫衙署，僧寺道院，莫不齐备。而千数百年来，为蓟民宗教生活之中心者，则独乐寺也。寺在城西门内，中有高阁，高出城表，自城外十余里之遥，已可望见。每届废历三月中，寺例有庙会之举，县境居民，百数十里跋涉，参加盛会，以期“带福还家”。其在蓟民心目中，实为无上圣地，如是者已数百年，蓟县耆老亦莫知其始自何年也。  独乐寺虽为蓟县名刹，而寺史则殊渺茫，其缘始无可考。与蓟人谈，咸以寺之古远相告；而耆老缙绅，则或谓屋脊小亭内碑文有“贞观十年建”字样，或谓为“尉迟敬德监修”数字，或将二说合而为一，谓为“贞观十年尉迟敬德监修”者，不一而足。“敬德监修”，已成我国匠人历代之口头神话，无论任何建筑物，彼若认为久远者，概称“敬德监修”。至于“贞观十年”，只是传说，无人目睹，亦未见诸传记。即使此二者俱属事实，亦只为寺创建之时，或其历史中之一段。至于今日尚存之观音阁及山门，则绝非唐构也。  蓟人又谓：独乐寺为安禄山誓师之地。“独乐”之名，亦禄山所命，盖禄山思独乐而不与民同乐，故尔命名云。蓟城西北，有独乐水，为境内名川之一，不知寺以水名，抑水以寺名，抑二者皆为禄山命名也。 寺之创立，至迟亦在唐初。《日下旧闻考》引《盘山志》云：“独乐寺不知创自何代，至辽时重修。有翰林院学士承旨刘成碑。统和四年孟夏立石，其文曰：'故尚父秦王请谈真大师入独乐寺，修观音阁。以统和二年冬十月再建，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大阁一所。重塑十一面观音菩萨像’”。自统和上溯至唐初三百余年耳。唐代为我国历史上佛教最昌盛时代；寺像之修建供养极为繁多，而对于佛教之保护，必甚周密。在彼适宜之环境之下，木质建筑，寿至少可数百年。殆经五代之乱，寺渐倾颓，至统和（北宋初）适为须要重修之时。故在统和以前，寺至少已有三百年以上之历史，殆属可能。  刘成碑今已无可考，而刘成其人者，亦未见经传。尚父秦王者，耶律奴瓜也。按《辽史》本传，奴瓜为太祖异母弟南府宰相苏之孙，“有膂力，善调鹰隼”，盖一介武夫。统和四年始建军功。六年败宋游兵于定州，二十一年伐宋，擒王继忠于望都。当时前线乃在河北省南部一带，蓟州较北，已为辽内陆，故有此建置，而奴瓜乃当时再建观音阁之主动者也。  谈真大师，亦无可考，盖当时高僧而为宗室所赏识或敬重者。观音阁之再建，是在其监督之下施工者也。 统和二年，即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也。阁之再建，实在北宋初年。《营造法式》为我国最古营造术书，亦为研究宋代建筑之唯一著述，初刊于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一一〇〇年），上距阁之再建，已百十六年。而统和二年，上距唐亡（昭宣帝天祐四年，公元九〇七年）仅七十七年。以年月论，距唐末尚近于法式刊行之年。且地处边境，在地理上与中原较隔绝。在唐代地属中国，其文化自直接受中原影响，五代以后，地属夷狄，中国原有文化，固自保守，然在中原若有新文化之产生，则所受影响，必因当时政治界限而隔阻，故愚以为在观音阁再建之时，中原建筑若已有新变动之发生，在蓟北未必受其影响，而保存唐代特征亦必较多。如观音阁者，实唐、宋二代间建筑之过渡形式，而研究上重要之关键也。  阁之形式，确如碑所载，“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阁实为三级，但中层为暗层，如西式之Mezzanine者，故主要层为两级，暗层自外不见。南北八架云者，按今式称为九架，盖谓九檩而椽分八段也。 自统和以后，历代修葺，可考者只四次，皆在明末以后。元、明间必有修葺，然无可考。  万历间，户部郎中王于陛重修之，有《独乐大悲阁记》，谓：“……其载修则统和已酉也。经今久圮，二三信士谋所以为缮葺计；前饷部柯公，实倡其事，感而兴起者，殆不乏焉。柯公以迁秩行，予继其后，既经时，涂暨之业斯竟。因赡礼大士，下赌金碧辉映，其法身庄严钜丽，围抱不易尽，相传以为就刻一大树云。”按康熙《朝邑县后志》：“王于陛，字启宸，万历丁未进士。以二甲授户部主事，升郎中，督饷蓟州。” 丁未为万历二十五年（公元一五九五年）。其在蓟时期，当在是年以后，故其修葺独乐寺，当在万历后期。其所谓重修，亦限于油饰彩画，故云“金碧辉映，庄严钜丽”，于寺阁之结构无所更改也。 明清之交，蓟城被屠三次，相传全城人民，集中独乐寺及塔下寺，抵死保护，故城虽屠，而寺无恙，此亦足以表示蓟人对寺之爱护也。 王于陛修葺以后六十余年，王弘祚复修之。弘祚以崇祯十四年（公元一六一四年）“自盘阴来牧渔阳”。入清以后，官户部尚书，顺治十五年（公元一六五八年）“晋秩司农，奉使黄花山，路过是州，追随大学士宗伯菊潭胡公来寺少憩焉。风景不殊，而人民非故；台砌倾圮，而庙貌徒存。……寺僧春山游来，讯予（弘祚）曰，'是召棠冠社之所凭也，忍以草莱委诸？’予唯唯，为之捐资而倡首焉。一时贤士大夫欣然乐输，而州牧胡君，毅然劝助，共襄盛举。未几，其徒妙乘以成功告，且曰宝阁配殿，及天王殿山门，皆焕然聿新矣”（《修独乐寺记》）。此入清以后第一次修葺也。其倡首者王弘祚，而“州牧胡君”助之。当其事者则春山、妙乘。所修则宝阁配殿，及天王殿山门也。读上记，天王殿山门，似为二建筑物然者，然实则一，盖以山门而置天王者也。以地势而论，今山门迫临西街，前无空地，后距观音阁亦只七八丈，其间断不容更一建筑物之加入，故“天王殿山门”者，实一物也。  乾隆十八年（公元一七五三年）“于寺内东偏……建立座落，并于寺前改立栅栏照壁，巍然改观”（《蓟州沈志》卷三）。是殆为寺平面布置上极大之更改。盖在此以前，寺之布置，自山门至阁后，必周以回廊，如唐代遗制。高宗于“寺内东偏”建立座落，“则寺内东偏”原有之建筑，必被拆毁。不唯如是，于“西偏”亦有同时代建立之建筑，故寺原有之东西廊，殆于此时改变，而成今日之规模。“巍然改观”，不唯在“栅栏照壁”也。  乾隆重修于寺上最大之更动，除平面之布置外，厥唯观音阁四角檐下所加柱（第二十三图），及若干部分之“清式化”。阁出檐甚远，七百余年，已向下倾圮，故四角柱之增加，为必要之补救法，阁之得以保存，唯此是赖。 关于此次重修，尚有神话一段。蓟县老绅告予，当乾隆重修之时，工人休息用膳，有老者至，工人享以食。问味何如，老者曰：“盐短，盐短!”盖鲁班降世，而以上檐改短为不然，故曰“檐短”云。按今全部权衡，上檐与下檐檐出，长短适宜，调谐悦目，檐短之说，不敢与鲁班赞同。至于其他“清式化”部分，如山花板，博脊及山门雀替之添造，门窗隔扇之修改，内檐柱头枋间之填塞，皆将于各章分别论之。  高宗生逢盛世，正有清鼎定之后，国裕民安，府库充实；且性嗜美术，好游名山大川。凡其足迹所至，必重修寺观，立碑自耀。唐、宋古建筑遗物之毁于其“重修”者，不知凡几，京畿一带，受创尤甚。而独乐寺竟能经“寺内东偏”座落之建立，观音阁、山门尚侥幸得免，亦中国建筑史之万幸也。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一九〇一年），“两宫回銮”之后，有谒陵盛典，道出蓟州，独乐寺因为座落之所在，于是复加修葺粉饰。此为最后一次之重修，然多限于油漆彩画等外表之点缀。骨干构架，仍未更改。今日所见之外观，即光绪重修以后之物。  有清一代，因座落之关系，独乐寺遂成禁地，庙会盛典，皆于寺前举行。平时寺内非平民所得入，至清末遂有窃贼潜居阁顶之轶事。贼犯案年余，无法查获，终破案于观音阁上层天花之上；相传其中布置极为完善，竟然一安乐窝。其上下之道，则在东梢间柱间攀上，摩擦油腻、尚有黑光，至今犹见。 鼎革以后，寺复归还于民众，一时香火极盛。民国六年，始拨西院为师范学校。十三年，陕军来蓟，驻于独乐寺，是为寺内驻军之始。十六年，驻本县保安队，始毁装修。十七年春，驻孙□□部军队，十八年春始去。此一年中，破坏最甚。然较之同时东陵盗陵案，则吾侪不得不庆独乐寺所受孙部之特别优待也。 北伐成功以后，蓟县党部成立，一时破除迷信之声，甚嚣尘上，于是党委中有倡议拍卖独乐寺者。全蓟人民哗然反对，幸未实现。不然，此千年国宝，又将牺牲于“破除迷信”美名之下矣。 民国二十年，全寺拨为蓟县乡村师范学校，阁，山门，并东西院座落归焉。东西院及后部正殿，皆改为校舍，而观音阁、山门，则保存未动。南面栅栏部分，围以土墙，于是无业游民，不复得对寺加以无聊之涂抹撕拆。现任学校当局诸君，对于建筑，保护备至。观音阁、山门十余年来，备受灾难，今归学校管理，可谓渐入小康时期，然社会及政府之保护，犹为亟不容缓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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