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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绍璗，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1940年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 著有《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日本中国学史》、《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等。 编者按： 60年前的北大是什么样子的呢？有坐在宿舍内和学生谈天说地的和蔼老师，也有面对非难永不屈膝的执着学者；有因一字之错而羞愧脸红的可爱教授，也有未名湖畔手不释卷的勤奋学子。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对民族文化的忠诚和对学术研究的敬重。时值北大百廿周年校庆，献上一份严绍璗先生60年前的课表，与君共同体会支撑一代又一代北大人砥砺前行的精神传统。 1959年秋初的一个夜晚，未名湖上空升腾起了艳丽多彩的礼花，把湖面、水塔、石舫、古钟，还有全校欢乐的人群，照得通体鲜亮。正是从这一个辉煌的时刻起，我踏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在我的记忆中，北京大学在此后的近50年中也只有这一次为庆祝共和国诞生10周年并欢迎我们59级的新生，才有如此灿烂的礼花。马寅初校长在东操场大会上欢迎我们，他用浓重的宁波、绍兴一带的官话说：“各位，兄弟今天代表学校当局，欢迎诸位来北大念书，成为未来国家的栋梁……”使我们兴奋无比，好几天都不能自已。 时光匆匆，当年我迈进北大的时刻，她的校庆比我现在的年龄还要年轻。倏忽之间，我在她的怀抱中经历了“而立之年”、“不惑之年”、达于“知天命”而越过了“耳顺之年”，终于快要进入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了。四十九年间无论是在春日明媚的阳光下，还是在冬日严寒的雪花中，每一年的每一天，只要我踏进北大的校门，总有一种肃穆又神圣的感觉。从那一年的夏末我从浦江之畔来到燕园，经半个世纪而这种感觉不仅未有丝毫的减退，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发体味到它的庄严性。是的，北大给了我做一个中国人的精神，给了我报效生养我的民族、社会的本领，北大给了我面对整个世界的生命的力量！ 年轻的一辈常常困惑，他们正在寻找的富含在北大这个神圣躯体内的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本领”和“力量”究竟是什么呢？它们究竟存在于哪里呢？五十年北大生存的经验告诉我，构成这种“生命之力”的，是许许多多北大生活的“碎片”，它们组合在一起，造就了我的一生，对我的人生与学识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永远在记忆中，作为自己的生命之源。 我在北大认识的第一位教授就是我的专业主任魏建功先生。1959年当我们这些新生到学校不到一周的时候，魏先生到32楼来看望大家。在102室那间住着12位同学的凌乱的房间里，魏先生和我们围坐一起。当时，魏先生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现在的院士），传闻中据说先生有12个头衔。在我们的心目中，魏先生是巍巍乎赫赫乎仰之如泰山般的权威。一见面，先生竟是这样地和蔼可亲，他方正慈祥的面容，亲切的笑容，平和的讲话，使大家顿时觉得眼前的权威竟如自己的父辈一般。后来我在学术界生活，终于明白了真正意义上的“权威”，实在是最没有架子而朴实无华的，那种说话拿腔拿调端着架子自以为是“权威”的，其实都是些“空心萝卜”糟糠得很。魏先生问过我们20余名同学的中学背景后，慢慢地介绍我们考入的北大这个刚刚建立的古典文献专业的来龙去脉。原来的“招生介绍”上说，“经高等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设立古典文献专业。这是我国首次建立的培养又红又专的中国古文献研究整理人才的专业学科”。可是魏先生讲的却与“介绍”上说的有点不同，他说当年蔡元培先生51岁到北大担任校长，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从1917年开始，北大的文理法三大学科筹办研究机构。1921年建立了“研究所国学门”，由沈兼士先生出任主任，先后聘请刘半农、黄侃、陈汉章、钱玄同、沈尹默、马裕藻、马衡、胡适、林语堂等为导师。魏先生说，“我就是他们的学生，今天各位就读的'古典文献专业’，其实就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直接继续”。这一下大家觉得眼界突然开阔了，原来，我们并不是“全国第一次”，也不是“全国唯一的”，我们只是继承着北大的学术传统在前进。这个讲话与后来魏先生在他的“文字音韵训诂学”课上授课时大凡讲一个观点必定要说它的渊源对我们的教育都是极为深刻的。例如，他在讲授“'帝’与'天’上古同义”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了他是从老师刘半农先生和学兄顾颉刚先生那里受到启示，他们两人的见解又微有不同，而自己是加以辨正和推进。我受魏先生教育20余年，他从不说自己的观点见解是“学界第一次”、“世界首次”等等的言辞。然而他的著作《古音系研究》却被学术界誉为“是架起了从传统研究到近代研究的桥梁”。我正是从魏先生的谈话与表述中明白了任何学术都是有渊源的，在学术面前必须要有敬畏的精神，必须要有足够的作为前提的“知识量”，不要盲目自称“第一次”。后来进入了研究领域，常常想起魏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所引发的思考，逐步养成了对任何学术问题的观察必须具有“学科史”的概念。 北大中文系的老教授，我的先生们当年都很有“文化的国际眼光”，与一般人意念中“吊书袋”的“文人”迥然不同。1960年大学二年级期间，我刚修完了强化班的英文，当时魏建功先生对我说：“你再去学日文吧。日本人搞了我们很多东西，将来，我们总要有人去翻动它们的。”他以中国学者的国际眼光，启示了我幼小的心灵。一位北大的一级教授、中科院学部委员，却亲自为一个本科生设计应该修学什么样的外语课，应该把学术的眼光投注在何处，竟是这样的亲切、平易和感人！这个设计的成果，就展现为我后来的道路。直到1971年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在未名湖边的花神庙，偶尔碰上了老系主任杨晦先生。他问了我许多事情，突然问我：“你那个日文没有丢吧，英文还能看书吗？这些将来都是有用的，最好再学点德文，外文到时方知少呀！”这个时候，杨先生还顶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可是，他瘦小的躯体内，燃烧的是对民族复兴的信念，是对中国将来走向世界的信念，也是对中文系一个年轻教师未来命运所给予的希望。 在我们三年级的时候魏建功先生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他与我们还是特别亲切，他对我们说，“前几天，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召见了翦伯赞先生和我，对我们说中央决定你们两位担任北大的副校长，陆定一同志还特别谦虚地征求我们的意见。”这时我们才知道魏先生192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并任教于此，1945年台湾光复回返祖国后，他出任了台湾“国语教育委员会”主任，致力于在台湾各级学校中消弭日本语与闽南语方言教学，努力推行国语（普通话）。台湾同胞现在普遍使用国语与大陆无语言障碍地交流，最初就是得力于魏先生领导的“台湾国语运动”。1946年在组建“国立台湾大学”时魏先生又出任台大中文系第一任主任，并兼任台湾师范学院院长，为在台湾建设中华文化而竭尽全力。他本来完全可以在台湾发展自己，却在1948年底托词到上海采购器物而秘密进入北京，迎接解放，出任解放后重组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任主任。一位教授肩负民族的责任，对光明的向往，深深地震撼着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扉。 在我读书的时候，“中国文学史”的“先秦两汉”部分是由游国恩先生讲授的。游先生与魏先生一样，也是北大的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游先生一直讲，人要有“中气”，学问要有“底气”。学问和人是一样的，有“气”才能活。这本来是中国古文论上的一个命题，可是游先生有自己的见解。他多次说：“我说的这个'气’，讲的是'底气’， 不是花里胡哨的'气’。没有500篇古文打底，你就不会有这个'气’，人文学科不论你专业是什么，这个'底气’是重要的。500篇古文打下去，好比是造房子，就做了一个钢筋水泥的地基，再加上现代的知识，你才可以做学问。不然 你就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你就是墙头草！” 当时，彭兰先生配合游先生为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史料学》。彭兰先生是闻一多先生嫡传弟子，她说闻先生能背诵整部《诗经》，游先生能背诵整部《左传》，于是就要求我们背出《诗经》150篇，背诵《左传》中相关的 80多个年代 。1963年冯友兰先生为我们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同样要求背诵 《老子》全篇…… 那时候，未名湖边，书声朗朗 。我们的洪子诚教授写过一篇很漂亮的很有名的散文，发表在当时的《前线》上，记叙当年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在未名湖边的朝阳暮色中，苦苦读书，寻求把握我们民族的智慧。 游国恩先生这个 “学问要有底气”之说，随着我年龄的加大，和学问多少有点长进，愈益体验到这是学问的基础，而且也是人文学术中颠扑不破的真理。可惜，现在认可它的人并不很多了。这几年我们比较文学研究所的硕士入学考试题，都有一道经典文本默写题，前几年我出的题中有默写《论语》 一段， 这是脍炙人口的一段，并不难。全文是这样的：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这既是经典，而更加是基本的知识和人品的修养。 当年32个考生中，只有一个人默写成功。这就是没有底气啊！我确实为这些考生感到悲哀。我查了一下这个默写出来的同学来自何方，什么学校出身。一查，我又特别的高兴。她的名字叫严裴文， 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北大呀，你到底是北大！ 1963年五年级的时候顾颉刚先生为我们上“中国经学史”。当年的顾先生70余岁了，他是20世纪我国古史辨派学术的魁首。虽然，现在有时髦的学者提出要重新估量顾颉刚先生的学术观念和学术成果，胡说“要走出疑古的时代”，不管这些人现在的新闻价值如何，他们是不可能与顾先生的学术等量齐观的。顾先生多次对我们说：年轻人，聪敏，有想法，赶快把你的想法记下来，很多的想法连起来，就是论文了。写好文章，不要发表，放在抽屉里，时时读读，年年修正，有心得就补充进去，不要去赶什么热闹。他特别说：“听清楚了，25年后，再发表出来，那才是真知灼见，那才是有用的东西。” 现在的学者，假如听到顾先生这样的说法，真是要胆战心惊，很害怕了。 顾先生说的“25年成功一篇文章”，时间长了点，但是，他反复表达的是人文学术的文章，既需要火花和激情，更需要积累和沉淀。这确实是千真万确的吧。这就是“锻造的精神”，让你在研究的思路上，观念上，方法上，慢慢地就“范”，你的学术的生命力、创造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提升，慢慢地成熟，就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正是遵循先生这样学问不要急功近利的教诲，我用22年的时间编著成了近400万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得到学界许多的鼓励与奖掖，于我自己则觉得这是一个北大的后生多少可以告慰于前辈先生的。 1964年北大依据中央主管文化工作的领导的意见，要找一两个年轻的助教，趁着当年美国“燕京-哈佛学社”中的中方老人还在，动手整理封锁在北大的这一机构的原始档案。副校长魏先生和系主任杨先生把我留在北大做这件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一个外国，即美国对中国古文献的处置状态。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直接接触到被称为“sinology”这一经典学术的原典材料。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中，有人对派遣我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的子弟”做这样的所谓“国际性的文化工作”颇有微词，北大党委常务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张学书先生和中文系党的负责人程贤策先生出来说 “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政治标准重在个人认识”。北大党的组织对一个年轻人表现出的这样宽阔的心胸、真诚的信任和人性的关怀，它决定了我个人在北大一生的学术道路和生存环境。 1965年开始，政治学术坏竟变得恶劣了，在上级的指示下批判我们的老主任杨晦先生，说他修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批判会上，作为被批判对象的杨先生，常常用包袱皮包一包书来。这是些什么书呢？马克思著作的德文版，俄文版，当然还有中文版。批判者批判他怎么怎么歪曲了马克思的理论，杨先生总是非常镇静地把德文本，俄文本，中文本打开，告诉各位，你引用的是中文本的马克思著作，中文本是依据俄文本翻译的，见于俄文本几卷几页，俄文本是依据德文本翻译的，见于几卷几页。俄文本在翻译的时候，曲解了德文本的意思，中文本从俄文本翻译过来时，又有所变动。所以，你们说的马克思说什么什么，其实是不对的，马克思并不是这样说的，有德文本在么！ 杨先生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这种对于信念的忠诚，对于理论的执着，对于原典文本的追寻和诚心，那绝对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尽管这样地执着，杨先生仍然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从学理上说，杨先生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品格，来源于他的原典文本的实证主张。他坚持理论是不能瞎说的，理论必须从原典文本中提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我所知道的国际人文学术界最优良的学术传统和学术品格 。正是因为有杨先生这样的教导，我自己在中国比较文学界特别是在东亚比较文学界，倡导研究的原典实证的观念和方法论，20年来得到不少人的认同。但是，与杨先生这样的执着相比较，我们还有很长的心理上的道路要走。 北大先辈教授对学问的执著，是深深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的。1974年我第一次访问日本回来，在教研室讲到在京都宇治市有一座万福寺，它是日本临济宗中的黄檗（bo）宗的总本山。当时，我把黄檗宗说成了黄檗（pi）宗，完全是望文而定“声”，以为它与“劈柴”的“劈”形近而同声，其实是不认识这个字。第二天，阴法鲁先生在路上特意叫住我，说：“老严（阴先生称我们这些小辈，都是老字头的，老陈，老安等等），”他说：“老严，你说的京都的那个寺庙，应该叫黄檗（bo）宗，不是黄pi宗。有一种树木，就叫黄檗。”阴先生还说：“古文献出身的人，这个字可要认识。”我真的一时脸红，先生又宽慰说：“不过，陌生的字很多，平常留心就可以了。”阴先生真是用心良苦。他不在现场指出我的错，完全是顾及我的面子；但是，他一定觉得他是有责任必须告诉我“这个字念错了”，而且他也一定认为，一个中文系的年轻教师，念错这个字是不应该的。所以，他在路上单独把我叫住，纠正我的错字。每念及此，我真是对先生有十分的感激和敬仰。同样的事又发生在15年后。1987年我出版了《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一书，国内和日本学界都有很好的评价，季羡林先生也说，学术评奖，我就投这本书了。好心先生鼓励我说，你应该申报教授了，我当年虽然四十多了，却仍然拿不住自己，不知道对学术的“敬畏”，1988年我就申请破格提升教授。这本书的审定者是我的老师周一良先生。周先生说，这本书确实是20世纪第一本较为系统地研讨中国和日本文学关系的著作，其价值是无可怀疑的。但是，书中有4处在引文的时候，出现“其曰”，应该为“其文曰”；作为一个中文系的教授，如果不能把握“其”作为代词的用法，我觉得是不合规范的。先生的批评，于细微之处表现出对知识的高度尊重，一个人文学者，虽然是洋洋大观，高谈阔论，但是如果你连读书识字都还成问题，北大的教授是不能这样的！当年我当然就落选了，我只有反躬自问，心服口服。如果现在有一篇博士论文，因为其中有4个“其曰什么”，就通不过，或许人家会和我拼命。但对我来说，我以为受到这样的教训是应该的，从那以来将近20年，我对遣词造句，就非常用心。我觉得这就是“锻造”，就是“就范”。一个北大人就应该如此。 1983年的秋天，历史系给我口信，说邓广铭先生要我去见他一次。我和邓先生并不很熟，学生的时候他教过我们“宋史”，已经过去20多年了。我到邓先生家里，他对我说，“我看了你近来发表的一些东西，觉得很有意思。我找你来没有别的事情，就是要对你说，你要把这个工作，这个研究，好好地搞下去，坚持十年，必有成效。现在没有什么人做，十几年后一定会有很多人做的，你要坚持！”邓先生说的我发表的“一些东西”，指的是当时我的两篇论文《中日禅宗僧侣的交往与日本宋学的形成》和《关于“徐福东渡”的传说与史实的考订》，还有在《国家古籍整理与出版简报》等内外刊物上的一些小文章，如“日本对《尚书》的研究”、“日本对《诗经》的研究”等等这样一些翻译和整理的学术情报和学术资料，这些竟然受到邓先生这样的看重，并且从中意会到一个新的学科发展的可能性。我深深地感到，前辈先生对学术的关注、对学术前沿的敏感、对新学科成长的热情，是构成他们重大成就的学术观念的核心。 1999年北大启动“985”学术规划。当时副校长也是我的师兄何芳川先生数次到我家里，建议我把手中的项目纳入“985”规划中，他说：“你的研究是跨世纪和跨国界的，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研究，研究成果将对中国、日本以及整个东亚文化历史研究工作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他把项目的性质与价值提升到了“多边文化”研究的新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的层面上，提升了我对自己的工作的价值意义的认识，从而获得了学科观念的自觉。 到2001年吴志攀教授接任北大文科主管副校长后，他对学术和对教师的敬重一直让我感动。2006年4月，他在勺园看到我编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第四稿的校样，非常急切地对我说，“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把这部书弄好，这部书的价值很大，一定要有保证。研究所所长的工作找一个副手来帮忙。”他立即与各方商量怎么选择一个副手，并且对我说：“你们选好了副手，如果他有不明白的地方马上叫他来找我，我教他怎么一步一步工作。你就集中精力修订稿子，所里的事情，只要出主意就行了。”一个主管校长对一个教师学术的关心比他本人还要焦急，校长们对学术的关注与忠诚甚至超过了我本人。 我们大家常常在说北大的传统，北大的氛围。什么是北大的传统？什么是北大的学术氛围？就是这些我的先生、我的领导，他们一直以来对民族文化的忠诚，对学术与教师的敬重，以极为宽容的学术心态、以深邃的学术远见，支持着由前辈们开启的一代又一代的人文学术研究。这种精神升华为北大的“人文学术的符号”，融入每个人的躯体而成为精神。这是我切实感受到的真正北大的传统和永远存在的人文力量。 支持我学术的“生命力”的“北大的碎片”还有很多很多。这里我附录一份我当学生时的讲课老师的名录，可以看出当年的北大为她的学生推出了什么样的教师阵容，这样的阵容将可能造就出什么样的后辈来，代代相传，北大的精神在于斯，北大的品格存于斯！ 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第一届（五年制）课程表 （1959年9月—1964年6月） 1959年9月—1960年1月（一年级上学期） 《中国古代史》 | 张政 先生主讲 《中国文学史》 | 游国恩 先生主讲 《中国文学史史料学》 | 彭兰 先生主讲 《现代汉语》（语音编）| 林焘 先生主讲 《古文选读》 | 吴小如 先生主讲 《科学共产主义》 | 李普 先生主讲 《英语》（严绍璗、吕永泽课，其他人俄语） 《体育》 1960年2月—1960年6月（一年级下学期） 《中国古代史》 | 田余庆 先生主讲 《中国文学史》 | 林庚 先生主讲 《中国文学史史料学》 | 彭兰 先生主讲 《现代汉语》（语法编）| 朱德熙 先生主讲 《古文选读》 | 吴小如 先生主讲 《科学共产主义》 | 李普 先生主讲 《日语》（严绍璗、吕永泽课，其他人俄语） 《体育》 1960年9月—1961年1月（二年级上学期） 《中国古代史》| 吴宗国 邓广铭 先生主讲 《中国文学史》| 冯钟芸 先生主讲 《现代汉语》（语法编）| 朱德熙 先生主讲 《古代汉语》 | 赵克勤 先生主讲 《古籍整理概论》| 吴竞存等 先生主讲 《语言学概论》 | 陈松涔 先生主讲 《中共党史》 | 梁柱 先生主讲 《日语》（严绍璗、吕永泽课，其他人俄语）| 魏敷训 先生主讲 《体育》 1961年2月—1961年6月（二年级下学期） 《中国古代史》| 袁良义 先生主讲 《中国文学史》| 赵齐平 吴组缃 先生主讲 《古代汉语》 | 王力 先生主讲 《目录校勘版本学》 | 王重民 先生主讲 《专书讲读·论语研究》 | 王效渔 先生主讲 《中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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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代相传的学风，养育了我们民族杰出的人才，这才使北京大学有了今天这样的声望和人气。 对于这样的解题，有些人不以为然，我想也不必争论。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不过是北大的匆匆的过路人，根本没有在这个地方扎下根来，没有在这里生活，没有在这里研究，凭空远远地眺望，随便说说。我们不必为意。半个世纪北大的生活让我愈来愈体验到，当年我的先生们，为我做人，做学问，提供了一个多么丰厚的宝库。这就是我为什么五十年中每走进北大的校门，总是心怀肃穆和神圣的缘故。 纪念北大110周年的校庆，就是要用自己真诚的心，用自己艰苦的劳动，在老一辈智慧的基础上，与北大一起，继续创造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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