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兰亭序》传世刻本中，南宋理宗朝宰相游似藏宋拓本百种，以天干编次，从甲至癸每干十种，书画界与收藏界径称之为“游相兰亭”。但游似庋藏《兰亭序》一事，未在宋代文献中留下记载。其原因或如王连起所说，“可能与游似无个人文集传世，主要是政治人物，史乘多载政事，相关的艺文鉴赏活动失记等情况有关”。在“游相兰亭”序列中，宋高宗题跋的“甲之一御府本”无疑名列第一。其上分别有宋高宗、游似与何处恬的题跋。关于6骘，因专业所限不拟置喙，本文只对其相关史事略作考述，或许有助于把握这一名帖的外围资     《兰亭序》与南宋高宗朝政治 在“游相兰亭”宋拓甲之一御府本上，宋高宗御笔题跋如下： 揽定武古本《兰亭叙》，因思其人与谢安共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谓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且羲之挺拔俗迈往之资，而登临放怀之际，不忘忧国之心，令人远想慨然。又叹斯文见于世者，摹刻重复，失尽古人笔意之妙。因出其本，令精意勾擫，别付碑板，以广后学，庶几仿佛不坠于地也。绍兴元年秋八月十四日书。 宋高宗为何“以一国之君而在天下未安之时，还要刻这定武兰亭”，王连起推测：“他出生后三个月就被授为定武军节度使，定武兰亭被发现和得名就在定武军，而定武含有结束战争的含义，正是赵构此时此刻最企盼的。”这一推断不无道理。这里试从驻跸越州绍兴府期间宋高宗的朝政活动，来说明其时摹刻甲之一本《兰亭序》的时代背景与客观条件。 建炎元年（1127）五月，宋高宗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九月决定放弃中原，“巡幸淮甸”。十月初一登舟南下，二十七日抵达扬州。驻跸一年有余，对战局却忘乎所以。直到建炎三年二月初三，接报金军逼近，才仓皇渡江到镇江。十三日抵达杭州，但次月初四，御营司将领苗傅、刘正彦发动“苗刘之变”，胁迫其退位。宋高宗倚靠勤王大军讨叛，四月初一才复辟，迫于内外形势的驱迫，二十日启程北上，五月初八抵江宁府，改为建康府。七月升杭州为临安府。闰八月二十六日，自感抗金过场戏已唱过，便离开建康，途中获悉金军将由海路南攻浙江。十月初八，高宗返抵临安，当日即定策东撤。十五日渡过钱塘江，十七日抵达越州（今浙江绍兴）。十一月二十五日，高宗得知建康沦陷，预判金军将渡江来袭，便继续东逃。十二月二日逃至明州，八日决定下海避敌。其后，御舟南下，辗转台温沿海，次年二月十七日才驻跸温州州治。三月十八日御舟离开温州，仍由海道折回，四月十二日归抵越州。上述记事表明，高宗即位以来，除扬州一年多耽乐声色不思战备外，其他时段都惶惶如丧家之犬，确无可能过问文事。 再次驻跸越州当月，韩世忠以黄天荡之战重创金军；五月，金帅完颜兀术渡江北撤，岳飞收复建康。这两大事件标志着宋金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在这一局面下，驻跸越州的宋高宗得以从容理政。五月，朝廷宣布宽贷越州官员的降金行为，意在安抚当地官民。六月初一，高宗蠲免绍兴府下辖三县的租米，同时下诏侍从、台谏与诸将集议驻跸事宜，颇有久驻越州、以观大局的意向。在此期间，他在礼仪文化上也频出诏令，颇有举动。八月，下诏从海道将原为安全而安置福州的景灵宫祖先神御迎至温州奉安。这年冬至，高宗亲率百官遥拜徽钦二帝，是为南宋立国后的首次遥拜。次年正月初一，在行宫北门外再行遥拜之礼。高宗未按朝仪接受臣僚正旦朝贺，仅在常朝殿受朝参官起居之礼，但其后每月朔望都行起居礼，朝仪渐趋正常化。这天高宗宣布改元绍兴，改元德音宣布：恢复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让有关部门上报尚未褒赠的元祐党人。二月，首次确定岁祀天地、社稷的礼仪；恢复设立秘书省，这是掌管图书、国史、实录与天文、历算等文化事务的国家机构之一。四月，应秘书少监程俱之请，下诏修《日历》；七月，命秘书省长贰一起参与加紧修撰。五月初一起，宋高宗御正殿，朝仪至此完全恢复正常。六月初一，下诏自后遥拜二帝时，皇帝在殿上行家人礼，百官在庭下行臣子礼；因太庙神主寄寓温州，便在绍兴大善寺临时设立祖宗寓室，行礼如仪。八月，下诏将存放御舟的天章阁祖宗神御移置绍兴法济院，南宋时不仅宋朝历代皇帝像与宗室名册，包括图籍、宝玩、符瑞等也都藏于天章阁，或即沿袭驻跸越州时的旧规。同月修成《绍兴重修勅令格式》七百二十六卷。九月，派遣宗室代表朝飨温州太庙；合祭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配祭。高宗“亲书明堂及飞白门榜”，秀了一把御笔书法。十月二十六日，越州升为绍兴府，高宗似有在此长期驻跸的考虑。但十天后就下诏移跸临安，给出的理由是“以会稽漕运不继”。绍兴二年正月十四日，南宋朝廷回跸临安府。 综上所述，在结束流亡、驻跸绍兴的一年多里，随着宋金战局明显好转，立国环境暂趋稳定，宋高宗已有余暇腾出精力，重振南宋立国之初无暇顾及的文治。在这种情势下，“宣取”赵子昼家藏定武本《兰亭序》，御笔为之题跋，指令“刻之”行世，自然是合情合理的。 在刻拓御府本《兰亭序》的活动中，还应充分考虑宋高宗极具素养的书家因素。关于其书法造诣，书法史界多有研究，这里略作申论。宋高宗著有《翰墨志》，其品评书家，平章帖学，纵论书史，探究笔法，不乏真知灼见，此不赘述。据其自述，“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自诩“众体皆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而“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即没有利害攸关的重大事变，每天都临池不辍。从扬州之变起，他颠沛流离，保命不暇，大概也只得捐弃笔墨了。但记载证明，自回跸越州起，他就重拾嗜书之好，耽于翰墨。绍兴元年十月，新任中书舍人廖刚进言：“陛下游意翰墨，博览群书，亦可谓之好学，然帝王之学与文士异。”劝谏他治国平天下“其端在正心诚意，愿去末学之无益，坐进此道，则可以复群生矣”。这段进谏足资旁证，驻跸绍兴期间，高宗亲濡翰墨广为人知，以致侍从也劝他舍去“末学”，以复苏群生为念。这也能解释，为何高宗对随从家藏的定武本《兰亭序》会有那么强烈的兴趣。 宋高宗不仅精通书艺，还是王羲之尤其《兰亭序》的超级拥趸，这在《翰墨志》里多有坦承。他自述钟情王羲之法书说：“余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蔗，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顷自束发，即喜揽笔作字，虽屡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对王羲之法书，即便罗致一本智永临摹的真草《千字文》，也珍重记入《翰墨志》。当然，更受高宗珍爱的是各种《兰亭序》。绍兴十年，他作《复古殿兰亭赞》推崇备至道：“右军笔法，变化无穷。禊亭遗墨，行书之宗。奇踪既冺，石刻亦工。临仿者谁，鉴明于铜。”晚年自道沉醉其中之感：“至若《禊帖》，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他临摹过多少本《兰亭序》已难确考，《辍耕录·兰亭集刻》即记有“高宗临定武米友仁跋”本。 这一时期，宋高宗热衷《兰亭序》与他刻意改变自己以往书体也大有关系。建炎四年七月，伪齐建立，刘豫命人模仿宋高宗的黄庭坚体并进行行间破坏。其具体年月不详，当在南宋政权立足未稳时；而建炎末至绍兴初最有可能，因处于流亡状态最易仿造，及至驻跸临安，南宋立足趋于稳定，伪造其手迹行诈便非易事。在侦悉刘豫伎俩后，高宗就转学王羲之体。南宋名臣楼钥说，当时“伪齐尚存故臣郑亿年辈密奏，（刘）豫方使人习庭坚体，恐缓急与御笔相乱。遂改米芾字，皆夺其真”。南宋俞松在宋高宗赐郑谌本《兰亭序》跋语里也说：“思陵本学黄书，后以伪豫遣能黄书者为间，改从右军。而绍兴之初笔势已如此，乃与《戒石铭》字体顿异，殆天纵也。”既然绍兴三年御赐郑谌《兰亭序》临本已与上年六月颁下的《戒石铭》笔势迥异，有理由推断，自驻跸绍兴府不久，宋高宗就已主要改临《兰亭序》。当然，作为推崇王羲之的书家，宋高宗此前肯定也已临过《兰亭序》，但平日作书则主黄庭坚书风，在转向王羲之体的过程中也改学过米芾体，这与他从绍兴初年起更多临摹《兰亭序》并不相悖。正是同一时段，他获知随从家藏有定武本《兰亭序》，“有旨宣取”、御笔题跋并“令精意勾擫，别付碑板”以广流传，也可谓情之所钟而理有必然了。 宋高宗在《翰墨志》里承认：“四十年间，每作字因欲鼓动士类，为一代操觚之盛。”也就是说，他有意把书法活动与“鼓动士类”的政治绾结起来。由此再看他为甲之一御府本的题跋，政治用意便一目了然。尽管在令东晋转危为安上，谢安的历史贡献远非王羲之所能望其项背的，但御笔题跋却一味推许王羲之，无非看重他批评谢安之际说的“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这也是其时南宋朝廷面临的局势与他迫切要求随驾群臣效法的，也就是“不忘忧国之心”，虚谈浮文都“非当今所宜”。当然，“忧国”只是堂皇的号召，“勤王”才是切实的目的，“宜思自效”仅针对臣下，他绝不会反躬自问在扬州如何纵情声色的。 《兰亭考·睿赏》说：“思陵在御，临赐不一”。高宗把赏赐《兰亭序》作为笼络朝臣的惯用手段。据记载，受赐《兰亭序》的先后有吕颐浩、孙近、向子、钱端礼、米友仁、刘光世、郑谌与陈康伯等，既有老臣、爱将，还有侍从、宦官，大都是御笔亲临的“宸翰”，而获赐的朝臣大多郑重刻石，以示光宠。 宦官郑谌与老臣吕颐浩获赐，尤见宋高宗的政治机心。郑谌乃“寺人中之粗能诗者”，也擅长书艺，高宗曾命他书写《盘庚》《无逸》《车攻》等《书》《诗》名篇与《孝经》“治章”，陈列御座左右，“尝以谕辅臣”。次年，高宗在颇自赞赏的定武《兰亭序》拓本上御书“复古殿书”四字，钤印“御书之宝”，赐给郑谌以为恩赏。此帖后归俞松入藏，其《兰亭续考》说：“惟定武石本，典刑具在，展玩无不满人意，此帖所宜宝也。”绍兴七年，老臣吕颐浩赴建康入觐，陛辞之后，将近居所时，宋高宗特派内侍赶来，赐其御书《兰亭序》。他即上表称谢：“被宠锡之非常，觉衰残之有耀。”自述手捧御书之际，“如凌玉霄，溯紫清，云章奎画，烂然绚目，而不知卷数之在手也”，感激涕零地歌颂皇帝不仅“乘中兴之运，躬抚六师，志戡多难”，同时“还以人文化成天下，宝书传美”。 绍兴九年，宋高宗再将亲临的《兰亭序》颁赐南渡大将刘光世。乾道元年（1165），光世之子将其再进献朝廷。为讨好太上皇，宋孝宗在进献本上“亲洒宸翰”尊崇道：“以天纵之圣，富缉熙之学，寓之翰墨，俯临王羲之《修禊序》，妙入神品。”既然是宋高宗的最爱，吴皇后也临摹《兰亭序》，摹本传出宫掖，恰被韩世忠获得，时在绍兴十五年，韩世忠上表献进，验明玺文，确是皇后临本，宋高宗转手赐给吴皇后之弟吴益，这位皇帝小舅子郑重其事地将其刻石。 在宋高宗朝政治里，《兰亭序》竟有如此不容小觑的政治功用，也确如其自我标榜的，达到“一代操觚之盛”。 藏家赵子昼艺事考述 “游相兰亭”甲之一御府本有南宋理宗朝宰相游似题记如下：“右御府本。绍兴初，宗室子昼在从列，有旨宣取其家所藏定武本而刻之。上亲御翰墨为之跋云。”王连起在《游相兰亭及其百种第一件〈甲之一御府本〉简述》里说，“从游相题识可知，所刻原底本为宗室赵子昼靖康乱后南逃时所携”，未对这位藏家有进一步论述。不贤识小，试对赵子昼的书艺文事略作考述。 赵子昼（1089—1142），字叔问，宋太祖次子燕王赵德昭的五世孙，《宋史》有传，其友程俱也为其作有墓志铭。赵子昼自幼“警敏强记”，未以任子入仕，而以宗子试第一考取大观元年（1107）进士。宣和元年（1119），任详定《九域志》所编修官；次年作为“文行材术、名实显著”的宗室，特许出知州郡。靖康之变时，他从南京（今河南商丘）寓所由淮入浙。《北山小集》有程俱作于己酉的《得赵叔问衢婺道中书作寄》诗。程俱字致道，衢州人，己酉乃建炎三年（1129），程俱在知秀州任上。其诗说及“避喧人境心随远，入梦家山眼共青。岁晚定知成二老，深惭招隐苦丁宁”，则子昼南渡后就寓居衢州，双方有约共老于此。建炎四年，宋高宗还跸越州，子昼召为吏部员外郎，以宗室“在从列”，随即以尚书左司员外郎兼权货务，在征收茶盐香钱上“以功进秩”。大约其时，高宗“有旨宣取其家所藏定武本”，还御翰亲为题跋，时为绍兴元年八月。此事拉近了他与皇帝的关系，不久即迁太常少卿。任命诰词出自好友程俱手笔，却代表了高宗对他的评价：“学问该通，操履修洁，试之宰士，禆益则多。擢贰曲台，时惟高选。夫裒文籍于散亡之后，明礼乐于缺坏之余。”十一月，子昼新任不久，就提议续编《太常因革礼》，在其他朝廷大礼上也多有建议。次年，他迁徽猷阁待制、枢密都承旨，首开以宗室为侍从与元丰官制后以文臣任都承旨的先例。这些破格待遇与他上呈定武本《兰亭序》或多或少有点关系。绍兴五年，他历知诸州后以兵部侍郎奉召，却坚请宫观闲职，寓居衢州七年后去世。 据《赵公墓志铭》，其父“藏书三万卷，号书窟”，在这样氛围下，赵子昼“稍长，于读书如嗜欲”，“日肄业其间，沉涵薰浃，不舍昼夜”。《北山小集》卷四有程俱作于丙申年的《送赵子昼奉议归睢阳用熊倅韵》，说他“纷华眩人剧朱碧，子独好书如好色。王孙被服甚寒生，射策君门先破的。荣州书窟三万卷，锦囊付此庬眉客”。丙申为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睢阳”指南京应天府，即子昼寓居之地。“射策君门”，说他以宗子试获中高第。“荣州书窟”两句指其父曾任荣州防御使，积聚的藏书尽传“好书如色”的赵子昼。《书史会要》卷六说他“蓄书近万卷，多所亲校”。 绍兴元年（1131），南宋重置秘书省，程俱出任秘书少监，其时赵子昼已在从列。据《北山小集》卷七，程俱有《泛舟鉴湖同赵来叔子泰赵叔问联句》诗，记及他与赵子昼、赵来叔（字子泰）同游鉴湖的文会雅事。联句中赵子昼提及“时当祓禊及，路指兰亭向，岂无谪仙杯，聊举剡溪榜”，程俱接句则说“吟笺洒余研，茶灶发新炀。徜徉写幽忧，萧爽绝纤坱”，足证这年上巳他们游览鉴湖时也仿效了兰亭修禊的旧例，不仅烹茶饮酒，而且研磨题笺，抒写幽忧。 据《宋会要辑稿》崇儒六之一五，绍兴三年正月，宋高宗颁布恤刑手诏，其御笔“亲札”刻石后立于大理寺治事厅；在尚书左右司将这一刻石颁行天下时，宋高宗特命赵子昼以“绍兴恤刑手诏”六字篆额，还将这份篆额的碑拓“赐侍从及寺观人各一份”，表达对其书艺的推赏。另据《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之二一，同年六月，赵子昼奉诏再为已故宋哲宗孟皇后的谥册“书篆宝文”。两起朝廷要典都倚重他书篆，难怪其评为“过江篆字为第一”。 归寓衢州后，赵子昼在城南开辟崇兰圃，圃内营建崇兰馆，与程俱诸人酬唱其间。据《江南通志》卷四八《古迹·衢州府》说，他俩与汪藻、李处权及江纬、江少虞、江齐汉叔侄三人合称“文中七虎”，经常在江纬构筑的七贤堂雅集。这种诗酒聚会令后辈大儒张栻怀想不已：“回首七虎堂中，心欲碎，千里相思，幸前贤犹在。” 赵子昼去世时，叶梦得有《哭赵叔问》诗，推重其学识渊博而究心治乱：“探书到千古，极意在理乱。”诗末小注还说：“叔问三衢新居，号崇兰馆，字画尤妙，蓄砚甚富皆奇。”石林所言确非虚语。程俱《北山集》卷一一有《用叶翰林韵题赵叔问燕文贵山林》诗云：“列岫轩窗五柳门，瀼西林谷渭南村。一区正欲寻幽处，指点丹青得细论。”叶梦得为翰林学士，时在北宋徽宗大观年间，足证他曾与程俱应赵子昼之邀，共同观赏过他所收藏的燕文贵画迹，三人“指点丹青”细加品赏。至于赵子昼的藏砚，程俱《北山集》卷一七有《为赵叔问研铭》云：“维渥不枯，道之腴也。维质不渝，维涅不污，德之符也。盖颖者日敝，磨者日磷，而迹者日徂。我独然居其所，而阅动化于无穷乎？”也约略可见其收藏砚品之佳与砚形之奇。 另据《图绘宝鉴》卷四，赵子昼退居衢州，“治园作馆，取楚词之言，名之曰崇兰。尝与陈简斋、程致道从容其中，命贯道为之图，令画史各画其上，乃赋诗焉”。陈简斋即南渡著名诗人陈与义，贯道是名画家江参之字。玩味“令画史各画其上”之句，“画史”即指江参，“各画其上”应是摹绘了活动的相关参与者，而后陈与义、程俱与赵子昼分别赋诗纪胜。程俱《北山小集》卷一一有诗记及此事，诗题云：“叔问作《崇兰馆图》，画叔问、去非与余相从林壑间，二公各题二绝句，余同赋四首”。“去非”即陈与义之字；画上三人“相从林壑间”。兹录其四如下： 置我正须岩石里，如公总合上凌烟。要令他日看图画，不愧平生与昔贤。 陈与义《简斋集》卷一五也有《题崇兰图》二首，留下了这次诗画雅会的雪泥鸿爪： 两公得我色敷腴，藜杖相将入画图。我已梦中多识路，秋风举袂不踟蹰。 奕奕天气吹角巾，松声水色一时新。山林从此不牢落，照影溪头共六人。 从陈与义诗可以进一步想象画面：松声水色中三人“藜杖相将”，秋风吹拂他们的角巾衣袂，溪头三人与倒影三人相映成趣，竟成为六人。 程俱评价平生挚友赵子昼说：“其文敏而粹，其家集而藏之，得二十卷。于游艺往往精诸书法，尤为识者所推。篆、籀、楷、隶皆力追古人。至于训诂形声之末，与夫礼乐度数名物之微，莫不审其是而知其说也。”赵子昼文集未能传世，故其训诂文字之学与礼乐名物之学已难窥涯略，但说他“精诸书法，尤为识者所推”，无疑是公正平允之论。 至于赵子昼以天潢贵胄的特殊身份，以“精诸书法”的专业眼光，什袭珍藏了定武本《兰亭序》，更构成了《兰亭序》收藏史上值得关注的嬗递环节。 何处恬仕履题跋考述 “游相兰亭”甲之一御府本《兰亭序》有何处恬题跋云：“源流之自，摹刻之精，至是不可有以加矣，是宜冠诸篇首。端平乙未八月下浣，古括何处恬智父拜手谨书。”题跋作于端平乙未，即端平二年（1235）。 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完整的传记，题跋者何处恬生平不详。《全宋文》虽有其小传，却过于简略。据《南宋馆阁续录》卷八说，何处恬“字智夫”，这有袁甫《蒙斋集》里《题何智夫宗簿兰亭帖》可为佐证。至于题跋中自称“智父”，与名款上方所钤“处恬智父”朱文方印相一致。题跋名款下还钤有鼎炉形“知夫”的朱文印，可知他是将“智夫”“智父”与“知夫”都作为字来通用的。何处恬还有两个号：一为“云岫”，杜范《清献集》卷四有诗，长题作“何君智父之堂名以云岫，袁蒙斋记之，智父以示余，漫成绝句”，足以为证；一为“畏斋”，徐元杰《梅野集》卷一二有诗《送畏斋何监簿添倅解替东归》，就是送别何处恬的，其时他以监簿之职添差通判。关于何处恬的籍贯，《南宋馆阁续录》记为安吉州，即今浙江湖州。但御府本题跋自称“古括”，即今浙江龙泉；《浙江通志》卷一二七《选举五》也记其为“龙泉人”，则其籍贯应是处州龙泉，但久居安吉州，其云岫堂即在安吉。《南宋馆阁续录》说他“庚辰进士及第”，与《浙江通志·选举五》记其“嘉定十三年庚辰刘渭榜进士”两相吻合。 何处恬及第后仕履虽难详考，但仍可钩稽。刘宰《漫堂集》卷六有《回何抚干》，题下括注“处恬”，“抚干”即安抚司属下的干办公事。刘宰叮咛他，分手以后“有奇作，毋惜寄示金陵同官”，金陵即建康府，乃江南东路安抚司驻地，可知何处恬曾任江南东路安抚司干办公事。袁甫《蒙斋集》卷九有《何处恬除宗正寺簿陈瑢除国子监簿制》，据《宋史》本传，袁甫以中书舍人执掌外制应在绍定六年（1233），则何处恬任宗正寺簿也即是年。至于徐元杰《梅野集》卷一二那首题为《送畏斋何监簿添倅解替东归》的赠别诗，说明何处恬曾以“监簿”（或即宗正寺簿）出任通判（简称“倅”）。《全宋文》收何处恬《信州学记》，系年端平二年（1235），故小传说他端平初通判信州。《全宋文》收有洪咨夔的《戴杰宗学谕何处恬太学正冯去疾太学录王万国子录制》，而洪氏《平斋集》卷二一又有《太学正何处恬除太学博士制》。考《宋史》本传，洪咨夔知制诰也在端平元年至二年间，说明何处恬“解替东归”后即任太学正，随即迁太学博士。就在任职太学期间，何处恬鉴赏题跋了游似收藏的御府本《兰亭序》。据《南宋馆阁续录》卷八，他在嘉熙四年（1240）任宗学博士，五月改除秘书郎，十一月升为著作佐郎；这年闰十二月，游似以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权领监修国史，成为他的上司。杜范《清献集》卷一七有《题何郎中和陶韩诗后》文，题注云“名处恬，自号云岫”，文末落款为“淳祐改元三月立夏后三日”，则何处恬在淳祐元年（1241）官至六部诸司的郎中，这是他在文献中所见的最高职衔。 那么，何处恬为何有幸获赏游似庋藏的御府本《兰亭序》呢？ 游似拜相，时为淳祐五年，何处恬赏玩他收藏的《兰亭序》早在十年之前。《宋史》本传说游似是嘉定十四年进士，但据《宋史·宁宗纪》，嘉定十四年并无礼部取士的记录。《南宋馆阁续录》卷七《官联》说游似“嘉定十六年蒋重珍榜进士出身”，与《宋史·宁宗纪》“赐礼部进士蒋重珍以下五百四十有九人及第出身”正相符合。也就是说，在进士及第上，何处恬先于游似一榜，乃其先辈。关键在于，何处恬在太学生时就有惊天动地之举。据《宋史·宁宗纪》与《吹剑录外编》，嘉定十二年五月，何处恬不满史弥远的党羽、工部尚书胡榘“欲和金人”“误军败国”，率领二百七十三名太学生伏阙上书，“请诛之以谢天下”。朝廷迟延不报，引发了公玘率宗学生十二人，郭用中率武学生七十二人相继伏阙，终于迫使朝廷罢免了胡榘。何处恬正是这次太学、宗学与武学三学联手的学生运动发起人，这一义举令其名声大振。时隔多年，刘宰致函时还称扬他：“畴昔以太学诸生上书论天下事，慷慨激烈，士无问识不识，读其书，味其意，往往壮其气，高其节。”袁甫为何处恬起草除宗正寺簿制诰时也表彰他“昔为太学诸生，上书言事，有挺挺风节”。徐元杰在送行诗里同样赞许他，“历历口开天下事，直声元是九重知”。游似身处士林，也必然深知其事而钦重其人。 史弥远死后次年即端平元年（1234），宋理宗亲政。据《宋史·郑清之传》说，宰相郑清之“慨然以天下为已任，召还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李、徐侨、赵汝谈、尤焴、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范、徐清叟、袁甫、李韶，时号小元祐”。与游似同时应召的洪咨夔、杜范与袁甫与何处恬交往密切，颇有诗文酬酢。游似与何处恬即便此前没有往还，此时人以群分，政见相近，虽官职或在其上，但也犹如刘宰所说那样，“孰不溯风而想，企踵而望”，也应是愿相结交而感到荣幸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何处恬本人也藏有《兰亭序》，好友袁甫还为其藏本写过题跋。据《蒙斋集》卷一五，袁甫有《题何智夫宗簿兰亭帖》说：“平生好观兰亭，而家藏未有善本，自谓有固佳，不有亦佳，可以发好古者一笑。”玩味这段题跋可知，袁甫没有《兰亭序》家藏本，何处恬虽有收藏但自知并非佳本。“自谓有固佳，不有亦佳”是袁甫自嘲，“平生好观兰亭，而家藏未有善本”则记何处恬的夫子自道。足见何处恬也是《兰亭序》的超级粉丝，平生最喜观赏这一名帖，虽明知自藏者并非善本，却仍请好友为之题跋。正是在这种沉迷《兰亭序》的心态下，端平前期，双方又确有相识订交的时运机缘，何处恬获悉游似藏有御府本《兰亭序》，单方请求欣赏，或者双方互鉴藏本，自在情理之中。 据田振宇《〈游相甲之一御府刻定武本〉发微》提供的资讯，现藏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的游相兰亭“玉泉僧本”后也有何处恬的跋文： 处恬酷嗜《禊帖》，所阅多矣。世率以定武本为佳，而定本政自不一。有以形似求之者，如八字、葫芦之类；有以漫漶求之者，如湍、流、带、天、右之类；有以刻画求之者，如蟹爪针眼之类。然皆可伪为，不足凭。要知见多则识明，惟求诸精神之表，即可真赝判矣。克斋所藏多善本，固尝评其一二。至如此本，亦未易多得，故表而出之，以俟具眼之君子。乙未重阳前五日，栝苍后学何处恬拜手敬。 何处恬在跋文开头就自许“酷嗜《禊帖》，所阅多矣”，毫不掩饰对《兰亭序》的痴迷。然后论及鉴别各种定武本真伪优劣的心诀：“要知见多则识明，惟求诸精神之表，即可真赝判矣。”显而易见，他已自信能从精气神层面赏鉴判别传世《禊帖》的真赝。跋文说的“克斋”，即游似之号，魏了翁《鹤山集》卷六四有《跋克斋游吏部所书孟子一章》，赵汝腾《庸斋集》卷六有《祭克斋游丞相文》可为佐证。跋文说“克斋所藏多善本，固尝评其一二”，落款作“乙未重阳前五日”，乙未即端平二年（1235）。也就是说，何处恬赏鉴游相兰亭“玉泉僧本”是这年重阳前五日的九月初四，他此前已对游似收藏的《禊帖》善本“评其一二”，应即包括“端平乙未八月下浣”题跋的甲一本御府本。“下浣”即下旬官休日，足见不到半月间，何处恬就应游似之邀，至少两次聚晤，共赏不同的《禊帖》定武本。何处恬对“玉泉僧本”也给出好评，称之为“亦未易多得，故表而出之”，但推崇程度显然不能与甲之一御府本相提并论。 可以想见，何处恬拜观甲之一御府本后，与自家藏本相比，游似的藏本自然令他惊艳不已，赞叹不绝。缘于客人的激赏，游似邀他题跋其上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于是，何处恬恭谨题曰：“源流之自，摹刻之精，至是不可有以加矣，是宜冠诸篇首。”为后称“游相兰亭”的甲之一御府本留下了一段佳话。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