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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卫：夷陵人。1956年5月生，女。湖北省戏剧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朗诵艺术家协会会员，原宜昌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现宜昌市朗诵艺术家协会理事。曾任宜昌县歌舞团主演、主持人，活跃于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宜昌地区文艺舞台，在多部如《红灯记》《红珊瑚》《一双绣花鞋》《救救她》《换种》《王篾匠赶集》《母子岭》《文伏一》等大型歌剧、话剧、京剧担纲女主演。荣获过省、市专业剧团舞台艺术表演、歌唱、演讲一、二、三等荣誉奖项。曾任夷陵区文化局局长、中共夷陵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荣获湖北省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宜昌市宣传思想工作创新奖、湖北省宣传思想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退休后参加微电影《听琴》《楼上楼下》拍摄，并担任主角，分获亚洲微电影金海棠好作品奖，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广播电视局、湖北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和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的“理想照耀中国——湖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网络视听大赛”好作品奖，省委组织部主旋律优秀作品奖。
年轻时的爸爸
老年时的爸爸
我的爸爸李泽湘 文/李卫 走出家门，来到炽热的阳光下，感觉有一双慈爱的眼睛在身后注视着，我知道那是爸爸。爸爸倚窗靠在妈妈原来站着的地方，满眼充满依恋和不舍，看见我回头，他半个身子探出窗外，大声问道：怎么不打伞？我双手拎着他专门为我们做的蒸肉、扣肉，朝他笑笑，他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我的手没空)，伸出胳膊使劲的朝我挥舞着，意思是：快走！快走！年轻时的爸爸，脑子里只有工作，几乎没有子女，童年时的我对父亲没有太深的印象。只是“爸爸”这个概念。我们起床，他早上班走了，我们睡觉了，他还没下班回家，好不容易有个周日，他似乎总在办公桌上写那永远也写不完的文章。在我脑海里，爸爸的形象基本定格在办公桌台灯下的剪影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懂事了，知道爸爸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一 爸爸的形象标准又端正，鼻梁不偏不倚，居中笔直，一双类似女人的丹凤眼，眼角微微上挑，嘴唇薄而有型，一笑便成漂亮的月牙弯，右脸会呈现出一个小小的、浅浅的酒窝，显得慈祥而内敛，唯一不足就是皮肤有点黑。他身材挺拔，1.71米的个子，不胖不瘦，走起路来四平八稳，不急不缓。有人说他很像演员李默然，即使现在来看，怎么也能进入偶像序列。爸爸生于1929年元月，5岁便发蒙读私塾，开始学习四书五经，练就一手漂亮的毛笔字。7岁在宜都松木坪小学读书，三年级时，在国民党军中工作的大哥回家休假，看到这个小弟的潜力，坚持把他转到师资更好的王家坪小学就读，小学毕业后大哥出资让他进入宜都读初中，三年后考进宜都六中（高中），一年后，师范学校从重庆迁到宜都陆城。“宜都师范学校”是抗战时期国家办的保育学校，学生大多是抗战将士的遗子，校长是国大委员，宋美龄任名誉校长。师范学校免学费包食宿，爸爸为减轻哥哥负担，应考录取师范学校读书三年，1949年6月毕业。 在校期间，爸爸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外围活动。1949年7月宜都解放，爸爸便由党组织安排直接参加了工作，就职于新中国宜都政府文教科，利用师范人脉资源，介绍政治过硬的同学接管所有学校，使宜都在政权更迭期间，学校如期进入正常运转。在那个年代，爸爸算得上是一个不可多得、科班出身的文化人。1952年便被任命为宜都石门区区长兼团委书记。由于对党忠诚，政策水平高，工作勤奋努力，1954年爸爸被上级看中，调到当时的宜昌行署办公室任调研科长，当时的爸爸可谓春风得意，顺风顺水，前途不可限量。好景不长，爸爸提出了反右是否扩大化的质疑，被内定为“谨慎使用干部”，1958年变相贬职到中共宜昌县委办公室任主任。爸爸当时并不知道贬职的原因，那场运动中，被人查阅个人档案写成大字报贴出，才与众而得知。当时整个宜昌县就三个科班毕业的干部，爸爸是其中之一，（我记得是许德予、单永胜、李泽湘三人）是全县公认的“秀才”。时任县委书记袁均礼非常看好他，让他到最基层去锻炼。1965年10月他带着我们全家，赴任到中共宜昌县雾渡河区任区委书记。在雾渡河他首次成为“一方诸侯”，是可以大展宏图的舞台，也是跌入地狱的时空翻转时段，在那里他度过了三年人生最晦暗、茫然、不知所措的至暗时光。1970年，爸爸“解放”了，成为第一批结合进“县革委会”的干部，安排在县农委工作。没多久因为他的“一支笔”重又回到县委办公室任主任。夜以继日地亡命工作，加上动乱中被打落下的病根，击倒了他，肝硬化腹水，医生下了病危通知。1975年从死神手里逃脱的爸爸，被组织安排调到原宜昌地区农业机械学校任书记兼校长，着手组建学校，1985年调离学校回到宜昌地区农业机械局任党委副书记，1990年2月离休。二 我每次回家，都不厌其烦地听爸爸述说着他这一辈子所经历的人与事。每件事我都不只是听一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听。我知道我什么都不必说，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倾听。我知道他老了，生命的活力如抽丝般一天天离他远去。他需要述说，以示他曾经辉煌过，成功过，他需要通过述说反复证实他生命的价值！以宽慰他越来越不自信的灵魂。爸爸说他这辈子有三个时段记忆深刻，第一个时段是1956年到1958年，他在宜昌行署当调研科长的3年；第二个时段是“文革”前期，在宜昌县雾渡河当区委书记的1966年到1967年的两年；第三个时段则是被“解放”重新工作——到宜昌地区农业机械学校当校长的1975年到1985年。当调研科长的3年，他学到了调查研究工作的基本方法。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个时候的调查研究从中央到地方犹如一张网，每个省按地域如平原、丘陵、山区等都确定了不同数量的调查研究点，每次调查都是由上级按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给各级调研机构下达调研课题，下面的调研人员便分赴到各自的调研点去做调查研究，然后写出详实的调研报告，上报给上级。我笑称那个时候是完成“命题作文”。爸爸说，就是那3年，他学会了解剖麻雀。当区委书记的头两年，爸爸踌躇满志，决心干出一番事业。一到任，便一头扎进田边地头，走遍雾渡河的山山水水，调研当地的地理、气候、物产、环境、风土人情等，在掌握第一手完整资料的前提下，绘制了一份当地经济发展的蓝图。在以粮为纲的时代，爸爸根据山区的特点，大胆而超前的提出了巩固农业、发展多种经营的方案，并制定了大力发展茶叶和桑蚕的规划。为此他还请时任邓村区委书记的胡开梓支援茶叶种植的技术人员。正当他轰轰烈烈实施他的规划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爸爸发展山区的规划半路夭折。如果说当调研科长的三年，爸爸被动地从解剖麻雀入手，通过对一个点一个方面的调查研究，完成了上级布置的命题作文，从而提高了自己认识事物，分析事物的能力。那么在当区委书记的头两年的调研，爸爸就是主动地带着自己的命题，从面上对一个区域进行的全方位的考察，寻找着认识山区，建设山区的金钥匙。从而完成了由被动到主动的蜕变，局部到全局的过渡，普通干部到领导者层面的升华。那个时候的爸爸还只有38岁，多好的黄金岁月啊！如果没有那场运动，爸爸一定会完成他那雄心勃勃的规划，也一定会成为有作为的年轻干部而受到重用和提拔；如果没有运动，我们也不会受到歧视；如果爸爸不被时局所困，坚持让我们读书，我就不会留下没能在全日制大学学习的遗憾；如果……；历史没有如果，所幸这一页迅速毫不留情地翻过去了。1975年至1985年，这是爸爸辉煌的十年。1975年，爸爸被任命到宜昌地区农业机械学校任校长。那一年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社会开始有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呼声。也许组织看中了爸爸师范毕业的学历，看中了他主持过一个区域的全局工作，也许，最关键的是看中他对党矢志不渝的忠诚，选中他担此重任。爸爸当时46岁，已近知天命的年龄，青春早已离他远去。上任伊始，学校还是一片荒凉，爸爸从建校舍开始，经历了十年的艰苦努力，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级学校一跃成为省级重点中专。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遇，又一次全身心地投入到为理想而奋斗的工作中去。他把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充分施展当调研科长时的实事求是科学态度，发扬当区委书记时的胆识和魄力，一手抓教学质量，一手抓后勤管理，从抓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入手，挖人才，严教育，重管理。以培养政治素质高、专业技术强的学生为终极目标，对学生实施全方位、高素质的严格教育。在他的努力下，该校于1978、1979、1980年连续三年在全省中专统考中夺魁，一举跻身全省中专前列。学校当时培养的学生，现在都在不同的岗位担任重要职务，很多都是领导职务，最高已是厅级了，可谓桃李满天下。爸爸最为骄傲和满足的也在这里，一听到谁提拔了，他会很自豪的说，那是我几几届的学生！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学校后勤管理颇有胆识，在那个年代，学校自己养猪、养鱼，借着自己曾在宜昌县工作的人脉资源和地方领导协商划出一块地，让老师自己种菜，种花生。更有甚者，他居然敢给老师们一家做一个铁笼子，允许老师养鸡。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学校的教师无需为每月4两油半斤肉所困，从这个意义上看，那个时候的农机学校已提前步入到改革开放的年代。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爸爸离开学校已经二十多年了，学校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但直至他逝世，每到春节的时候，学校领导总是带着班子成员来看望爸爸，给爸爸辞年或拜年。以感谢他对学校的奠基之功。也常有学校老师借到宜昌来办事之机，给爸爸送来他们养的鸡种的菜。这是爸爸最欣慰和可以炫耀的事情。退休后的爸爸上了老年大学，在老年大学里学习国画，真是很佩服他，他学画一年多时间，画的梅花参加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举办的湖北省首届老年大学学员书画作品大赛，居然获得优秀奖。三 爸爸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个和家庭决裂的典范。他拥护党，热爱祖国，无条件地信任、服从=党的领导，我戏称他是百分百布尔什维克。他不但自己这样，对我们也是这样要求的，我们在他面前不能说共产党的半个不字，尤其在改革开放初期，观念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在他面前我们不能无所顾忌的发表自己的观点，随时会招来这个百分百布尔什维克的批评指责。他对共产党领导人的崇拜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记忆中非常深刻、现在想起来都啼笑皆非的事，那是1969年他被监督劳动期间，我负责每周给他送报纸《参考消息》到小庙公社（当时的《参考消息》订阅是有级别限制的），那天他不在驻地，辗转找到一农户家，他被安排给每家每户写“红书台”。我因找他走了很长时间的路，又累又渴，忘了按规矩在进门前履行“敬祝”仪式，遭他厉声呵斥，让我退回重新来过才让进门。改革开放后，他对于扮演毛泽东的专业户唐国强做广告都颇有微词。他在我面前叨咕：唐国强怎么能做广告呢？我不禁哑然失笑，回应他，你道唐国强是谁，他就是一演员。我感觉爸爸的矫枉过正是因为他的心理阴影造成的。爸爸出生在宜都松木坪一个地主家庭。这个出身是爸爸这一辈子的硬伤和软肋。尽管他从十几岁就跟着党闹革命，尽管他始终不渝信仰共产主义，尽管他对党忠心耿耿，尽管他背叛了他所出身的阶级，为表示划清界限立场坚定，父母逝世都没敢回去看望一眼，可是，运动来临，他首当其冲成为审查对象。为此，爸爸一辈子夹着尾巴，小心翼翼做人。爸爸退休后，已经改革开放多年了，他把他母亲的照片放大一张，和我家家（即外婆）的照片同时摆在卧室五斗柜上，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我的奶奶长什么样儿，一个同样慈祥的老太太。待我再次回家看见仅家家一人照片便问妈妈，妈妈正义凛然的说：我的妈妈是雇农，怎么能和地主婆摆在一起！……妈妈有错吗？妈妈也是长期受党教育，对党无比忠诚的好干部。我只是难以想象爸爸在怎样的心理煎熬中度过这无法抗拒、无以言表的漫长岁月。我曾经向他表述过我的看法，我认为工人阶级、贫雇农闹革命是因为一无所有，只有起来推翻旧世界才能改变命运以图生存，其中大多只是一种感性认知；而有产阶级参加革命，没有生存的动因，是基于一种信仰，一种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认同，是一种理性的认知（当然也有摇摆的可能）。这也就是电视剧“觉醒年代”里讲述的最先觉醒要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先驱者们都是一群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文人志士，他们的背后都有一个能够供养他们读书的家庭，只是他们都不约而同的背叛了他们的家庭！听了我的观点，爸爸眼中噙着泪水，哽咽着告诉我：你最懂我。爸爸生命中的最后几年经常提起自己的双亲，为满足他到爷爷奶奶墓地上去祭拜一次的愿望，几兄妹都曾表示愿陪伴他回去。他也曾非常热切地期盼着，但最终未能成行。过去是环境不允许，后来是自己有心理障碍，再后来环境和心理障碍都没有了，身体却不允许了。他常常询问我爷爷奶奶墓地的情况，我因为工作机遇曾经专程到爷爷奶奶墓地祭拜过一次。他说他常常在梦里回到家乡，站在爷爷奶奶的坟前祭拜，也常常一个人静坐时幻想着回乡的情景，为此他还曾赋诗一首：读着他这首诗，真叫人感慨万千。60多年啊，从走出那个山村就没再回望过一眼！他们这辈人，尤其是爸爸这样出身的人，他们一辈子都在“革命”和“人性”之间斗争。他们时刻批判出现在自己头脑中的孝道，时刻告诫自己躺在墓地里的不仅是含辛茹苦抚养自己成人的双亲，同时还是是革命的对象。时刻说服自己，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就应该和他们划清界限。甚至到了耄耋之年，幻想着的回乡场景时还不忘......就如现在一个人想到父母坟前鞠上一躬，还不忘为自己辩解一句：“我不是唯心主义。”四 爸爸一辈子崇尚“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占便宜，不贪私利，无论在什么岗位，从不为自己谋一点福利，几十年如此。在当校长期间，爸爸几次把涨工资的指标让给工资低的班子成员，五十年代就拿行政15级的他，几十年没动一下；符合评高级职称的条件，省教育部门给他戴帽下达指标，他亲赴武汉跟领导讨价还价要求自己不参评，只为给学校老师们多争取几个高职指标；那个时候的迎来送往对外接待，还没有招待费这一科目，学校所有小规模的领导检查、视察，我家就是食堂，妈妈拖着病体在家做饭。即使在学校食堂炒几个菜回家，也是爸爸结账。虽然当时的大气候如此，但也有灵活操作的，爸爸好像觉得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爸爸柔儒良善、宅心仁厚。对年轻人的错误从来不是一棍子打死，总是耐心的帮助教育，面对上级的要求，他还想办法“袒护”，生怕耽误年轻人一辈子。我永远记得，动乱中他被人暴打后无法起床，也不准妈妈去探望，只允许派一个孩子来照顾，我便是那个审核通过，可以每天端汤送药的人。当我端着药碗进门，看见床上躺着的爸爸吓得差点把药碗掉在地上。爸爸双眼肿胀得像两个紫色的桃子，一只脚绑着绷带，听见我进来，两只手摸索着伸向我……。这个画面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到现在都无法抹去。多年后我曾经问过他，是否记得在那间会议室是哪几个人动手打他的，他总是环顾左右而言他，问得急了，他回答，他们一进门就把灯关了，我没看清楚。后来我从别人口中知道那些下毒手的人。当得知其中一个人去世，我回家告诉他，明确表示我对这样人的鄙视。可爸爸却说不能这样看，他们也是受害者。我实在无法苟同，那人性呢？不需要法规和人性了吗？他不急不躁，慢悠悠地对我讲述他在小庙劳动改造时的事情，在小庙监督劳动时，贫下中农从不把他当敌人看待，反而非常尊重他照顾他，知道他是文化人，总是把写写画画的事安排他做，就是农活也是分轻松活路给他。派饭到哪家，那家就会做客人的饭菜招待他。他说，越是基层的老百姓越善良，他感恩他们！这也许与他开篇学的是《三字经》有关：人之初，性本善。五 爸爸这辈子第二个遗憾是他没有亲手培养出一个正规院校毕业的大学生，爸爸自觉没尽到责任，有愧于子女。退休后的日子里，爸爸发现事业不是全部，支撑自己走完生命全程的还靠家庭。组织只是一个发工资和报销医药费的地方了，儿女们才是他生命中最后最宝贵的依靠。他有点遗憾了，说他原来太傻了！从来没有利用手中的便利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为孩子们做点什么。当得知几个女儿都在通过自修、电大不同途径学习后，欣喜万分，马上承诺，学习毕业后他和妈妈给奖励。还真的兑现承诺，一人奖励5000元，上世纪八十年代的5000元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当时的工资还只几百元呢。其实，爸爸不记得我记得，因为难得所以记得。七十年代爸爸带队出差到大寨学习，给我们带回来一个礼物——一个型如玉米棒的陶酒壶。从底座将液体灌进去，摆正可从壶嘴倒出，很神奇，至今仍摆放在我书架上。小时候的我很崇拜爸爸。记得我上初中一年级，农忙假结束，老师布置的作业是写一份调查报告。当时的学校，一天到晚下乡劳动，没上过几天课，根本就不知道调查报告为何物。我利用给爸爸送报纸到小庙的机会请教他，爸爸从论点、论据、开篇、布局、起承转合，一点点讲给我听，那是我作文的启蒙课。我对文章的悟性、对文学的爱好可能就是起源于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爸爸在我眼中显得非常伟大，感觉他满肚子都是学问，我以为我会得到他的遗传，也会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第一学历连初中都没毕业……。我感到庆幸的是，有一个遗传到位那就是喜爱阅读。在宜昌学院街小学读书时，妈妈给5分钱早餐费我都会省下两分钱看“娃娃书”。到雾渡河后，也是如此，只要是书就会想方设法借来观看，尽管那时还认不得几个字，经常是认一半猜一半。阅读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看着爸爸绘画越来越有感觉，我提议请他为我画一幅，他还真当回事，精心为我画了一幅“戏梅”。并题字：自信自立，卫女索画愿与共勉。这是父亲留给我的唯一墨宝。回想起来，我还真庆幸当时向他开了这个口。70岁以后的爸爸，一心想要弥补他对我们的亏欠。由于一直疏于家务，加上妈妈的惯使，爸爸生活的自理能力不是一般的差：吃鱼不会吐刺，因为有妈妈给他剥好；吃水果不会削皮，因为有妈妈削好。妈妈走了以后，爸爸力图改变这个现状，开始学习生活上的自立。难能可贵的是他不希望因为妈妈的离开而改变原来的亲情传递方式。妈妈在世时，想到我们工作忙，没多少时间做家务，就在家做很多蒸肉和扣肉放在冰箱冻着，我们一回家就做我们吃，走时还得带点回自己家。妈妈走后，爸爸依旧延续了这个传统，他按照妈妈的程序，指导保姆做，等我们回家来拿走。他想用他的行动，尽量弥补妈妈离开后给我们带来的缺失。告诉我们妈妈不在了，还有爸爸呢！有一次当爸爸听妹妹说她自己做了蒸肉后，爸爸似怨似嗔的叨叨：“我不是做了吗，你们还自己做什么呢？”我从爸爸的眼睛里看到了失落，从他的叨叨中读懂他的潜台词。妹妹是想到，爸爸这么大年纪了，身体又不好，自己能做的事不想给爸爸增加负担。但爸爸不是这样想的，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被人感觉没用了，一无是处了。已经处在社会边缘化的人非常害怕被家庭边缘化，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底线。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或者说被人所需要，总要证实点什么。爸爸知道自己已经没有能力为我们做什么，又想弥补他这辈子的缺憾，不想老是接受我们对他的关爱，他想找一种方式表示他对我们的回报，这是他爱心的体现。如果我们非常需要，他会感觉自己存在的意义，享受着被需要的温馨，找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反之便伤害了他的爱心。爸爸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 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格局、坚韧、大气、宽容。他走的很果断，很从容，很坦然，几乎没有承受什么痛苦。我坚信像电影《寻梦环球游》里讲的一样，只要我记得他，他的灵魂就会在宇宙永存。因为至今我仍能感受到他抚摸我头发那只手的温暖，他那双慈爱的目光也一直在我背后注视着，关注着我的前行。写于2021年中元节（8月22日）修改于2022年中元节前夕。
1965年春节全家福，摄像师嫌我太矮，给我脚下垫了一块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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