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好的“瘦身”方法是预防 ——文稿瘦身“系统论” 文/薛贵辉 说到文稿的“瘦身”方法，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见解。 绝大多数人谈到的方法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在“字词”上做文章，也就是做“减法”，想方设法把多余字词删掉。另一个是在文章写好了再说。实际上，这些方法都显得局限了，不全面、不系统，缺乏超前性，因为任何一篇文稿都是一个文字的“生态系统”。 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文稿由字、词、句、段等文字单元组成，每个单元之间环环相扣，形成一个文字系统。 第二，文稿由主题、结构、材料、语言、修辞等要素组成，并按特定逻辑关系组成一个表意系统。 第三，写作不光是“写”这么简单，而是由领会-构思-写作-修改-校对等一套动作的组合，可以说，写作是套组合拳，是一项系统工程。 基于以上理解，我们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理解写作，因而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理解文稿的“瘦身”问题，得摒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 我的建议是： 解决好“瘦身”问题，须有系统思维不可，不仅要立足于全要素，还要贯穿于全过程，唯有如此才能从源头上、全方位保证文稿不“发福”，始终保持一副苗条的“身材”。 下面，我就具体谈谈。 1.立意构思时主旨像小孩一样单纯所谓“意在笔先”，意味着苗条身材得从立意开始管起，因为立意是文稿的主帅，直接决定了谋篇布局、材料选择和遣词造句的方式。当然，也直接影响到文稿篇幅。因此，只有把意给搞定了，身材也才管控得住。 怎样立意构思？建议有三点： （1）一篇文稿一个中心 简单说，就是一事一文、一篇一旨。有的同志经常在这个问题上纠结，总觉得多包含几层意思是好事情。殊不知，这是写文稿最忌讳的，因为这样很容易把篇幅撑大了。 一篇简洁的文稿，就应该紧扣最想解决的问题、最想说明的事情、最想突出的观点来选题。比如，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他说：“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你看，这个讲话的意图很简单，就是“如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2）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 有些文稿写得太长，究其原因就是观点不鲜明、不直接。 比如，有些人写通知，开头非得写写意图、背景、依据、过程，引用一大串文件名，这样精神、那样指示，绕半天到不了正文上，光开头就能写三五百字。也有的人在写作中，表达一个观点旗帜一点都不鲜明，表达得不直爽，很难直接看出他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通篇含糊其辞，王顾左右而言他，模棱两可，字倒是堆了一大堆，实际上多是废话。 这里给大家讲两个故事：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文书工作有严格要求，建立了一整套制度，严禁繁文就是其中之一。洪武九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给朱元璋呈递一份陈时务书，长达一万七千字，共谈五件事。朱元璋命中书郎中王敏读给他听，读到六千三百七十字还没有接触到正题，朱元璋大怒，叫人把茹太素打了一顿，第二天半夜里，又叫人再读，直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才接触到所谈的五件事，其中四件事可行。为此，朱元璋命令订立上书陈言格式，繁文违式者罪之，并亲自写了序言。 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完成了一座雕像后，就请学生来欣赏，学生们观看了老师的作品后，对作品赞叹不已，尤其是对像胸前那双漂亮的手印象深刻。罗丹听了以后，很失望，拿起斧头就砍掉了雕像的双手，学生不解，问他为什么，他说：正是这双手过于引人注目，扰乱了我要表达的主题，只有把它砍掉，才能凸显主题。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公文写作中，表达要单纯，剔除多余的东西。懂得“显旨”，也是控制篇幅的有效手段。 （3）尝试以小切口作大文章 有些文稿篇幅控制不住，不是语言不够精炼，也不是材料选用的太多，而是切口太大了，因为切口大，概念的外延就大，写的东西就多。 举个例子来说： 假如要一个分析报告，主题是工业发展的报告，如果切口不加以限制，着眼于整个工业来写，题目定为《关于某地工业发展的分析报告》，开口就很大，文稿体量一定小不了。如果缩小成“制造业”，定为《关于某地制造业发展的分析报告》，面就没那么大了，不用去考虑采矿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方面的问题，内容自然就少了许多。 如果再缩小一点，定为《关于某地制造业发展的问题分析报告》，那切口就更小了，只专注于制造业存在的问题、原因、对策即可，报告可能就会是个短小精悍的报告。 所以，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要根据需要，适当确定主题大小，不能一味求大。只要是把意图表达清楚了就行了，不要求全责备。例如，毛泽东同志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别的事我不讲，只讲工作方法，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要会做工作。”这就是一个小切口大文章的典范。 2.谋篇布局时结构像板凳一样简洁写文章和盖房子一样，结构设计决定了建筑体量大小，所以，想管理好“身材”，还要从谋篇布局上下功夫。 一篇文稿篇幅的长短，其实从谋篇布局就定下了，如果不防患于未然，大概率上会把文稿写的很臃肿。因此，在设计“骨架”时，一定要简洁明了不复杂，就像以前农村常见的长条板凳，结构简单，受力均匀、稳当。 所以设计结构时建议避免三个误区： （1）切忌面面俱到，生怕漏了什么 很多人写文稿很累，写出来的东西也很长，就是有照顾心理，什么问题都想兼顾，生怕漏掉什么似的。精简的文稿，设计时一定要敢于抓大放小，不搞面面俱到。 写到这里，让我想起管理学上的“二八定律”，这个定律在写作上也是成立的。在影响事物发展的要素中，关键因素往往是少数，大约占20％左右，其余80％尽管是多数，却是次要的。回过头来思考写作，意味着，只要抓住了关键少数，分清表达的主次，一定能够用最少的文字把问题解决掉，完全不用担心有些东西不写进去，事情办不了。 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抓关键，他在1961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上就讲到这一点，他说：“今后不能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这告诉我们，写文稿不要面面俱到，如果什么都讲，其实就如同什么都没讲，因为读者或听众不知道你最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白白写了很多文字、流了很多汗水，一点也划不来。 （2）切忌多多益善，认为多写是水平 写的多，是水平的体现。这是有些人的错误认知。要知道，好文稿并非以字数来衡量的，真正的好文稿应惜墨如金，遵循“经济学原理”，讲求表达的效益。恰恰以最少笔墨表达最多信息的文稿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最有效益的。 如何走出这个误区？ 我有个观点，写作应符合经济学规律。学过经济学的同志都知道，什么是经济效益？就是在产出一定的情况下，投入越少，效益越高嘛！在这个效益的函数里，投入和效益是成反比的，控制投入量是提升效益的关键。把这个理论应用到写作中，你不妨想想，如果把文字量当成“投入”，把所要表达的目标作为“产出”的话，那么，最有效率的表达方式无疑就是以最少文字表达最大信息。 怎么做到这一点？ 我想至少应该把握三个原则：一是观点需讲则讲，不需讲则最好不讲。二是素材当用则用，不必用的，最好不用。三是能用一句话、一个段落表达清楚的，最好不要用两个。 （3）切忌层层嵌套，认为那样才系统 有些同志写文稿提纲写得太复杂，层层嵌套、叠床架屋。我觉得这也是导致文稿“发福”的重要原因。事实上，精简的文稿纵向分层不宜过多。 如何做到这一点？ 这就需要写作者在前期谋篇布局时做好“规划控制”，从最开始就保持骨架不臃肿。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尽量用文稿的内在逻辑来统领写作，能用一个层级说清楚的，尽量不用多个，因为层级多了，脉络容易乱，也容易横生枝节出来，进而弱化主干。 我见有些人写的提纲，“一”“（一）”“1”还不过瘾，还要加上“（1）”甚至是在正文里还有“一是”“二是”等等，四五个层级，如此叠床架屋，篇幅不大才怪呢。这对大型学术研究而言还可以，但公文来说是不行的。毕竟，行政资源是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也是有限的，把问题搞得那么复杂，既没必要，也不可能。 毛泽东反对这种做法，称之为 “甲乙丙丁，开中药铺” “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 是党八股的一大“罪状”。今天，我们思考“瘦身”问题，这算是一个很好的思考维度了。 3.选材用材时标准像挑刺一样严苛材料是文章的“血肉”。 文章的身材是“清瘦”还是“臃肿”，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血肉”多少上。从这个意义上讲，“身材”的管理问题，本质上是材料管理问题。 管理材料涉及方方面面，既有材料的搜集、存储，还有加工和使用。以我的体会，想管好材料，关键是演好三种角色，在“精”字上下功夫。 （1）像税吏一样精挑细选、百般挑剔 茅盾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见解，他说：“选用的时候，可就要像关卡的税吏似的百般挑剔了，整整一卡车的'货’，全要翻过身来，硬的要敲一敲，软的捏一把，薄而成片的，还要对着阳光照了又照，一句话，用尽心力，总想找个把柄，便扣下来，不让过卡。” 高明的作者，在选材时应有百般挑剔的精神，把好入口这道关口，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证选择的材料典型、生动、可靠、权威。否则，搜罗了一大堆粗糙的材料，充其量只是为撑大篇幅制造可能性。 （2）像裁缝一样对布料进行精心裁剪 一个有经验的写作者，不是说材料选好就万事大吉了，而要像裁缝一样，花功夫把布料裁剪好，才能顺利缝出合身的衣服来。 裁剪目的有四个：一是使材料由宽而窄。二是使材料由繁而简。三是使材料由粗而精。四是使材料由厚而薄。总之，就是变得精练好用。 剪裁的方法也有四种：一是归纳合并，把同一类别的材料归纳整合。二是去粗取精，删除细枝末节和冗词赘句。三是概括提炼，形成材料的核心观点。四是深度开发，挖掘材料背后的隐藏价值。这四种方法可以根据需要分别使用，也可以多种方法配合使用。 （3）像月老一样在配对上精打细算 在使用材料时，得克制，这是确保文章篇幅不“发福”的心理机制。这和吃饭是一个道理，当一个人面对一桌山珍海味时，如果这个人是个不懂得克制的人，就会图口舌之快，大快朵颐，吃个十五分饱。而如果是懂得克制的人，能挣脱欲望的控制，看菜吃饭、按需取材、适可而止，吃个七八分饱就行了，而不是把所有美食一举“消灭”掉。结果是可以预测的，懂得克制的人自然就能保持苗条的身材，反之则必然发胖。 如何克制，把握用材的度呢？需注意两点： 一看材料和观点是否统一，这解决的是“必不必要”的问题。我觉得，用材料就像月老牵线说媒，关键看双方是否对得上眼，两厢都情愿，否则无论单方看起来有多好，在一起也是不合适的。 二看问题表达清楚与否，这解决的是“度”的问题。不管任何问题，只要现有的材料已经足以说清楚就行了，能用一个材料说清的，最好不要用两个。这叫 “纵有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4.叙事说理时笔法像打针一样直白用什么样的笔法，对文章“身材”的管理也是很关键的。一般说来，笔法有“直”“曲”之分，直笔能一针见血，直截了当；曲笔“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让人莫名其妙。 在具体写作时，怎样才算“直白”？建议是三点： （1）开门见山，不绕“弯子” 所谓不绕“弯子”，就是交代背景、陈述依据、描述过程要简略，最好直截了当，开篇破题。 中共中央在1951年就专门发出指示明确要求：“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这个要求与国际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金字塔原理”一样，就是“结论先行、以上统下、归类分组、逻辑递进”，让人一目了然。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践行了这种要求，文章开篇就摆出观点：“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让读者第一眼就领会了文章主旨。 （2）主线贯底，不分“叉子” 所谓不分“叉子”，就是笔墨不要游离于文章主线之外。 这个问题可从三方面来理解：一是紧紧围绕主线来表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内在逻辑要连贯。二是先讲什么、后讲什么，有条不紊地展开；三是全篇的起承转合，衔接要自然、过渡要顺滑，环环相扣。 仍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例，整篇文章始终围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条线展开，开篇提出问题，接着分析社会各阶层的情况，最后得出结论。这篇文章脉络清晰，没有横生枝蔓。 （3）意尽则止，不留“辫子” 所谓不留“辫子”，就是叙述情况、说明问题、论述观点时要收得住，意尽则止、辞达则已，不拖泥带水。 毛泽东、邓小平的文章就具备这个特点，比如《组织起来》《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文章，把问题讲清楚了就结束，干净利落，从不纠缠。 5.遣词造句时语言像钢铁一样精炼语言是文章的“细胞”。 文章的“身材胖瘦”，归根结底就是文字的多少。一般说来，不管什么事物，若想让数量变少，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做减法”，让数量少下来。同样的道理，让文章身材变得苗条清瘦，“减法”是最直接的方法，能迅速“燃烧”掉多余“卡路里”，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正所谓“削尽冗繁留清瘦”。 为便于大家做好“减法”，我归纳了四条经验： （1）尽量删除可有可无的词句 文章写好后，尽量锤炼语言，大胆删除那些重复多余的词句、不准确或不得体的语言、没有实际意义的空话套话。按鲁迅先生的说法：“文章写完以后至少要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这个过程就如同洗衣服，洗好后反复拧，反复晒，去除多余水分。也好比煮饭前淘米，反复淘，尽量去除杂质。 有一则制鼓的歌诀，全文原有二十个字，“紧紧蒙张皮，密密钉上钉，天晴和落雨，打起一样音。”后来在传诵过程中，被人们改为“紧紧蒙，密密钉，晴和雨，一样音”十二个字，一个秀才在记载这则歌诀时，又删成八个字：“紧蒙密钉，晴雨同音。”由二十个字改成八个字，仍不失原意。这说明，许多语句在不违背原意的条件下，完全可以再精练些。 （2）让语言简洁明快起来 任何文章，因为简洁，所以明快，简洁是形，明快是势。这一静一动，共同营造了文章的调性。 怎样才能简洁明快？ 大致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在炼词上，酌情使用缩略语或简称，这样可以减少不少字句。二是在用句上，尽可能用单句、短句，少用复句，慎用长句，尤其是复杂的“欧式长句”。 大家在学习十九大报告时，应该注意到了，报告使用了大量缩略词，如“五年来，我们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十二五’规划胜利完成，'十三五’规划顺利实施，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这段话里连续用了四个缩略词，文约而事丰，起到了化繁为简、以少寓多的效果。同样，在这个报告里大量使用单句、短句，如“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简洁明快，给人以轻松愉悦之感。 （3）保持语言修辞的克制 所谓克制，即在写作时不滥用语句。如何做到这一点，关键有四点：一是抒情要慎重。二是修辞要恰当。三是叙事要直白。四是语言要简洁。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这是一位刚参加工作的学生第一次写的年度总结，一开头他就这样写：“'嘀嗒’!'嘀嗒’!时间如白驹过隙，一年的时间在转瞬间消失了，这一年中，在党的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我厂面向辽阔奔腾的大渤海，背靠日夜火车如梭的京山铁路大动脉，紧把着首都、天津的大门口……”。这就是不恰当地运用了文学的修辞手法，用写小说散文的手法来写总结，显然是不合适的。当然，公文里也不是说不能修辞，必要的修辞还是要的，但要适度恰当。 什么叫恰当？ 就拿排比来说，需要注意两点：一是从修辞的初心讲，不能为了排比而排比，无端堆砌辞藻，以文害义。二是从修辞的形式讲，排比的数量也要适当，不能排得太多。 多少叫不太多？ 我的观点是三到四个为宜。比如：“改革开放40 年来，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40 年风雨同舟，40 年披荆斩棘，40 年砥砺奋进，我们党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这段话连续用了三个“40 年…”的短语，形成排比，不多也不少，恰到好处。 （4）学习“数学式”的表述方法 数学是一种趋于无限简洁的语言符号，数学式的表达方法简洁、明了，对篇幅的控制十分有用。 怎么运用这种方法？ 关键就是把握有效的叙述、说明和议论方法，尽量使用综合、归纳、概括等法。比如，对交叉内容进行归纳，对繁杂材料进行概括，对零散情况进行综合，对空泛观点进行提炼。如，“概括起来说，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把复杂的情况用“五六七八九”几个数字就说得清清楚楚，如果没有归纳概括，是很难达到这种效果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