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历史档案分享（1-1）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4月3日）

亲爱的:

我是在夜间1时给你写信。信将在早晨发出，而为了使它早些到达，准备用快件投递。列宁给我留下一个极好的、甚至是高大的印象，尽管也是―种悲剧性的、几乎是阴郁的印象[1]。

不过,同他真正的谈话还在明天。只是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见。他太急于要走。而他在只有德国而未取得俄国的任何确认的情况下断然离去，我认为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可能对他的未来产生不好的影响。

而孟什维克们（特别是谢姆柯夫斯基[2])非常虚伪，他们几乎要因列宁的“自作主张的、非同志式的、不可容忍的举动”而审判他。

但是，由于列宁不在,我和梁赞诺夫[3]如此激烈地站出来为他辩护，以致最后与其说是在履行列宁受攻击时为他辩护的义务，不如说是我们自己在行使解释的权利:为什么我们从简单的政治合理性的考虑出发，而绝不是从道义出发,不同意他的计划。

在我心中还有一种想法:我反正不可能于星期三和列宁一起走，否则我也许会仅仅为了团结而决定与他共命运，而不顾——在我们看来是十分明显的——他的这一举动会招来铺天盖地责难的危险。

详细情况见面时再说。星期三我要去。明天有一系列意义重大的谈话,可以说,通过这些谈话将要决定我的命运。

顺便说说，谢姆柯夫斯基告诉我，“从斯堪的那维亚收到的钱是供完全确定的、对党特别有价值的人员回国用的，名单中也有我”。明天我要问清楚,钱是谁给的。如果钱绝对不会对我有所约束，我会心中有数的。如果我得不到向科里亚[4]和《年鉴》月刊[5]等要的1600法郎，特别是如果我们将取道英国走的话（可能性不大)，那就非要拿300法郎左右的资助不可。但如果不需要这些钱当然更好。

还收到这样一封给谢姆柯夫斯基的电报:“一份大报——《新生活报》[6]——开始在彼得格勒出版。高尔基、苏汉诺夫[7]、巴扎罗夫[8]请求参加《年鉴》月刊上作的人士撰稿。”

当然,这一点我将在当地作出决定。

可能，我将既为这份报纸也为《真理报》撰稿。在《新生活报》各方面都将比较自由。但是，《真理报》会更接近工人,花36个法郎给自己买了一块特别好看的精密手表,保修期5年。

吻你和托托。很累，想睡了。

马尔托夫[9]总是十分和善可亲，对我尤其如此。很想和这个人保持良好关系。

而列宁是高大的,是一头准备投入决战的忧郁的狮子。

再次吻你两人。晚安。

你的大托托

1917年3月21日（4月3日）于苏黎世

[1]卢那察尔斯基这里谈的是1917年3月20日(公历4月2日）在苏黎世举行的党的各个组织的代表会议上列宁给他留下的印象。

[2]谢姆柯夫斯基，谢苗·尤利耶维奇(1882~1937)，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1917年从国外返回俄国局,进入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3]梁赞诺夫，达维德·波里索维奇（1870~1938)，19世纪90年代开始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7年从国外返回俄国后，同区联派一起加入俄共（布)。

[4]科里亚是卢那察尔斯基的兄弟,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

[5]《年鉴》月刊是高尔基于1915年在彼得格勒创办的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

[6]《新生活报》是由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和《年鉴》月刊作家创办的一份日报，1917年4月18日（公历5月1日）在彼得格勒出版。

[7]苏汉诺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82~1940)，原姓吉姆梅尔，经济学家和政论家，曾参加社会革命党，1917年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成员，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是《新生活报》主编之一。

[8]巴扎罗夫，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1874~1939)，原姓鲁德涅夫，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896年开始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7年加入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马克思《资本论》的俄译者之一。

[9]马尔托夫·Л(1873~1923)，又名尤利·奥西波维奇·策杰尔包姆，1895年参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起是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是孟什维克左翼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