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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中西接触与文化更新(四)

 若悟369 2022-08-08 发布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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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选自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特此摘录,以飨读者。

让我们再谈到最后一问题,科学在中国一如在西方般发展以后,是否将损害或拆毁中国原来的文化传统呢?这一问题颇是重要,但据本书作者之意见,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将决不以近代西方科学之传入发达而受损。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是高兴接受外来新原素而仍可无害其原有的旧组织的。这不仅在中国国民性之宽大,实亦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中和」性格,使其可以多方面的吸收与融和。

姑让我们具体而浅近的说一些。即以儒家思想与耶稣教义论之,在儒家思想的系统下,尽可接受耶教教理。耶教最高教理在「信仰上帝创世」,儒家思想之主要中心则为「性善论」。在人性皆善的理论上加上一个人类由上帝创造的学说是无伤大体的。

因为人类傥由上帝创造,亦未必便见人性皆恶。但反过来,在耶教教理方面,却不能轻易接受儒家思想,因为你若真相信人性皆善,则不得不接受如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及禅宗所谓「自性自佛」的话,从此发展引伸,便要对耶教一切仰赖上帝的宗教理论,加以无形的打击了。

循此而下,耶稣教势非亦变成一变相的儒家不止。因此儒家思想可以容忍耶稣教,耶稣教却不能容忍儒家思想。在晚明及清初,中国人可以接纳利玛窦,但西方教会则必须排斥利玛窦,便为此故。这里面并非全为中西双方民族性之不同,而双方教义性质之不同,实更为重要。

再以儒家思想与佛教教理言之,儒家思想之终极目标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家的终极目标为「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在儒家思想的系统下,尽可容受此种「无余涅槃」之观念,无论大乘教义的或小乘教义的。

宋、明新儒家便常有此种理论,这无异于成了「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境界。因此儒家尽可谈佛参禅,在儒家的功业上,再加以佛家的胸襟是不相妨的。

依然不害其为儒。但佛家却不能轻易接受儒理,若佛家亦来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必蓄发回俗,不成其为佛,而转变为儒了。我们若明得此理,便知中国社会上有所谓「三教合流」乃至对于一切宗教之容忍,是不足为奇的了。

「科学」与「宗教」在西方是显相敌对的。信了科学便不能再信宗教,因此双方水火,互相排斥。但在中国固有文化的机构下,是既可容受宗教,亦同样可以容受科学的。

就思想系统而说,西方近代科学界之新理论,他们所针对的是他们的宗教教理,并非针对着中国思想。在中国思想里加进西方科学成分,只是有益无损。中庸上说:

尽己之性,而后可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尽物之性而后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承认有「天地之化育」是宗教精神,要求「尽物之性」是科学精神,而归本在「尽己之性」与「尽人之性」两项下面,则是儒家精神了。儒家承认有天地之化育,但必需用「己」和「人」去赞助他。

宋儒说:「为天地立心」,便是此旨,如此则便非纯宗教的了。儒家亦要尽物之性,但必着重在尽人性上下手,则便非偏科学的了。因此西方人的科学与宗教之相互敌对,一到儒家的思想范围里,便须失其壁垒。

宗教与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下,都可有他们的地位,只不是互相敌对,也不是各霸一方,他们将融和一气而以儒家思想为中心。

近代西方科学的趋势,已有些「尽物性而损及人性」的倾向了。中庸上所谓:「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一句话,我们可从两方面分别讲述。

先从浅一层向外方面言之,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平衡的「自由社会」,是尽人性的共通大骨干,必先在这种政府和社会的控制下来发展科学,才是合于「尽人性而后可以尽物性」的意义。

像西方科学界这样为人无控制的利用,在中国人观念下是不甚同情的。近百年来的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一切失却轨道,无怪中国人对于西方科学的兴趣,要老是趦趄徬徨了。

左传上曾说过:「正德、利用、厚生」。中国人一向重视现实人生,「利用」「厚生」自然要讲究,但中国人观念里认为非先「正德」,则利用、厚生到底不可能。

西方科学似乎仅注意在利用上,傥使专从利用的目标走去,是走不到正德的境界的,不能正德亦将不能厚生。「正德」便是「尽人性」,「利用」便是「尽物性」。

十一

再从深一层向内方面言之,中国人向来主张「天人合一」与「心物合一」,这在上面已说过。因此中国人的对物观念,常和对人观念般,认为他们中间也有融和一致的共通相似点。

常认为「物性」与「人性」,一样是一种「天地之性」,应该不相违异。因此中国人的对物态度,与其说是「科学的」,毋宁说是「艺术的」。其实在中国人观念下,根本便不情愿把科学、艺术、宗教、哲学一样样分开,使之各立门户,不相闻问。

中国人常愿将此种种差别同样的融和一气,不加区分。因此中国人常说:

技而进乎道,

又说: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技」与「器」应该属艺术还该属科学,是分辨不清的。「道」应该属宗教还该属哲学,一样分辨不清。「形上」「形下」,一气贯注,才是中国人的理想。我们若把西方通行语说之,他须是一个「宗教与哲学家」,他才可做一「理想的艺术家与科学家」,「与」字义,不同「或」字。

易经里面把中国古代一切关于人事方面之制造与发明,即艺术与科学,统统归之圣人的功绩。圣人略犹如西方之哲学家。而圣人所以能制造发明这些东西,则全由于他能「法则天象」,所谓:「天垂象,圣人则之」,此即宗教。

正为「天」「人」「物」三者中间,有一个共通一贯的道理。也可说是一种共同相似的倾向。天、人、物三者间,因有这一种共通的道理和倾向,所以才能形成这一个共同生息的宇宙。

这一种道理或倾向,儒家称之为「性」。物之性太杂碎,天之性太渺茫,莫切于先了解人之性。要了解人之性,自然莫切于从己之性推去。因为「己」亦是一「人」,「人」亦是一「物」。合却天、地、人、物,才见造化神明之大全。这是中国思想整个的一套。在此一套思想里,尽可有科学家的地位。

上面说过,中国人的科学天才,是偏长于对有机完整的全体作一种「直透内部心物共鸣的体察」。这是宗教、哲学、艺术、科学同根共源之点。若使科学在中国获得长足进展,一定在这一方面有他惊人的异采。

本节所用「宗教」、「哲学」等名词,皆就西方术语用之。在西方文化系统上,宗教与科学为两大壁垒,而哲学则依违两可于其间。在中国根本无哲学,在西方人眼光下,中国仅有一种「伦理学」而已。

中国亦无严格的宗教,中国宗教亦已伦理化了。故中国即以伦理学,或称「人生哲学」,便可包括了西方的宗教与哲学。而西方哲学中之宇宙论、形上学、知识论等,中国亦只在伦理学中。

西方学术重区分,中国则重融通,故西方科学必另自区分为一大类,中国科学则仍必融通于此一大全体之内。西方科学家观察外物,全从一种区分精神。中国有科学家,亦仍必以完整的全体的情味来体会外物。此虽非绝对如此,然双方畸轻畸重之间,则必有如此的趋势无疑。

十二

上文所说的科学,乃专指「自然科学」而言。我们若再进一步深细言之,则自然科学之外还该有「人文科学」。近代的西方,自然科学突飞猛进,而人文科学落后赶不上,两者间脱了节,遂致形成近代西方文化上种种的病态。

但人文科学毕竟与自然科学对象不同,质性相异,我们不能用同一的心习,或同一的方法来驾驭来探究。若「就性质言」,自然科学是重在「抽象」方面的,而人文科学则重在「具体」方面。若「就方法言」,自然科学是「推概」的,而人文科学则是「综括」的。

让我们粗略地把各项学科依次作一序列。数学与几何学,是最抽象最推概的,他是自然科学之柱石,若无数学,即不能有自然科学。但物理、化学,较之数学与几何学,已不能全重抽象,全用推概的方法了。

天文学、气象学乃至地质学等,更具体了,既属具体,则便须综括,不能推概。如二加二等于四,三角形内之三角等于两直角,如此之类是最抽象的,可以推一概万的。力学中之杠杆,以及化学中之氢二氧为水之类,便渐由形式而落到实体,渐从推概中稍带有综括的意味了。

若至天文、气象、地质,你决不能专据一隅而推概万方,你只有在各地方的具体事象中综括出一通则来。以上都说的物质科学。若依次轮到生命科学,如生物学,虽亦属于自然科学之一边,然因其有了生命,便不能不有相互间之变异。

既有变异,便不能推概,更须综括。若由生物学转到人类学,再转到社会学、历史、文化学之各部门,那距离自然科学更远了,其相互生命间,各有个性,变异更大,更不能抽象地推概。

人文科学是有生命的,有个性的,有变异的,只有具体的综括,始可得一近是的真理。若用抽象的推概方法,则无不失败。经济学较政治学可推概些,何以故?因经济学中还多含自然物质的成分,而政治学则人文的意味更偏重了。

你说:「凡人皆有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亦有死」,这不属人文科学的范围,这依然在自然科学的围墙里面,因此虽像说的是人事,而依然可以推概,可以成一逻辑。

但你不能说:「凡人皆怕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亦怕死」,这不是一推概的命题,而应该是一综括的命题。你须先问苏格拉底是否怕死,再可确立凡人是否怕死之一辞。

因为这是属于人文科学的园地了。人文科学的对象是最富个性最多变异的,因此是最具体最切实,最宜综括的。不比自然科学的对象,没有个性,无变异,只是些抽象的形式,可以推概。

我们若明白得这点,我们亦可说,西方人的心习,和其惯用的方法,使他在自然科学方面更有成就,更见成绩。中国文化是一向偏重在人文科学的,他注重具体的综括,不注重抽象的推概。

惟其注重综括,所以常留着余地,好容新的事象与新的物变之随时参加。中国人一向心习之长处在此,所以能宽廓,能圆融,能吸收,能变通。若我们认为人文科学演进可以利用自然科学,可以驾驭自然科学,则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容得进近代西方之科学文明,这是不成问题的。

不仅可以容受,应该还能融化能开新。这是我们对于面临的最近中国新文化时期之前途的希望。

十三

现在我们将结束本书,不妨把中国文化演进分成几个阶段的观念在此重新提掇一遍。

第一:是先秦时代,那时中国人把人生大羣的共同理想和信念确定下来了,这是中国文化演进的大方针,即中国文化之终极目标所在,在此时期明白提出,以下则遵循此路向而前进。

第二:是汉、唐时期,那时的中国人把政治、社会一切规模与制度亦规划出一个大体的轮廓了。这是人生的共通境界,必先把这一个共通境界安顿妥贴,始说得上各人的个别发展。

第三:是宋、元、明、清时期,那时的中国人,更显著的发展,是在文学与艺术方面。人生的共通境界安定了,个性的自由伸展也开始了。

第四:是我们当前面临着的最近将来的时期,人事上的共通方面与个别方面都已安排照顾到了,下面应该注意到四围的物质环境上来尽量的改善与利用。

概括言之,第一时期,可说象是西方的「宗教与哲学时期」,此处所用宗教与哲学两词之含义已释在前,即对人生之理想与信仰。

第二时期,可称「政治与经济时期」,政治采用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主张财富平衡的自由社会。

第三时期可称「文学与艺术时期」,文学艺术偏于现实人生,而又能代表一部分共同的宗教性能者。

第四时期可称为「科学与工业时期」,科学在理论方面,必然将发挥圆成第一时期之理想与信仰。科学在实用方面,必然受第二时期政治与经济理论之控制与督导。

但此种区分,并非说中国文化在变异与转换,只是说中国文化在推扩与充实。中国文化依然是这一个大趋向,只逐次推扩到各方面,又充实了各部门。更此以往,乃始为中国人真到达他终极理想的「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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