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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文富堂版《论语》 2020年，我从网上购得扬州文富堂刻印《论语》一套四册，四册合为一册，当为后来馆藏时重新装订。品相尚可，内容完整，字大清晰，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二截楼即上方有注释与正文隔开，下方为正文朱注（朱熹集解），书耳有“论语×”卷数和“篇目”等耳题，极便于翻阅。牌记已无，故不知何年雕印。 然而读扬州学者韦明铧《追踪文富堂》一文，方知扬州文富堂为晚清至民国间知名书坊也。韦先生文章中说，朱自清、余冠英等先生曾到访过文富堂，日本著名学者长泽规矩也和吉川幸次郎也曾到访过，并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及。韦明铧通过查找大量资料，才明确了解了扬州文富堂主人邱绍周的情况。邱绍周，名恒礼，1949年去世，享年84岁。他的文富堂既卖书又刻书。王澄《扬州刻书考》著录，文富堂刻书只有三种，《镜花缘》（1896），《笔花医镜》（1871），《瘟疫论补注》（1885）。事实上，据韦明铧考证，仅文富堂所刻医学类书籍，至少还有《瘟疫论》《瘟疫条辨》《幼科铁镜》和《黄帝内经注证发微》等。 此套《论语》属馆藏书籍，封面标签有书名“论语”“刻本”“售价0.5”字样，有红色朱文图章“政治资料图书列入移交”。纸张考究，应为白绵纸。内容完整无缺，遗憾的是牌记不见，无法知道确切年份了，但可确定是在清末民初时期。朱文印章告诉我们此书曾为“文革”时期“列入移交”的书。这套《论语》正文字大，半叶三句或四句，规律排列。注语亦大，上边栏还有一栏，为简单注解，主要描述字词读音及释义。同时，大量留白，可以为读者提供批注之用，一举多得，非常实用，足见刻书家的良苦用心。翻看时，书香扑鼻，那墨色纸张，令人赏心悦目。可以说此套《论语》填补了扬州文富堂刻书的历史，说明书坊并不仅仅刊刻医学类书籍。 文富堂主与嘉业堂主 韦明铧曾追踪到邱绍周后人和原址。文富堂确凿地址在今扬州富春巷口对面，如今已踪迹全无，开着一家鞋店和服装店，邱氏后人也与书业无关了。关于邱绍周的信息，更多是来自日本人的相关书籍和文献。 说来也巧，近期笔者在读刘承干《嘉业堂藏书日记抄》（上下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9月），惊喜地发现，文富堂主邱绍周与嘉业堂主刘承干竟有如此密切的交往。仅仅1912年5月至12月的日记中就记载了二人会面买卖书籍的次数达29次之多。一位常住江苏扬州，一位常住浙江湖州或在上海，能有如此密切的合作，书籍无疑成了二人交往的媒介。当然，一般人大概都以为他们的交往只限一个卖书一个买书，其实，扬州文富堂还会捎带着卖些古玩文物之类的物件。如《嘉业堂藏书日记抄》1912年10月23日日记载：“邱绍周来，与购鼻烟两瓶，小金花。系庞芝阁之物，计洋一百五十元。”这却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扬州文富堂书坊。
刘承干在日记中第一次称呼邱绍周为“扬州文富山房书客”。1912年5月27日日记载：“午后扬州书客邱绍周来，携到各种书籍求售。其人为扬州文富堂书肆之主，由史藜青介绍来此。”六月初八日日记载：“初八日 邱绍周来，与购定书籍十九种，计《大清一统志》《两京类稿》，明杨荣著。《白华前稿》，南汇吴省钦著。《沈归愚全集》，沈德潜著。《国朝江右八家诗》，陈允衡、王猷丁、曾畹、帅家相、蒋士铨、汪轫、杨垕、何在田著。《蒋立崖诗钞》，长洲蒋业晋著。《治经堂集》，海盐朱锦琮著。《抱冲斋集》，长白斌良著。李卓吾《正续藏书》《杨名时全书》，王阮亭手批《钱注杜诗》《尤西堂馀集》，尤侗著。《熊襄愍公遗书》，明熊廷弼著。抄本《汪佑杂著》《籀书》，曹金籀著。《黄县志》《登州府志》《泸溪县志》《心孺诗选》，共洋肆百三十柒元即付讫。又与买明版《晚香堂集》，明陈继儒著。计洋十元，一并付讫。”购书数量和价格都是非常可观的。 书客逐利的本性也往往让购书者产生不快。邱绍周与刘承干交往的过程中，这样的情况在所难免。据《求恕斋日记》记载：“邱绍周来，余处前在南京购有《学津讨原》残本，绍周欲之，将明刻《水东日记》《诗经类考》《二思堂丛书》三种向余调换，初时说定四十元，伊将此三种强余换去，其实此三种所值不到三十元耳。甚矣，书估之欺人也。”以己书高估价将刘之书籍强行换取，让刘承干有此嗟叹。 但总体来说，邱绍周与刘承干的关系还是融洽的，从刘承干日记中对邱绍周的称呼变化以及二人之间“觥筹交错”的记录，也可以看出来。作为书客的扬州文富堂主邱绍周与藏书家嘉业堂主良性互动交流，对中国古籍的流传与保存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交往也已成为书话史上的一段传奇与佳话。 工匠精神与爱国情怀 文富堂所刻书主要是古籍，并在自家的书坊售卖。一般来说，书商为了逐利，对所刻书籍可能并不追求质量，因此藏书家并不看好此类“坊刻本”。然而，扬州文富堂主人邱绍周却是一位具有“工匠精神”的刻书家。 据史料载，民国潮阳郑尧臣曾出资编纂《龙溪精舍丛书》（初刊于1917年），他特别邀请了扬州文富堂主邱绍周作为“监刻”即“监修校刻”。这套由邱绍周监刻，周楚江、张旭东和赵明德刊刻完成的大作，纸张选用讲究、雕版选材精良、刊刻工艺精妙、印刷质量上乘，堪称民国时期雕版刻书的精品之作。 韦明铧在《追踪文富堂》一文中曾提及日本人长泽规矩也对邱绍周以“明版书”充作“宋元本”很是不满。想来，自是邱绍周“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为之也。他对日本人购书“绝不打折”，用今天的话说“能忽悠就忽悠”。作为见多识广的书商，邱绍周怎么会忘记中国文化史上的那一段屈辱史：江南陆氏著名的“皕宋楼”等三处珍贵藏书在日本人岛田翰的牵引下，于1907年4月，被日本三菱财团以十万元之款从陆树藩手里全部买走，藏于日本东京的静嘉堂文库。对于这段历史，邱绍周自然了解，那么他的表面客套就再自然不过了。这背后，是否也饱含着邱绍周的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作者单位为杭州师范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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