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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漂洋过海前往日本的时候，赵正范大约没有想过他会成为“墨公”。 一开始，他只抱着开阔眼界的心思来到这座岛国上。可伴随着他在日本一家文房四宝公司供职的十余年的经历，每天接触这些砚台墨锭，赵正范竟然在异国他乡找到了对于这些中国文具的“感觉”，特别是跟随老师田中先生试墨的经历，看着那些磨得极淡的墨在纸上交叠出充满层次感的书法线条，令他对墨的感情更加深刻，由此，赵正范逐渐开始了墨的收藏：他考察墨、理解墨、研究墨，并将自己的积蓄换作了一挺挺古墨。 赵正范 数十年的积累，赵正范收藏过林林总总几千锭的古墨，有明墨，有清墨，有制墨大家的名墨，也有皇宫内府的御墨……兼收并蓄的庞大收藏体量以及精准的鉴墨能力，让赵正范渐渐在圈内有了名气，大家开始尊称他为“墨公”。他也如愿回到上海，办展览、开文房四宝商店，当然，也继续着自己的藏墨生涯。 不过，说到这几千锭佳墨之中，最让赵正范喜爱不已的，大概要数他追逐多年的清康熙六十寿诞御制《耕织图诗》套墨。 康熙六十寿诞御制《耕织图诗》套墨 康熙六十寿诞御制《耕织图诗》套墨原先收藏于日本荣丰斋原会长佐野老先生的手中，这位佐野老先生也是一位“墨痴”，经营着自己的文房四宝公司，一生中接触、过手的中国文房四宝无数，大半辈子的精力都投入到收藏笔墨纸砚的事业中去了。这其中，老先生最引以为豪的藏品，要数一套清康熙六十寿诞御制《耕织图诗》套墨，这套墨是他七十年代时从香港一家美术公司那里购藏的，相当宝贝，从来秘不示人。 赵正范老早就听说过这套“墨王”的大名，屡次“旁敲侧击”，向来“守口如瓶”的佐野老先生神神秘秘说得模糊，只提了套墨有个原配的提梁盒，里头贮存了整整四十八锭墨，可有着十余年藏墨经验的赵正范一听就知道不简单—— 清宫御墨中，品级最高的包装就是提梁漆盒装，加上四十八锭这么大的体量，肯定不是凡物。 康熙六十寿诞御制《耕织图诗》套墨 既然听说了，哪有不看看的道理，赵正范立刻试探着问是否能够当面拜观此墨。谁料八十五岁的佐野老先生比他更“警觉”，虽然嘴上答应了，可当赵正范兴致盎然地前往荣丰斋时，却始终没能一睹此墨的“真颜”，这显然就是让人“知难而退”的意思了。可铩羽而归的“墨公”却怎么也不肯放弃这套四十八锭的御墨，偏要拿自己的诚意与对方“较较劲”—— 十几年与坚如金石的好墨相处，他的毅力也坚如金石。 佐野老先生每年来沪，赵正范都要去盛情款待“以表决心”，更别提往返日本三四个来回，软磨硬泡只盼着能与这套御墨“谋上一面”。多年的追逐，颇费了一番工夫，赵正范终于等来了他的“机缘”：一方面自己实在年事已高，一方面也的确被赵正范的诚心打动了，也许还有些同为“墨痴”的惺惺相惜，佐野老先生终于松了口，让女儿给赵正范搬出了这套“墨王”。 康熙六十寿诞御制《耕织图诗》套墨 果然是清宫“墨王”。 甚至不能仅以“清宫'墨王’”来形容，这是一套为康熙皇帝六十大寿专门制作的御制《耕织图诗》套墨，历经三百年仍然保存完好，整整齐齐地码放在清宫原配的提梁漆盒内。提梁漆盒上装饰着五爪金龙，里头的四十八锭墨全用皇家才能使用的黄绫套和五爪龙锦盖包装着，在这四十八锭墨上，每一锭都有侧款和顶款，俱是一般模样的“皇清康熙甲午年”和“顶烟”。背面的阴文“御制诗”三字以纯金描绘，下方的诗文填描的是金掺银，顿时拉开了分明的层次。 康熙六十寿诞御制《耕织图诗》套墨提梁漆盒 “这做工！”赵正范震惊得连午饭都忘了吃，一直痴愣愣地看了两个多小时也不肯走。他心里非常清楚这套墨的珍贵程度，自己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藏家，各大博物馆包括两岸故宫的御墨他都看了个遍，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墨王”。体量巨大、保存完好还是专为康熙六十大寿所定制，距今三百年的时光，可以说是“独一无二”了，放在哪个博物馆里不是“镇馆之宝”？他顿时理解了佐野老先生“严防死守”这套御墨的原因。更何况，康熙的御墨，乃是清宫御墨中一等一的极品。 “康熙御墨延续的是明墨的制作工艺和墨方配比，特别是在胶、墨的比例上，康熙御墨配比恰到好处，它的胶能够把墨的颗粒包裹住，书写时非常滋润而不会产生颗粒感，在墨模制作上，康熙御墨气韵古朴，显得非常独特，是清代其他时期的御墨所无法比肩的。” 康熙六十寿诞御制《耕织图诗》套墨
康熙六十寿诞御制《耕织图诗》套墨 这是赵正范之后对于康熙御墨的总结，不过当时的他可顾不上想这么多。他深知，艺术市场上出现过的“康熙御墨”，要么体量太小，要么完整度不够，要么就是雍正乾隆时期的仿制，哪里现身过这样的极品好墨？赵正范顾不上饥肠辘辘，当即表示非要把它买下来不可。 这突如其来的请求着实把佐野老先生的女儿吓了一跳：父亲只说给您看看墨，可没说要卖啊？ 赵正范可不管这些——如果让这套极品御墨从自己眼皮底下“溜走”了，他这堂堂的“墨王”名号还要不要了？只管让对方开价，大有不卖就不走的架势。佐野老先生的女儿只得稳住他，提议等佐野老先生百年之后，再将墨以半价惠让与他，倘若现在就要买墨，则要承受高昂的全价。赵正范哪里等得及，追了这么多年，他唯恐事有反复，或者又杀出一个“程咬金”夺走了他的“心头好”，连忙断然说不必等半价，他就要全价买。 “我每天做梦都梦到它，根本睡不好。我说给我半年时间，我现在就去筹款。”在别人面前夸下海口，被御墨“冲昏了头脑”的赵正范冷静下来，不得不直面他最大的难题：去哪里筹这么多钱呢？可要让他放弃这套墨，却是断断不能的。赵正范的梦里终于不再是那套御墨了，而是买墨的钱——仍旧睡不好。
康熙六十寿诞御制《耕织图诗》套墨 他翻来覆去、左思右想，“盯上了”自己在上海外滩的四套房子。那时候正值全国房价猛涨的时候，上海外滩的房子更是一跃成为人们心中最值钱的地产之一，可换这套“墨王”，要卖掉四套这样的房。 为了一套墨，要付出上海外滩四套房的代价，赵正范不敢隐瞒，开了个“家庭会议”，将自己的宏图大愿和盘托出。好在全家人还算支持，赵正范咬咬牙，将四套房全部卖掉了，又加上自己原先的积蓄，终于凑齐了买墨的钱，将这套追逐了三年的“墨王”——康熙皇帝六十大寿的御制《耕织图诗》套墨一举收入囊中。 古代文人贵胄们千金买墨的故事不胜枚举：“黄金可得，李廷珪之墨不可得”，金章宗用黄金一斤换苏合墨一两，罗龙文所制墨价逾拱璧，方于鲁、程君房的墨一斤要用三斤的白金来换……赵正范很乐意用外滩的四套房换来的巨款，为此再添一笔“风流雅事”。虽然也有人为之咋舌，赵正范却不以为然，他说出了自己的道理：“在康熙时期，这套墨可以换一百个康熙的花瓶，你在看看现在康熙的花瓶什么价钱？古代的好墨号称'金不换’，拿黄金都换不到一笏好墨。汪氏墨品中的十色八卦墨，每锭能卖到六两，十锭就是六十两，相当于相当于当时一个知府的一年半俸禄，而只是市品，并非御制之物。这样的三百年四十八锭御制'墨王’，就是'无价之宝’。” “无价”——这是一位藏家对于自己藏品所能下的最为珍贵的定语。
“吕行甫好藏墨而不能书，时磨而小啜之。石昌言藏墨不许人磨。李公择见人墨辄夺。苏子瞻蓄墨至七千梃，遇天气睛霁辄出品玩。而潘谷见秦少游所藏廷珪墨即下拜，曰：'真李氏物，我生再见矣’，司马温公无所嗜好，独蓄墨数百斤。”倘若他们于时空中与赵正范相遇，是否也会引为知己呢？ “不恨我不见古人”，数千挺墨，皆是“墨公”的知己。
如今上海外滩的房价早就不知翻了多少倍，若是当初不卖那四套房，也许赵正范所拥有的财富远超今日。可话又说回来，外滩有数不清的豪宅，康熙的御制《耕织图诗》套墨，却是实实在在的“天下无双”。
御制耕织图诗墨墨盒 耕织图始于南宋初年，高宗虽出入军机，却勤于政事，栉风沐雨，关心民生。民生之本，以衣食为天。历代圣主无不以服田力稼，勤以农桑为务先。故天子三推，皇后亲蚕，率民耕织，几为历世圣王楷模。尤以百姓之心为心，未遑它务，而必先下务农之诏，以绍开中兴大业。楼璹, 字寿玉，浙江奉化人。绍兴二十五年（1155）为扬州知府兼淮东安抚使。后累官至朝议大夫。据其侄楼錀《跋扬州伯父“耕织图”》称：“楼璹为杭州钱塘令时便深领帝旨”笃意民事，概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绘制耕、织二图。耕，自浸种以至入色，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一图，并以五言诗一章，章八句赋之。农桑之务，曲尽情形，虽南北各方习俗有所不同，其大致不外乎于此。
御制康“耕织图诗”墨 乾隆三年（1738）万作霖为秦观《农书》所作识语中谓：“圣祖仁皇帝南巡时，江南人士出其藏书进献者甚多。内有陈旉《农书》、秦观《蚕书》、于潜公《耕织二图诗》，三书皆宋物。”康熙二十八年（1689），玄烨南巡恰逢士人进献于潜公耕织图诗。康熙观之，感慨万分，曰：“古人有言，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思农夫之苦，朕惓惓于此至深至切也。爰绘耕织图各二十三幅，朕于每幅制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而书之于图。并为其作了序。在序首钤盖了“佩文斋”朱印，在序后钤盖了“康熙宸翰”阳文大印和“稽古右文之章”朱方大印。时年康熙三十五年（1696），这便是康熙时内务府绘制《耕织图诗》的缘起。
御制康“耕织图诗”墨 受命绘制《耕织图诗》的是内廷供奉焦秉贞。焦秉贞，山东济宁人。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的弟子。通天文推步。擅长画人物，并以画皇帝御容称旨而供奉内廷，官钦天监五官正。亦工花卉山水及楼台观宇。且参用西洋画法，剖析分刌，量度阴阳相背，分别明暗、远近。远视之，人畜、花木、屋宇，皆直立而形园。圣祖嘉之，命绘《耕织图》四十六幅，镌版印赐臣工。焦秉贞弟子胶州人冷枚，亦参与其中。道光《胶州志》卷三十冷枚传说：“焦秉贞敕绘《耕织图》，枚复助之”可证。 中国版画，历来讲究书画家与刻工协同配合。特别是到了明末清初，书画家与雕刻家的配合至关重要。画家作画时，既考虑自己绘画的特点，同时也要兼顾刻家操刀镌刻时刀锋易难走向，从而有意识调整画法和线条走向。反之很多刻家既懂画也会绘画，在实际的操刀中既强调刀法特色，又尽量按照画家的艺术风格刻，保持其原画作的风貌。康熙时内务府绘刻的《耕织图诗》，便是康熙的书法，焦秉贞的绘画与刻家朱圭紧密合作的精品。
御制康“耕织图诗”墨 朱圭，字上如，江苏吴县人。工雕善画。以刻刘源所绘《凌烟阁功臣图》和金史所绘《无双谱》而出名。后被选入养心殿供事，凡大内字画，俱出其手。又以效力得官，授鸿胪寺序班。 以上是木刻彩绘的由来，到了康熙五十三年（甲午）恰逢康熙六十大寿，内务府造办处在此前的木刻彩绘的《耕织图诗》的基础上，摹刻了这套《耕织图诗》墨模。由于字数较多，在序首去掉了“佩文斋”印，并在耕与织前各加一序文，组成“耕”二十四笏、“织”二十四笏，纳入一金漆提梁，正面与顶部绘有五爪双龙，左、右、背面绘有正面五爪龙，提手处绘有缠枝花。内装四屉，每屉十二笏，共四十八笏，每笏墨的侧款俱有“皇清康熙甲午年”、顶款“顶烟”二字，俱楷书阳识。墨的尺寸为8.5cm×2.65cm×0.9cm，重量为33.4g。
御制康“耕织图诗”墨 康熙甲午五十三年（1714），至今已近三百年，除提梁提手处有些磨损之外，其余保存完好，实属非常罕见。故宫博物院有汪希古《耕织图诗》墨全份，见《故宫周刊》有载。此外见著名蓄墨家周绍良先生的《清墨谈丛》一书中谈及汪希古与江希古都有《耕织图诗》墨存世。但是从边款视之，贡品、御用墨从不刻制者之名，历代如此。疑似汪希古也好江希古也罢，俱是仿制此套内务府所制的《耕织图诗》墨，故有“恭摹”二字出现，归根结底是一种市品。2008 年嘉德拍卖公司有一套二合《耕织图诗》墨，共47 笏墨，称谓康熙代，其实已经是乾隆年间的或是雍正年间的。
御制康“耕织图诗”墨 一直有一个想法，康熙早中期是曹素功的天下，汪近圣原是曹氏的一个配料墨工，康熙朝的御墨大部分出自曹氏，作为配料技术员一定参与制作过很多贡墨、御墨，到了康熙晚期，汪氏已是自立门户，名声鹊起，故有乾隆六年应诏在宫廷教习制墨，因年事已高委儿子前去。“法必宗于古，式必从其新”，所制皆称旨。乾隆年间宫廷御墨，绝大部分都出之汪氏之手。康熙晚期应是汪近圣替代曹素功之时。按照乾隆六年汪近圣年事已高委派儿子进宫教习，离康熙甲午相差二十七年，亦有可能此墨系汪近圣本人所制。由于汪氏存有干支的存世制品缺乏，未有有力之实据，很难判定，只是推想而已。 在2006年的夏天与日本文房四宝公司荣丰斋的（已故）会长佐野老先生的交谈中，知我是好墨者。就如数家珍般地谈及他曾拥有过的墨，不幸的是很多墨都早已出手。其中有乾隆汪近圣的石鼓文墨一套，分锭出手，留下空盒一个，实为憾事。所幸的是还有一些留在了山梨老家，从未示人（据说连儿子小佐野社长都未曾见过）。是年老先生已是85岁高龄，当时就试探着询问是否可拜见，老先生应允。开年又去了东京荣丰斋，未能见到所说之墨。此时老会长已退居二线，隐居老家山梨县，公司由小佐野社长打理了。老会长一年来上海多次，每次问及墨之事，他都会说：下次吧。一来二去两年过去了，其间佐野老先生来了五六次，我也去了三四次，但向往之墨一直未能谋到面。 虽未相见，却不曾忘记。缘分的到来是在2009年的春天，在老先生女儿的庆花堂内见到了几套墨，其中的一套便是久仰的（御制耕织诗）墨。当时真是兴奋异常，血管贲张，虽然不是夏天却汗流浃背，不停地擦手，生怕汗水流到墨上。 这套墨被纳入一个漆器提梁内，正面与顶部绘有五爪双龙，左右，背面绘有正面龙，提手处绘有缠枝。内装四屉，每屉十二锭，共四十八锭。每锭配有黄绫套及五爪龙锦盖，二锭合装在一个小杉木盒内，每屉六盒。仔细观看每笏墨及侧款、顶款，俱刻有“皇清康熙甲午年”和“顶烟”字样。在（耕）与（织）之前各有康熙帝的序文。 看完墨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感到饥肠辘辘，才想起竟然午饭忘了吃。问及何价可以承让，老先生女儿表示价格不菲，老爸又很固执，待其老爸百年再说。我怕夜长梦多，当即表示不要转让他人，留给我半年时间以筹资金。回国后日思夜想，这可能是收藏者的通病吧。最终考虑再三，无奈卖掉房产筹得墨款。人生终是有得有失，缘分而已！ 筹得墨款只等启程，却不慎发生意外，四根肋骨摔断。纠结万分中决定还是忍痛赴东瀛。不想到东京当天风雨交加，寒冷无比，伤处疼痛异常，再加上宾馆的席梦思极其柔软，更是雪上加霜。又因其房间狭小，连睡在地板上的空间都没有。个中滋味，也为艰难求墨路写上一个插曲。 此套墨是佐野老先生四十年前在香港朋友处转让而得，当时价格就相当不菲。从谈及此墨到入囊寒舍历时三年。想必是个“缘”字吧！老先生承让墨后又一次来到上海，住在王宝和大酒店。老先生喜吃大闸蟹，在王宝和谈笑风生，黄酒、红酒、啤酒样样上口，没想到回去一个多月后撒手他界，享年89岁。事隔数月后小佐野社长遇见我戏说：“我老爸过世赵先生要负主要责任的，因为他的心爱之物被你拿走了。” “御制耕织诗”墨，故宫博物院藏有汪希古所制的全份，见（故宫周刊）有载。此外见著名蓄墨家周绍良先生的《清墨谈丛》一书中谈及汪希古与江希古都有《耕织图诗》墨存世。但是从边款视之，贡品，御用墨从不刻制者之名，历代如此。汪希古也好，江希古也罢，俱是仿制此套内务府所制的《御制耕织诗》墨，故有“恭摹”二字出现，总结是一种市品。在2008年国内的一家拍卖行出有一套两盒《御制耕织图诗》墨，共47笏，称谓康熙代，其实已经是乾隆年间或是雍正年间之物。 耕织图始于南宋初年，高宗虽出入军机，却勤劳百为，栉风沐雨，关心民生。生民之本，以食为天。历代圣主无不以服田力稼，勤以农桑为务先。 乾隆三年（1738）万作霖为秦观《农书》所作识语种谓：“圣祖仁皇帝南巡视，江南人士出其藏书敬献者甚多。内有陈旉《农书》，秦观《蚕书》，于潜公《耕织二图诗》，三书皆宋物。”康熙二十八年（1689），玄烨南巡恰逢士人敬献于潜公耕织图诗，康熙观之，感慨万分，曰：“古人有言，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思农夫之苦，朕惓惓于此至深至切也。爰绘耕织图各二十三幅，朕于每幅制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而书之于图。”并为其作了序。这便是康熙时内务府绘制《耕织图诗》的缘起。 受命绘制《耕织图诗》的是内廷供奉焦秉贞，山东济宁人。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的弟子。通天文推步。擅长画人物，并以画皇帝御容称旨而供奉内廷，官钦天监五官正。亦工花卉山水及楼台宫宇，且参用西洋画法，剖析分刌，量度阴阳相背，分别明暗，远近。远视之，人畜，花木，屋宇，皆直立而形园。圣主嘉之，命绘《耕织图》四十六幅，镌版印赐臣工。焦秉贞弟子胶州人冷枚，亦参与其中。道光《胶州志》卷三十冷枚传说：“焦秉贞敇绘《耕织图》，枚复助之”可证。 中国版画，历来讲究书画家与刻工协同配合。特别是到了明末清初，书画家与雕刻家的配合至关重要。画家作画时，既考虑自己绘画的特点，同时也要兼顾刻家操刀镌刻时刀锋易难走向，从而有意识调整画法和线条走向。反之很多刻家既懂画也会绘画，在实际的操刀中既强调刀法特色，又尽量按照画家的艺术风格刻，保持其原画作的风貌。康熙时内务府绘刻的《耕织图诗》，便是康熙的书法，焦秉贞的绘画与刻家朱圭紧密合作的精品。 朱圭，字上如，江苏吴县人。工雕善画。以刻刘源所绘《凌烟阁功臣图》和金史所绘《无双图》而出名。后被选入养心殿供事，凡大内字画，俱出其手。又以效力得官，授鸿胪寺序班。 以上是木刻彩绘的由来，到了康熙五十三年（甲午）恰逢康熙六十大寿，内务府造办处在此前的木刻彩绘《耕织图诗》的基础上，摹刻了这套《耕织图诗》墨模。由于字数较多，在序页去掉了“佩文斋”印，并在耕与织前各加以序文，组成“耕”二十四笏，“织”二十四笏，纳入金漆提梁内。墨的尺寸为8.5/2.65/0.9cm。重量为33.4g。 康熙甲午五十三年（1714），至今已近三百年，除提梁提手处有些磨损之外，其余保存完好，实属罕见。一代接一代的相传继承，一定有着它精彩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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