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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建立过程中无数知名的名字和事迹中，郭汝瑰是极富传奇性的一位。 说他“传奇”，是因为他明面上为蒋介石运筹帷幄，暗地里又掌控着源源不断送往解放区的重要情报。 他曾经在国民党内部潜伏多年，阅历深厚，但在其晚年写下的回忆录中却直言不讳：整个国民党军队上下，他真正佩服的只有两个人，连顶头上司蒋介石本人都不在其内。  佩服的人之一：傅作义在郭汝瑰的晚年，编书写书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其作品不但有受到广泛重视的《中国军事史》和《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更有一部近四十万字的回忆录。 这部回忆录从郭汝瑰自己的生平、成长讲起，跨越了抗日战争、停战谈判、解放战争直到率部起义，披露了大量作者亲身经历和目睹耳闻的细节。 而众所周知，郭汝瑰在国民党内部由于深受蒋介石心腹陈诚的信任器重，仕途最顺时一年三迁，做到国防部的作战厅长，名正言顺地直面指挥作战的种种细节。 第一个让他表达“佩服”的人傅作义，最为人所知的头衔是“抗日名将”。  其人历经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也参加过中原大战，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 到解放战争时期，傅被任命为华北“剿总”司令，最终顺应历史潮流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而郭汝瑰对傅作义评价甚高，正是因为在长期的军事领域协作、交流中观察所得。 郭汝瑰曾经在回忆录中记述过发生于1948年的一件事。 当时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三大战役阶段，双方实力此消彼长，可以说到了决一胜负的关头。 蒋介石亲自到了北平坐镇指挥兼鼓舞士气，还曾经到葫芦岛去视察巡视。 然而，正当傅作义等人殷切希望蒋介石能够主持大局、抓紧时机确定军事方案以便掌握战场主动的当口，蒋介石却突然表示自己有急事，要先去上海、再到南京主持“双十节”的活动。 这个决定一出来，不但傅作义觉得味道不对，奉命行事的郭汝瑰也觉得莫名其妙。 傅作义希望郭能够向蒋介石进言，请他考虑“对东北、华北都采取主动”，尽早召开作战会议，尤其是决定太原和承德应该怎么打。 考虑到战场局面，郭汝瑰也认为傅作义的建议是有道理的，所谓“先发制人，后发者制于人”，不抓紧时间早做准备，一步慢步步慢，就很容易居于被动。  但是郭汝瑰自己对这事也还没闹清原因——有人通知他蒋介石在上海有事，但不用他随从，而是叫他另搭飞机直接回南京。 大战当前，闹出这么一出已经够让人意外了，之后披露出来的原因更是让当事人个个大跌眼镜。 原来，蒋介石临阵“脱岗”，是为了要赶赴上海去解决孔令侃的事。  被评价为“轻重倒置”的蒋介石此前，为了挽救越来越颓废的经济，打击投机、平抑物价，蒋经国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上海打虎行动”。  从言论和行动来看，蒋经国此番行动并不是走走过场而已。 他将投机违法分子称为“祸国败类”、“豪门资本”，宣告“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 甚至还组织了“青年服务队”与警察局联合执法，对于投机违法者，抓了一批杀了一批。 在一系列铁腕操作之下，上海物价真就稳了一段时间，原本岌岌可危的经济局面也似乎终于出现了转好迹象。 然而当蒋经国把火烧到孔祥熙之子、自家表弟孔令侃头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电影《大决战》还专门演了这件事，时间发生在锦州解放之后。 宋美龄明面上是去探望老公，实际上是敦促他亲自前往上海去解决孔令侃的事。 宋美龄认为，当时媒体已经快要把蒋经国捧上天了，说他是全党上下的救命王牌，是“蒋青天”、“活包公”、“雍正皇帝”甚至“经济沙皇”，但孔令侃却是不能抓起来更不能治罪的，他身后代表的力量连蒋介石亲自出手也压不住。 蒋介石认同了宋美龄的说法，于是立即动身前往上海，至于在北平等着他讨论下一步作战计划的傅作义，当然只好接受被放鸽子的命运。  电影虽然细节上有所调整，但大体上还是按照原有事实来叙述的。 宋美龄火线搬救兵，蒋介石空降插手蒋经国的打虎行动，孔令侃自然也就化险为夷了。 但这件事情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在上海，杜月笙之子、鸿兴证券杜维屏原本已经被蒋经国扣了，但有了孔令侃的例子在先，蒋经国自然也治不动其他人，不得不以罚代刑，实际上放过了杜维屏。 最终，蒋经国不得不承认此番行动以失败告终，并说这一失败“比济南失守更为严重”。 郭汝瑰在回忆录中评价此事，认为这表明了蒋介石轻重倒置，虽然身为全军上下的最高统帅，又在全国战略关键时刻，却远不如傅作义能够观照全局、有战略层面的远见。  持有与郭类似看法的人不在少数，例如杜聿明就曾经在《辽沈战役概述》里写过，此事之后，傅作义对此颇为火大，说蒋“不爱江山爱美人”，其他人还给他干什么！ 蒋介石的其他属下，例如和郭汝瑰一样试图劝阻过蒋介石上海之行的徐永昌，也曾经在日记中吐槽过这件事。 但是郭汝瑰对蒋的军事能力评价不高、认为不及傅作义，倒也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一件事例而已。  实际上郭汝瑰身为作战厅厅长，长期在蒋介石侧近接触方案、计划和指示，对于蒋介石在军事战略领域的能力十分了解，比起远隔多个等级的军官将领还要直观许多。 在郭汝瑰看来，蒋介石身为坐镇全局的主帅，在没有条件第一时间拿到前线动向的前提下，却又不肯充分放权，执着于“遥控指挥”，这一操作在军事领域极不可取。 在南麻、淄川地区战事途中，蒋介石远在后方，依据已经过时的情报以及主观臆断，直接指挥前方战斗。 而实际上却既未弄清解放军主力所在，更不可能预判其动向，如此决策必然是一厢情愿，“牛头不对马嘴”。 蒋介石亲自参与辑录、并列为黄埔军校教材的《曾胡治兵语录》那套东西在郭汝瑰看来，也早已落后于军事理论和战略实践，总结起来就是“结硬寨，打呆仗”。 这套办法一旦遇到机动性、灵活性上去了的日军以及解放军，就根本不够用了。 郭汝瑰认为傅作义在援助锦州、奔袭张家口甚至偷袭西柏坡等具体行动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镇守华北也收到了不错的成效，因此对于傅作义的军事才能，可以说是毫不掩饰地欣赏。  “和平将军”张治中另外一个令他感到敬佩的人，则是在1946年前后为促成国共和谈秉持诚意、付出巨大努力的张治中将军。  郭认为在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是唯一认真推动双方相互谅解的人，为了推动和平建国的大势而多方奔走、付出大量心血。 甚至再往前追溯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后延伸到北平谈判期间，张治中始终注重国家民族的团结、努力争取百姓福祉，无愧于“和平将军”的名号。 郭汝瑰形容张治中的为人是“人品厚重、忧国忧民”，是能够结成交情的朋友，也是他潜伏国民党阵营期间“唯一真心佩服的人”。 在1946年讨论局面微妙的东北问题时，张治中就力主要谨慎从事，充分考虑美苏双方的微妙关系，应以委曲求全为原则，力求和平解决东北问题。 在某次双方同场的晚会上，张治中曾感慨发言：“将来和平实现，应勿忘我张治中三上延安。” 郭汝瑰认为，仅从以国民利益为准、促成和平解放这一点出发，也足见张治中反对内战的立场，他的见识“胜蒋介石、陈诚辈远矣”。 虽然在仕途上陈诚可以算是郭汝瑰本人的“伯乐”，陈诚对他一路提拔信任有加，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对陈诚也并没有留下多少情面。 郭汝瑰生平郭汝瑰出身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久，即遇到了蒋介石发起的“清党”，从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之后，他一路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回国后又进陆军大学进修，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当时陆军大学以培养高级指挥及参谋人员为主要方向，郭汝瑰在校期间就学业出众、见解也很独到，很受教师和校长的看重。 在陆大及随后的研究院深造期间，郭汝瑰又交上了新的“好运道”。 出于掌控各个机构、同时塑造自身人设的需要，蒋介石身上兼任了不少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领头人职务，陆军大学校长也就在那段时期成了他的新“兼职”。 如此一来，身兼黄埔出身、陆大出身双重背景的郭汝瑰，就成了蒋介石的“双料门生”。 众所周知蒋介石爱用同乡、爱用学生、爱用嫡系早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郭汝瑰又受到蒋介石心腹陈诚的器重，这为他在仕途上逐步走高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色，郭汝瑰的职位开始上升，从旅长到军参谋长，后来又担任暂编第五师师长等职务。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更是一年三迁，升任国防部作战厅长，得以接触机密程度极高的信息和决策。 在国民党内部，郭被视为“身穿黄马褂（黄埔军校），头戴绿头巾（陆军大学）”，同时又有“土木系”（国民党军十一师和十八军）的关联身份，人称陈诚“十三太保”之一，也是蒋介石面前的红人。 然而他耳闻目睹国民党内部种种互相倾轧、贪腐内斗的事实，并不认为这样的一群人能够改变现状，自然也谈不上什么未来。 奉命回到重庆后，他辗转暗地联络多年前的故旧任廉儒，终于成功建立了与共产党的联系。 在好不容易见到当时负责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后，他向对方提出请求，表明已不愿意再与国民党共事，想要到延安去。 董老表示理解他的想法，但也希望他能够从“发挥更大效用”的方向出发，仔细考虑在敌营中能够起到的作用。 郭汝瑰听了董老的剖析，再度全盘思考，最终接受了这一考虑，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内部，以获取更多的高层动态。 由于他的职务正处机要，他需要向蒋介石提供作战方案、汇报战况，并陪同前往各个战区视察。而这种种工作流程，正是他获得情报的天赐良机。 在重庆时，他负责主编的《国军战斗部队序列》，机密程度极高总共也不过打印了几份，但其中一份就在董必武手中。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国防部作战厅中将厅长，国民党军一切军事计划全都要经过他的手。 当时无人知晓，这些计划和情报一份送交蒋介石，而另一份就会被地下工作人员送往解放军一方。 天下无人不通共郭汝瑰身处虎穴，从事风险极高的情报工作，也并不是没有遇到过怀疑和刺探。 实际上早在他担任暂五师师长时期，就因为行事作风与大多数国民党内部高官截然不同而受到怀疑。 在他接手暂五师师长职位时，之前的师长本是地方军阀，为了掩盖曾经贪污军粮的劣迹，也送了一大批军粮给郭。 郭汝瑰接受这批“贿赂”之后，既未上交也不声张，而是悄悄把军粮换成钱开办农场，用以解决军队内伤残军官家属的生活问题。 而且不同于其他人一旦上任就大力培植亲信、安插私人，郭汝瑰当上暂五师师长时只带一个警卫一个秘书，其余全都保留原职或者另选有才干的人。 私人生活方面，他不贪不赌、居家不追求奢华享受，这种作风也引来了不少怀疑。 杜聿明曾经因为多次会议上的意见抵触而怀疑郭汝瑰“有问题”，于是借故到郭家去拜访，实则是打算观察虚实。 然而进门一看，当时已经身居高官的郭汝瑰，家里居然十分寒酸，没小老婆、没佣人，连家里的沙发都破得露出弹簧，家人穿的袜子也有补丁。 吃顿饭吧，饭菜也十分的简陋清贫，在开饭之前，郭汝瑰还要求孩子们先背诵“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种完全不像“国民党高官”的作风更是加深了杜聿明的怀疑，他向蒋介石进言，认为郭绝对是共产党方面的间谍，敦请蒋介石进行彻查，然而蒋介石却认为为官清廉是好事，甚至堪为其他高官的表率。 同样因此而怀疑他的还有参谋次长刘斐，这次蒋介石不惯着他了，甚至大怒把刘斐骂了一顿，说难道国民党就必须又贪又赌吗？ 然而蒋介石更想不到的是，刘斐同样也是地下党，只不过他和郭之间谁都不知道对方底细，所以遇到可能被怀疑的情况才会向对方甩锅罢了。 这些轶事后来解密，被称为“天下无人不通共”，但这也侧面反映出来，当时国民党内部的腐化堕落已经成为了主流和大势。 结语长期身处敌营，在胆大心细的同时仍能保持毫不动摇的信念，这本来就要求极大的毅力和恒心。 在“暗棋”的位置上，郭汝瑰为解放战争的进展、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极大贡献，可以说是解放军的一张隐蔽王牌。 在淮海战役中，他及时将有关全美械的整编七十四师情报送到解放军一方，而华东野战军在情报占优势的前提下布置计划坚决执行，最终全歼了这一“王牌”，击毙其师长张灵甫，孟良崮之战也成为华东战局的标志节点。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保密、时局等种种原因，郭汝瑰的身份并没有第一时间公开，他提出的党员身份问题也一时未能解决。 但他也并没有退缩气馁，而是用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组织编撰了《中国军事史》等著作，当时国家下发的编撰经费尚有部分剩余，他也专程前往交还。 直到1980年，他再度提交的入党申请才得到批准，1997年不幸因车祸逝世。 在他的追悼会上，军委对他的一生做出了极高评价，称郭汝瑰同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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