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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汝瑰晚年回忆:潜伏敌营高层多年,真正佩服的国军将领只有两个

 小小股脉通123 2022-08-08 发表于吉林

在新中国建立过程中无数知名的名字和事迹中,郭汝瑰是极富传奇性的一位。

说他“传奇”,是因为他明面上为蒋介石运筹帷幄,暗地里又掌控着源源不断送往解放区的重要情报。

他曾经在国民党内部潜伏多年,阅历深厚,但在其晚年写下的回忆录中却直言不讳:整个国民党军队上下,他真正佩服的只有两个人,连顶头上司蒋介石本人都不在其内。

佩服的人之一:傅作义

在郭汝瑰的晚年,编书写书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其作品不但有受到广泛重视的《中国军事史》和《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更有一部近四十万字的回忆录。

这部回忆录从郭汝瑰自己的生平、成长讲起,跨越了抗日战争、停战谈判、解放战争直到率部起义,披露了大量作者亲身经历和目睹耳闻的细节。

而众所周知,郭汝瑰在国民党内部由于深受蒋介石心腹陈诚的信任器重,仕途最顺时一年三迁,做到国防部的作战厅长,名正言顺地直面指挥作战的种种细节。

第一个让他表达“佩服”的人傅作义,最为人所知的头衔是“抗日名将”。

其人历经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也参加过中原大战,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

到解放战争时期,傅被任命为华北“剿总”司令,最终顺应历史潮流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而郭汝瑰对傅作义评价甚高,正是因为在长期的军事领域协作、交流中观察所得。

郭汝瑰曾经在回忆录中记述过发生于1948年的一件事。

当时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三大战役阶段,双方实力此消彼长,可以说到了决一胜负的关头。

蒋介石亲自到了北平坐镇指挥兼鼓舞士气,还曾经到葫芦岛去视察巡视。

然而,正当傅作义等人殷切希望蒋介石能够主持大局、抓紧时机确定军事方案以便掌握战场主动的当口,蒋介石却突然表示自己有急事,要先去上海、再到南京主持“双十节”的活动。

这个决定一出来,不但傅作义觉得味道不对,奉命行事的郭汝瑰也觉得莫名其妙。

傅作义希望郭能够向蒋介石进言,请他考虑“对东北、华北都采取主动”,尽早召开作战会议,尤其是决定太原和承德应该怎么打。

考虑到战场局面,郭汝瑰也认为傅作义的建议是有道理的,所谓“先发制人,后发者制于人”,不抓紧时间早做准备,一步慢步步慢,就很容易居于被动。

但是郭汝瑰自己对这事也还没闹清原因——有人通知他蒋介石在上海有事,但不用他随从,而是叫他另搭飞机直接回南京。

大战当前,闹出这么一出已经够让人意外了,之后披露出来的原因更是让当事人个个大跌眼镜。

原来,蒋介石临阵“脱岗”,是为了要赶赴上海去解决孔令侃的事。

被评价为“轻重倒置”的蒋介石

此前,为了挽救越来越颓废的经济,打击投机、平抑物价,蒋经国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上海打虎行动”。

从言论和行动来看,蒋经国此番行动并不是走走过场而已。

他将投机违法分子称为“祸国败类”、“豪门资本”,宣告“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

甚至还组织了“青年服务队”与警察局联合执法,对于投机违法者,抓了一批杀了一批。

在一系列铁腕操作之下,上海物价真就稳了一段时间,原本岌岌可危的经济局面也似乎终于出现了转好迹象。

然而当蒋经国把火烧到孔祥熙之子、自家表弟孔令侃头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电影《大决战》还专门演了这件事,时间发生在锦州解放之后。

宋美龄明面上是去探望老公,实际上是敦促他亲自前往上海去解决孔令侃的事。

宋美龄认为,当时媒体已经快要把蒋经国捧上天了,说他是全党上下的救命王牌,是“蒋青天”、“活包公”、“雍正皇帝”甚至“经济沙皇”,但孔令侃却是不能抓起来更不能治罪的,他身后代表的力量连蒋介石亲自出手也压不住。

蒋介石认同了宋美龄的说法,于是立即动身前往上海,至于在北平等着他讨论下一步作战计划的傅作义,当然只好接受被放鸽子的命运。

电影虽然细节上有所调整,但大体上还是按照原有事实来叙述的。

宋美龄火线搬救兵,蒋介石空降插手蒋经国的打虎行动,孔令侃自然也就化险为夷了。

但这件事情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在上海,杜月笙之子、鸿兴证券杜维屏原本已经被蒋经国扣了,但有了孔令侃的例子在先,蒋经国自然也治不动其他人,不得不以罚代刑,实际上放过了杜维屏。

最终,蒋经国不得不承认此番行动以失败告终,并说这一失败“比济南失守更为严重”。

郭汝瑰在回忆录中评价此事,认为这表明了蒋介石轻重倒置,虽然身为全军上下的最高统帅,又在全国战略关键时刻,却远不如傅作义能够观照全局、有战略层面的远见。

持有与郭类似看法的人不在少数,例如杜聿明就曾经在《辽沈战役概述》里写过,此事之后,傅作义对此颇为火大,说蒋“不爱江山爱美人”,其他人还给他干什么!

蒋介石的其他属下,例如和郭汝瑰一样试图劝阻过蒋介石上海之行的徐永昌,也曾经在日记中吐槽过这件事。

但是郭汝瑰对蒋的军事能力评价不高、认为不及傅作义,倒也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一件事例而已。

实际上郭汝瑰身为作战厅厅长,长期在蒋介石侧近接触方案、计划和指示,对于蒋介石在军事战略领域的能力十分了解,比起远隔多个等级的军官将领还要直观许多。

在郭汝瑰看来,蒋介石身为坐镇全局的主帅,在没有条件第一时间拿到前线动向的前提下,却又不肯充分放权,执着于“遥控指挥”,这一操作在军事领域极不可取。

在南麻、淄川地区战事途中,蒋介石远在后方,依据已经过时的情报以及主观臆断,直接指挥前方战斗。

而实际上却既未弄清解放军主力所在,更不可能预判其动向,如此决策必然是一厢情愿,“牛头不对马嘴”。

蒋介石亲自参与辑录、并列为黄埔军校教材的《曾胡治兵语录》那套东西在郭汝瑰看来,也早已落后于军事理论和战略实践,总结起来就是“结硬寨,打呆仗”。

这套办法一旦遇到机动性、灵活性上去了的日军以及解放军,就根本不够用了。

郭汝瑰认为傅作义在援助锦州、奔袭张家口甚至偷袭西柏坡等具体行动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镇守华北也收到了不错的成效,因此对于傅作义的军事才能,可以说是毫不掩饰地欣赏。

“和平将军”张治中

另外一个令他感到敬佩的人,则是在1946年前后为促成国共和谈秉持诚意、付出巨大努力的张治中将军。

郭认为在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是唯一认真推动双方相互谅解的人,为了推动和平建国的大势而多方奔走、付出大量心血。

甚至再往前追溯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后延伸到北平谈判期间,张治中始终注重国家民族的团结、努力争取百姓福祉,无愧于“和平将军”的名号。

郭汝瑰形容张治中的为人是“人品厚重、忧国忧民”,是能够结成交情的朋友,也是他潜伏国民党阵营期间“唯一真心佩服的人”。

在1946年讨论局面微妙的东北问题时,张治中就力主要谨慎从事,充分考虑美苏双方的微妙关系,应以委曲求全为原则,力求和平解决东北问题。

在某次双方同场的晚会上,张治中曾感慨发言:“将来和平实现,应勿忘我张治中三上延安。”

郭汝瑰认为,仅从以国民利益为准、促成和平解放这一点出发,也足见张治中反对内战的立场,他的见识“胜蒋介石、陈诚辈远矣”。

虽然在仕途上陈诚可以算是郭汝瑰本人的“伯乐”,陈诚对他一路提拔信任有加,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对陈诚也并没有留下多少情面。

郭汝瑰生平

郭汝瑰出身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久,即遇到了蒋介石发起的“清党”,从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之后,他一路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回国后又进陆军大学进修,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当时陆军大学以培养高级指挥及参谋人员为主要方向,郭汝瑰在校期间就学业出众、见解也很独到,很受教师和校长的看重。

在陆大及随后的研究院深造期间,郭汝瑰又交上了新的“好运道”。

出于掌控各个机构、同时塑造自身人设的需要,蒋介石身上兼任了不少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领头人职务,陆军大学校长也就在那段时期成了他的新“兼职”。

如此一来,身兼黄埔出身、陆大出身双重背景的郭汝瑰,就成了蒋介石的“双料门生”。

众所周知蒋介石爱用同乡、爱用学生、爱用嫡系早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郭汝瑰又受到蒋介石心腹陈诚的器重,这为他在仕途上逐步走高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色,郭汝瑰的职位开始上升,从旅长到军参谋长,后来又担任暂编第五师师长等职务。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更是一年三迁,升任国防部作战厅长,得以接触机密程度极高的信息和决策。

在国民党内部,郭被视为“身穿黄马褂(黄埔军校),头戴绿头巾(陆军大学)”,同时又有“土木系”(国民党军十一师和十八军)的关联身份,人称陈诚“十三太保”之一,也是蒋介石面前的红人。

然而他耳闻目睹国民党内部种种互相倾轧、贪腐内斗的事实,并不认为这样的一群人能够改变现状,自然也谈不上什么未来。

奉命回到重庆后,他辗转暗地联络多年前的故旧任廉儒,终于成功建立了与共产党的联系。

在好不容易见到当时负责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后,他向对方提出请求,表明已不愿意再与国民党共事,想要到延安去。

董老表示理解他的想法,但也希望他能够从“发挥更大效用”的方向出发,仔细考虑在敌营中能够起到的作用。

郭汝瑰听了董老的剖析,再度全盘思考,最终接受了这一考虑,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内部,以获取更多的高层动态。

由于他的职务正处机要,他需要向蒋介石提供作战方案、汇报战况,并陪同前往各个战区视察。而这种种工作流程,正是他获得情报的天赐良机。

在重庆时,他负责主编的《国军战斗部队序列》,机密程度极高总共也不过打印了几份,但其中一份就在董必武手中。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国防部作战厅中将厅长,国民党军一切军事计划全都要经过他的手。

当时无人知晓,这些计划和情报一份送交蒋介石,而另一份就会被地下工作人员送往解放军一方。

天下无人不通共

郭汝瑰身处虎穴,从事风险极高的情报工作,也并不是没有遇到过怀疑和刺探。

实际上早在他担任暂五师师长时期,就因为行事作风与大多数国民党内部高官截然不同而受到怀疑。

在他接手暂五师师长职位时,之前的师长本是地方军阀,为了掩盖曾经贪污军粮的劣迹,也送了一大批军粮给郭。

郭汝瑰接受这批“贿赂”之后,既未上交也不声张,而是悄悄把军粮换成钱开办农场,用以解决军队内伤残军官家属的生活问题。

而且不同于其他人一旦上任就大力培植亲信、安插私人,郭汝瑰当上暂五师师长时只带一个警卫一个秘书,其余全都保留原职或者另选有才干的人。

私人生活方面,他不贪不赌、居家不追求奢华享受,这种作风也引来了不少怀疑。

杜聿明曾经因为多次会议上的意见抵触而怀疑郭汝瑰“有问题”,于是借故到郭家去拜访,实则是打算观察虚实。

然而进门一看,当时已经身居高官的郭汝瑰,家里居然十分寒酸,没小老婆、没佣人,连家里的沙发都破得露出弹簧,家人穿的袜子也有补丁。

吃顿饭吧,饭菜也十分的简陋清贫,在开饭之前,郭汝瑰还要求孩子们先背诵“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种完全不像“国民党高官”的作风更是加深了杜聿明的怀疑,他向蒋介石进言,认为郭绝对是共产党方面的间谍,敦请蒋介石进行彻查,然而蒋介石却认为为官清廉是好事,甚至堪为其他高官的表率。

同样因此而怀疑他的还有参谋次长刘斐,这次蒋介石不惯着他了,甚至大怒把刘斐骂了一顿,说难道国民党就必须又贪又赌吗?

然而蒋介石更想不到的是,刘斐同样也是地下党,只不过他和郭之间谁都不知道对方底细,所以遇到可能被怀疑的情况才会向对方甩锅罢了。

这些轶事后来解密,被称为“天下无人不通共”,但这也侧面反映出来,当时国民党内部的腐化堕落已经成为了主流和大势。

结语

长期身处敌营,在胆大心细的同时仍能保持毫不动摇的信念,这本来就要求极大的毅力和恒心。

在“暗棋”的位置上,郭汝瑰为解放战争的进展、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极大贡献,可以说是解放军的一张隐蔽王牌。

在淮海战役中,他及时将有关全美械的整编七十四师情报送到解放军一方,而华东野战军在情报占优势的前提下布置计划坚决执行,最终全歼了这一“王牌”,击毙其师长张灵甫,孟良崮之战也成为华东战局的标志节点。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保密、时局等种种原因,郭汝瑰的身份并没有第一时间公开,他提出的党员身份问题也一时未能解决。

但他也并没有退缩气馁,而是用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组织编撰了《中国军事史》等著作,当时国家下发的编撰经费尚有部分剩余,他也专程前往交还。

直到1980年,他再度提交的入党申请才得到批准,1997年不幸因车祸逝世。

在他的追悼会上,军委对他的一生做出了极高评价,称郭汝瑰同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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