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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生命：童年回顾 （加拿大）爱丽丝·门罗 陈荣生 译
（图片欣赏——区怡摄/湛江） 小时候，我住在一条漫漫长路的尽头，或者说，这条路在我看来是漫长的。我从读小学开始，然后到读高中，一直都是沿着这条路走回家的。在我身后，是那真真实实的小镇，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有人行道，天黑后还有街灯。小镇终结的标志是横跨梅特兰河的两座桥：一座是狭窄的铁桥，有时候，汽车从这里经过时会陷入麻烦，也就是说哪辆车应后退让另外一辆车先过，而且桥上的木板人行道偶尔会有一块木板不见了，让你可以直接看到脚下那明亮而行色匆匆河水。我很喜欢这种情景，但最终总是会有人来换上新的木板。 然后，就是一个小小的山谷，几座东倒西歪的房子，它们每年春天都会被洪水淹没，但人们，各种不同的人，总是不管不顾地来了就住进去。然后，就是另外的那座桥，在磨坊引水槽之上，引水槽很窄，但水深足以把你淹没。在那之后，路分岔开了，其中一条向南上到一座小山上，再次跨越那条河，就变成了一条真正的公路，而另外一条则缓缓地绕过旧集市场向西而去。 那条向西的路就是我走的路。 还有一条向北去的路，它有一条很短的，但却是真正的人行道，而且有几栋房子紧靠在路边，就像城里的道路那样。其中的一栋房子的窗口挂着一个招牌，上面写着：“盐茶”。这表明那里曾经销售过各种杂货。那里有一所学校，我在那里耗费了我两年的人生，而且再也不想看到它了。经过多年努力，母亲终于让父亲在镇上买了一座破旧小屋，这样他就可以在镇上交税，我就可以到镇上读书了。结果证明，她没必要那样做，因为就在我开始在镇上读书的那一年的那一月，政府与德国宣战了，而且我原来就读的那所老学校，即欺凌者抢走我的午饭还威胁要揍我、大家在喧闹中似乎什么也没有学到的那所老学校，仿佛被施了魔法，被一分为二，只有一间教室和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可能是在课间休息时没有锁门。看起来，那些原来优雅却突然袭击地问我是否想做爱的男生，都渴望能够得到一份工作，就如同他们的哥哥渴望去当兵一样。我不知道当时学校的厕所是否有所改善了，但它们一直是最糟糕的事情。我们在家的时候不出去外面的厕所，但那些厕所是很干净的，甚至有油毡地板。在那所学校，可能是轻视或其他什么原因，似乎没有人费心机去瞄那些小孔观看。在镇上，我也有很多方面的不易，因为其他同学从一年级开始就在一起了，而且有很多事情我还没有学会，但是，看到新学校的的那些干干净净的桌椅，听到抽水马桶发出的城市高贵声音，也算是一种安慰。 在我就读的第一所学校里，我倒是结交了一位朋友。一个女生，我就把她称作黛安吧，她是在我读二年级的时候中途转学过来的。她年龄与我相仿，住在那些有走道的房子的其中一栋。有一天，她问我是否会跳苏格兰高地舞，我说我不会，她就说愿意教我。就这样，我们放学后去了她家。她母亲已经去世，她过来与祖父母住。她对我说，要跳苏格兰高地舞，就得有踢踏鞋，她有踢踏鞋，当然，我没有，但我们的脚大小几乎相同，这样在她教我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交换鞋子了。后来我们口渴了，她奶奶给我们水喝，但水是从一口挖掘的井里打来的，很可怕，就像在学校喝的水。我解释说，我们家有一口机钻井，那里的水很好喝，她奶奶没有生气，而是说她真希望他们也能有那样一口井。 但很快，我母亲出现在屋外了，她去了学校，知道了我的去向。她按汽车喇叭召唤我，甚至没有回应奶奶的友好挥手。我母亲不常开车，她一开车，气氛就变得紧张而严肃。在回家的路上，她对我说，我再也不能进那所房子了。(事实证明这并不难，因为黛安几天后就不再来学校了——她被送走了。)我告诉妈妈黛安的妈妈死了，她说是的，她知道。我告诉她有关苏格兰高地舞的事，她说我有机会学跳的，但不是在那所房子里。 我当时不知道她妈妈是妓女，死于某种疾病，似乎是当妓女时染上的。她想葬在家里，我们教堂的牧师也为她举办了葬礼。他在葬礼上讲的话引起了争议。有些人认为他应该把这些话删掉，但我母亲认为他说的是对的。 他说的是：“罪孽的报酬是死亡。” 在此事过了很久之后，或者似乎是过了很久之后，她才告诉我这些事情的，那时我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即她说的很多事情我都讨厌，特别是当她用那种颤抖的，甚至是激动的有罪的声音而且这种震颤似乎越来越有规律，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我不时地会遇到戴安的奶奶。她总是给我一种有点皱巴巴的笑容。她说我能继续去读书真好，她说起了戴安，说她也继续读书，但没说在哪里读书，还说她读了很长一段时间，尽管没有我那么长久。据她奶奶说，戴安在多伦多一家餐馆找到了一份工作，上班时穿的是有珠片的衣服。当时我已经够成熟了，也够刻薄，假设那也是一个要脱掉珠片衣服的地方。 戴安的奶奶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认为我在学校就读了很长时间的人。沿着我回家的路，有一些离路边远些的房子，不像镇上的那样，不过这些房子并不是很值钱。其中的一座房子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上，是属于威特立·斯特里兹的，他是一战时的一位独臂老兵。他养了几只羊，有一位妻子，我只见过她一次，当时她在加油站往提水桶里注水。威特立喜欢拿我在学校读书的年头开玩笑，说我永远也过不了考试关，真是个遗憾。我也拿这个来开玩笑，假装那是真的。我不知道他真正想的是什么。这是你在路上认识人的方法，而且他们也能认识你。你得打招呼，他们也会跟你打招呼，还会说些天气如何等话。如果他们有车，而你在走路的话，他们就会送你一程。这跟真正的乡下不一样，乡下人通常知道彼此的家里有什么，大家都是以差不多的方式谋生的。 我读完了五年高中，所花的时间并不比任何其他完整读完五年高中的人多。但很少学生这样做。那时候没人预期有多少人进入九年级之后，到十三年级结束时就会有多少人充满知识地毕业出来。很多学生会去做兼职，而且会逐渐地将兼职变为全职。女生会结婚生孩子，或者生孩子了再结婚。到了十三年级，原来一个班里的学生只剩下约四分之一了，这时让人有了一种有学问的感觉，很有成就的感觉，或者只是一种抓住的特殊的宁静的不切实际之事，无论以后你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似乎我与大多数在九年级时认识的人已经隔世了，更不用说在那第一所学校的人了。 在我们的饭厅的一个角落里，每当我把伊莱克斯牌洗衣机移出来拖地板时，总是有件东西让我感到有点惊讶。我知道它是什么，是一个很新的高尔夫球袋，里面装着高尔夫球杆和球。我只是想知道它在我们家里是用来做什么的。我对这种游戏几乎一无所知，但这是哪些人玩的我有我的想法。他们不是那些穿工作服的人，像我父亲那样，尽管他去市区时要穿上更好的工装裤。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想象我母亲穿着那种你得穿的运动服，在她那好看的烫发上围着一条丝巾。但她是不会尝试把球打入洞内。她肯定是不会做出这种轻浮行为的。 她一定是在某个时候有过不同的想法。她一定是想过她和我父亲会改变自己，成为不一样的人，从而能够享受某种程度的悠闲。打高尔夫球。曾经派对晚宴。也许她让自己坚信，某些边界是不存在。她已经努力让自己离开了贫瘠的加拿大土地上的一家农场，这家农场比我父亲所离开的那家农场更加没奔头，而且她已成为一名教师，说话橫得让亲戚都不太敢在她身边。她或许是这样想的，经过这样一番努力，她在任何地方都将会受到欢迎。 我父亲的想法却不同。他并不认为镇上的人或任何其他人真的就比他好。但他相信，他们以为他们比他好。他宁愿永远不给他们机会来证明这一点。 在高尔夫球这个问题上，似乎是我父亲赢了。 他并不满足于按照父母期望的方式生活，也就是接管他们那已经很像样的农场。当他和我母亲离开了他们的社区，在一个不熟悉的小镇附近的一条路的尽头买下了这片土地时，他们的想法几乎肯定是通过饲养银狐，以及后来又饲养水貂来致富。而作为一位年轻人，我父亲发现自己更喜欢去冒险，而不是在农场帮忙或去上高中——而且他也比以前更富有了——这个想法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之后，他就决定了要那样做，而且是要做一辈子。他把积蓄的钱都投了进去，我母亲把她当老师的积蓄也投进去捐了。他建造了围栏和棚舍，让那些动物可以居住，他还搭起了铁丝墙，把它们囚禁起来。那块地有五英亩大，大小正合适，有一块草地和足够的牧草供我们自己养的牛吃，还有那些老马，它们是等着被用来喂狐狸的。牧场一直延伸到河边，有12棵榆树可遮荫。 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当时有很多杀戮。那些马要被宰杀制作成肉，而且每年到了秋天，那些毛皮动物都要被清除掉，只留下种畜。但我对此已经习惯了，可以轻易地忽略它，并为自己构建一个场景，使其净化得像我喜欢的书中的某些东西，比如《绿山墙的安妮》或《银灌木的帕特》。我有榆树的帮忙，它们高高地覆盖在牧场和闪光的河流的上空，还有一股令人惊喜的泉水，从河堤溢出到牧场上，为那些劫数难逃的马和牛提供了水，也为我提供了水，我是用捡到的一只锡杯来装水的。周围总是有新鲜的粪便，但我却视而不见，就像安妮在绿山墙所做的那样。 在那些日子里，我有时得帮我父亲，因为我弟弟还没长大。我把淡水抽出来，在围栏里走来走去，清理动物们的饮水罐，再给它们灌满水。我喜欢这样。这种活的重要性，经常的独处正是我所喜欢的。后来，我不得不留在家里帮我母亲，我充满了怨气，说的都是要争吵的话。这种做法被称作“顶嘴”。她说我伤害了她的感情，结果是她会去谷仓投诉我，向我父亲投诉。然后他不得不中断工作，用皮带抽打我。之后，我会躺在床上哭泣，计划着出走。但那个阶段也过去了，我变得听话了，甚至开心起来了，因为我滑稽地复述了在镇上听到的事情，或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 我们的房子相当大。我们不知道它建成的确切时间，但肯定还不到一个世纪，因为第一位居民是在1858年在一个叫做博德明的地方停下来的，该地现在已经消失，他为自己建造了一条木筏，沿河下来清除掉土地上的树木，后来那里就成为了一座村庄。这个村庄在早期很快就有了一家锯木厂、一家旅馆、三座教堂和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就是我最初的那所学校，是我非常害怕的一所学校。后来，在河上建了一座桥，这座桥让人们渐渐明白在河对岸，即在更高的地面生活方便多了，而原来的居民逐渐减少，移居到我提到过的当时还是很不出名的独特的半村。 我们的房子不会是那个早期定居点的首批房子之一，因为它是用砖盖的，而其他房子都是用木头做的，但它可能是在不久之后就建造的。它背对村子，面朝西，不远处就是河的大拐弯处。河那边是一片深色的常青树，可能是雪松，但太远了看不清。再远一点，在另一个山坡上，是另一座房子，它很小，离我们很远，正对着我们的房子，我们永远不会去拜访，也不会知道它的具体情况，它就像故事里的小矮人的房子。但是我们知道住在那里的人的名字，或者是曾经住在那里的人，因为他现在可能已经死了。他的名字叫罗利·格兰，尽管他有着侏儒的名字，但在我现在写的这篇东西里，不会再有与他相关的任何章节了，因为这不是一个故事，而是生活。 我母亲在生我之前经历过两次流产，所以当我在1931年出生时，她一定有某种满足感。事实上，我父亲涉足皮草生意只是有点太晚了。他所希望的成功更可能出现在二十年代中期，当时皮草刚刚流行，人们也有钱。但那时他还没有开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活了下来，直到战争开始和整个战争期间，甚至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肯定是有过一阵令人鼓舞的骚动，因为我父亲就是在那年夏天把房子建造起来的，而且在传统的红砖上加了一层棕色油漆。由于砖块和木板的安放方式有些问题，所以它们并没有像预期那样把寒冷挡在外面。人们认为那层油漆会有帮助，尽管我不记得它曾经有过帮助。此外，我们有一个浴室，一辆没用了的自卸车变成了厨房的橱柜，带开放式楼梯的大餐厅变成了一个带封闭楼梯的普通房间。这一变化以一种未经核准过的方式安慰着我，因为我父亲总是在餐厅打我，让我曾经想为这一切的痛苦和耻辱而去死。现在好像一切都消失了。这种事我甚至都不敢想象会发生。那时我在上高中，每年都有进步，由于不再要做那些缝边和用直笔写字等事情，社会学变成了历史，就可以学习拉丁语了。 然而，过了那个乐观的重新装修的季节之后，生意又枯竭了，而且这次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我父亲先是杀掉所有的狐狸，然后就是那些貂，而价格真的是低到令人无法相信。在这之后，他花了几天的时间拆掉所有的棚舍，那可是他的企业的出生和死亡之地，然后到铸造厂工作，早上5点钟出门，半夜才回到家。 此时，我已经是在当地读书的最后一年了。我放学后一回到家，就去给我父亲做午饭。我会炸两片面包卷，并在上面涂上很多番茄酱。我往他的热水瓶里倒入浓浓的红茶。我加了一个上面涂了果酱的麸皮松饼，或者一块很大的土制馅饼。有时我在星期六做馅饼，有时是我妈妈做，尽管她的烘焙技术越来越靠不住了。 一些更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了，而且这事比失去收入更具毁灭性，尽管我们当时还不知道。那是帕金森氏症的早期症状，它在我母亲40多岁时就出现了。 一开始，还不是太糟糕。她的眼睛只是难得地茫然地抬起来看她的头，她嘴唇周围能看到的就是往下流的唾液分泌物。她早上借助其他人的帮助，还可以穿好衣服，偶尔也可以做些家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内心一直保持着某种力量，真的令人惊讶。 你也许会认为这太恐怖了。生意没了，我母亲的健康也在消失。这在小说里肯定是很可怕了。但奇怪的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时候并不是不快乐的。我们家里并没有特别绝望的气氛。也许当时我们没人懂得，我母亲的病情不会好转，只会更糟。至于我的父亲，他有他的力量，而且还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喜欢和他一起在铸造厂工作的那些人，他们大多数都跟他一样，都经历过某种低迷期，或者承受过生活给他们增加的额外负担。除了做一个早起的守夜人，他很喜欢他所做的这份富有挑战性的工作。这份工作是将熔化了的金属倒入模具中。铸造厂生产销往世界各地的老式炉具。这份工作很危险，但就像我父亲说的，你自己得小心。而且这份工作报酬也很合适——对他来说是件新鲜事。 我相信，他很高兴能离开，即使是去做这种艰难而危险的工作。为的是能走出家门，去和其他有问题但却充分利用一切的人为伍。 他一走，我就开始准备晚饭。我可以做一些我认为是异国情调的东西，比如意大利面条或鸡蛋饼，只要它们便宜就行。碗碟洗好之后，我妹妹就得拿去擦干，我弟弟就得将洗碗水端到漆黑的田野里，尽管他总会唠唠叨叨个不停，而我则坐下来，把脚伸进还温暖的炉子里，阅读那些我从镇图书馆借来的大部头小说，如《独立的人》，这本书讲的是在冰岛的生活，那里的生活远比我们的更难，但却有着无望的宏伟；或者《追忆似水年华》，书里讲的东西我一点儿懂，但我不会只是因此而放弃；或者《魔山》，讲的是结核病。我从来没有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内做作业，但要考试的时候，我会俯下身子，几乎通宵不睡，把我认为应该知道的一股脑地往我头脑里塞。我有一种惊人的短期记忆，而且在需要用的时候相当有效。 很多次我都是这样应付过去了，所以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 有时候，我母亲和我交谈，她大都是说她年轻时的事情。此时，我很少反对她看待事物的方式了。就连她那颤抖的声音，尤其是在她谈到性是多么神圣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小孩子的时候所浮现的颤抖，也是我此时可以忍受或不在意的了。 有好几次，她都在对我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一座房子有关，这座房子此时属于一位打过战的退伍军人，他名叫威特立·斯特里兹，就是那个惊叹我在学校呆那么长时间的男人。这个故事讲的不是他，而是一个早在他之前很久曾经住在那个房子里的人，一位疯老太婆，名叫内特菲尔德夫人。内特菲尔德夫人像我们大家一样，都是通过电话订购各种生活用品，然后等着送货到家。有一天，我妈妈说，杂货店忘了把她的黄油送来，或者是她忘了订购，送货小哥打开卡车的后门时，她看到了那个错误，感到很沮丧。但不管怎么说，她已有准备。她手里拿着斧头，举了起来，就好像要惩罚杂货店来的送货小哥，当然，这并不是他的错，他吓得跑进驾驶员座位，没关车后门就开走了。 这个故事有些令人费解的事情，但我当时没有想到它们，我母亲也没有。老太婆怎么能肯定黄油已经不见了？为什么她甚至在不知道是否能够找到差错之前就备好了斧头呢？她随身携带着它是以防会发生平常的挑衅？我母亲对我说，据说内特菲尔德夫人年轻的时候是一位贵妇人。 内特菲尔德夫人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故事，因为我是这个故事中的主角，而且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的房子里。 那是秋天的一个美好日子。我在外面那一小块新修整的草坪上，坐在我的童车上睡觉。我父亲当天下午外出了，也许是去他父亲的老农场帮忙，他有时会去一下。我母亲在洗手池洗衣服。因为是第一个孩子，所以有很多针织衣服和用品要仔细地用手水洗。在我的母亲面前没有窗户，因为她在洗手池洗和拧干那些衣服。如果要看外面的话，就得穿过房间到北面的窗口看。这让你能够看到车道，这条车道一直通到房子的信箱那里。 为什么我母亲要放下洗衣和拧干衣服去看车道呢？她并不是在期望有人来作伴。我父亲并没有迟回。也许是她让他去杂货店买些东西，是她做晚饭需要的东西，她只是不知道他是否能及时回来好让她做晚饭。她那时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厨师，事实上，她比她婆婆和我父亲家族的其他女性所认为的要好得多，而且她们认为没必要。她们会说，你看看她做饭菜的成本。 或者它可能跟做晚饭毫无关系，但只是涉及到他去提取的一个图案，或者是一块她要为自己做一件新裙子的材料。 她过后从来没有说过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我母亲的烹调感到担忧不是我父亲家人唯一问题。对她的衣服一定也有过一些议论。我想起了她总是穿着裙子，即使她只是在水槽里洗东西。午饭后她会睡半个小时，起床后总是换上另一套裙子。后来看照片时，我在想，当时的时装并不适合她，也不适合任何人。那些裙子都是不像样的，而且那剪短了的头发也不适合我母亲那丰满柔软的脸。但这不是我父亲方女性亲戚不喜欢的理由，她们住得都离她很近，完全可以监视她。她的错是，她看起来不像是她。她看起来不像是在农场长大的，也不像是打算留在农场的人。 她没有看到我父亲的车从车道开下来，反而是看到了老太婆内特菲尔德夫人。内特菲尔德夫人一定是走过来了，从她自己的那座房子过来的。很多年之后，在这同一座房子，我会看到那个取笑我的独臂男人，和只是在加油站见过一次的他那戴假发的妻子。早在我知道这位疯女人之前，她就是为了一些黄油，从这同一座房子拿着斧头出来追赶那个送货小哥的。 我母亲在发现她沿着我们的车道走下来之前，至少是见过内特菲尔德夫人几次。也许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话。不过，她们有可能有过交谈。我母亲可能强调要那样做，尽管我父亲告诉她没有必要。这甚至可能导致麻烦，他可能会这样说。我母亲同情那些不正常的人，只要他们是体面的。 但此时她并没有想到友好或体面。此时她从厨房门跑出来，把我从婴儿车里抄起来。她让婴儿车和被子留在原处，跑着我跑回屋里，把身后的厨房门锁上。她不用担心前门——它总是锁着的。 但还是有一个问题，不是吗？那就是厨房的门。据我所知，它从来就没有一把好锁。晚上，我们惯例就是把厨房的一把椅子靠在门上，把椅子向后倾斜，让椅背顶在门把手下面，这样，如果有人推倒它进来都会造成吓人的声响。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相当随意的保持安全的方法，而且也没有用，因为我父亲在家里有一把左轮手枪，放在书桌抽屉里。再说，在一个经常不得不射马的男人的房子里，自然会有一支来复枪和几支猎枪。当然，都是没上子弹的。 我母亲一但把门把手顶住了还会想到那些枪械吗？她一生中是否拿起过枪，或者给枪上过子弹吗？ 她是否想到这位老太婆可能只是来做一次邻里拜访吗？我觉得她没有那样想过。走路的姿势会看出不同，从老太婆走下车道的决心可以看出来。 也许我母亲祈祷了，但她没有提过这事。 她知道婴儿车里的毛毯被翻看过了，因为就在她把厨房门的百叶窗拉下来之前，她看到有一条毯子被扔在地上了。之后，她没有试图去把其他窗户的百叶窗拉下来，而是把我抱在怀里，原地站着不动，就不会被看到。 没有那种有礼貌的敲门声。也没有椅子被推的声音。没有砰砰响声。我母亲躲在餐桌旁的上菜架旁边，希望这种安静能让那个老太改变主意回家去。 但情况并不是这样。她围着房子走来走去，慢悠悠地，而且在楼下的每个窗户都要停一下。当然，遮挡风雪的护窗还没有装上呢。她可以把脸压在每一格玻璃上。由于天气晴朗，所有的百叶窗都拉到了最高处了。那个老太不是很高，但她不用伸长身子也能看到屋内。 我母亲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她不可能是抱着我跑来跑去，躲到一件又一件家具后面，心怀恐怖地往外偷看，为了看到那双瞪着眼睛，以及有可能是一个发狂的呲牙笑。 她一直呆在餐桌旁的上菜架旁边。除此之外，她还能怎么样？ 当然，我们家有地窖。房子的窗户太小了，没人能从窗户进来。但地窖门上没有内钩。可以说，被困在黑暗里会更可怕，如果那个老太最终闯进房子，从地窖的台阶走下来的话。 还有楼上，但要上到楼上，我母亲就得穿过大房间——也就是后来发生殴打的那个大房间，但这样的话把楼梯关上情况就不会那么糟糕。 我不记得我母亲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跟我讲这个故事了，但我好像记得，那是早期版本结尾的地方——我母亲躲起来后，内特菲尔德夫人把脸和手按在玻璃上。但在后来的版本里，有一个结尾说内特菲尔德夫人只是往里看。不耐烦或者是愤怒占了上风，然后就是平平砰砰的声音。她没有提到大喊大叫。老太婆可能没有气力大喊大叫了。或者，也许是她力量耗尽之后，忘了她来是为了做什么。 不管怎么说，她放弃了，她做的就这些。她来这些门窗走了一遭后，就离开了。我母亲终于鼓起勇气四处看了看，并得出结论，内特菲尔德夫人已经去了别的地方。 然而，直到我父亲回家，她才把椅子从门把手上拿开。 我并不想暗示我母亲经常讲这件事。这不是我得知道的保留剧目的一部分，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觉得很有趣：她努力拼搏进入了高中：她任教的学校，在艾伯塔省，学生们都是骑马来学校的；她在师范学校结交的朋友；经常玩的天真把戏。 我总是能理解她所说的话。别人听不懂的时候，我就是她的翻译，有时候，我感到很痛苦，因为我不得不重复她那些复杂的短语或她认为是笑话的话，我可以看到人们都很想走开不听了。 内特菲尔德老太婆的来访，我母亲是这样说的，并不是我需要提起的。但我一定是早就知道这件事了。我记得我后来有一次曾问她是否知道那老太婆之后怎样了。 "他们把她带走了，"她说。"她没有被留下来孤独死去。” 我结婚后，搬到了温哥华，但我仍然可以收到我童年小镇的周报。我想是有人给我订阅的，可能是我父亲和他的第二任妻子。通常，我几乎是不看的，但有一次，我看的时候，看到了内特菲尔德这个名字。这不是目前住在该镇的人的名字，但显然是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名妇女的婚前姓，她给该报写了一封信。这个女人和我一样，仍然订阅了她家乡的报纸，她写了一首她童年在那里的诗。 我知道一处长满青草的山坡 在清澈的河流之上 平静和欢乐的地方 非常珍贵的记忆…… 这首诗有好几节，我往下读着，开始明白她说的是我曾经认为是属于我的同一个河流区。 她说："我所写的诗句都是来自那个老山坡的记忆。如果它们能在历史悠久的贵报占一点空间，那真是要感谢你们。” 河上的太阳 与不间断的水泡玩耍 河岸的另一侧 鲜花狂野怒放…… 那是我们这一侧的河岸。是我的河岸。另一节写的是枫树林。我相信她记错了——它们是榆树，那时它们因荷兰榆树病全都枯萎了。 来信的其余部分让事情更清楚了。这位女士说，她的父亲——他名叫内特菲尔德——在1883年从政府那里买下了一块土地，是在后来被称为"下城"的区域内。这块土地一直延伸到梅特兰河边。 穿过鸢尾花镶边的溪流 枫树的阴影蔓延 河水浇灌的田野上 白鹅，被成群喂养 她没有写春天被马蹄玷污和毁掉了。还有那些马粪。如果是我，我也会这样做。 其实，我自己也写过一些诗，内容和形式都非常相似，虽然它们现在都丢失了，或者也许是从未被写下来。都是一些赞美自然的诗句，然后就有点难以收尾了。我写那些诗的时候，可能正是我对母亲非常不宽容的时候，而且那时我父亲正在鞭打出我的不近人情。或者是鞭打出我的污点，因为那时人们都会开心地这样说。 这位女士说她出生于1876年。她年轻时一直生活在她父亲的家里，直至她结婚了。这是小镇结束而农村开始的地方，它有着日落景观。 还有我们家的房子 我母亲根本不知道这一点，根本不知道我们的房子是内特菲尔德一家曾经住过的地方，而那位老太婆正在看她自己原来的房子的窗户，有这种可能吗？ 这是可能的。我老后，变得很有兴趣去查看各种记录，以及很乏味地去把事情弄清楚，我发现，在内特菲尔德卖掉它到我父母搬进来这段时间内，有几个不同的家庭曾经拥有过那所房子。你可能想知道它被处置的理由，因为那位女士还可以活几年呢。她成为寡妇没有钱了吗？谁知道呢？如果像我母亲说的那样，来把她带走的那个人是谁呢？也许是她女儿，即那个住在俄勒冈州写诗的女士。也许那个女儿，长大了而且在遥远的他乡，就是她在婴儿车里要找的人。也就是我母亲说的，珍贵的生命。 在我的成年生活期间，她的女儿就住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本可以写信给她，或者去拜访她。假如我不是那么忙于自己的年轻家庭和我自己那磨人的写作，假如我不是像她那样那么苛刻地对待文学和情感。但她可能会不高兴听到我可能告诉她的。当时我真正想与之交谈的人是我的母亲，而她再也无法与我交谈了。 我母亲最后一次生病我没有回家，我也没有回去参加她的葬礼。我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在温哥华找不到谁来照看他们。我们也付不起这笔旅费，而且我丈夫蔑视正式的社交活动行为，但为什么要怪他呢？我也有同感。我们说一些他们不能原谅的话，或者是我们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话。但是，我们的确是这样做了，我们总是这样做。 我母亲临终时，不知怎么地在晚上跑出医院，在城里乱转，直到一个根本不认识她的人看到她并把她带回医院。如果这是小说，正如我所说的，那就太过了，但它是真实的。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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