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眭达明 江西省粮食局 州邸以赂请有司飞驿送诏，既而宪宗自遣宦人持诏赐启，启畏使者邀重饷，即曰：“先五日已得诏。”使者绐请视，因驰归以闻，贬太仆少卿。 ——《新唐书. 房琯传附房启传》 三省制形成以后，唐朝政府任命官员都是根据任职者的不同级别，分别由中书舍人（任命中低级官员）和翰林学士（任命高级官员）负责起草授官文书。文书写好之后，再抄一份，一本为底，一本为宣，底本留于中书省（或翰林学士院）存档，宣本送至门下省，经门下省长官侍中审查，给事中驳正后，呈给皇帝批准。宣本经皇帝签批同意后作为正本留门下省存档，另由门下省抄录一份复本，写上“制可”字样，盖印后送交尚书省颁发执行。尚书省收到文书时注明日期，作为公文办结的时限，然后按文官和武官，分别交给吏部和兵部抄写若干复本正式颁发。唐朝一份授官文书的起草、审核、批准、颁发诸程序，大致如上所述。 按理说，一份授官文书到了颁发环节，整个公文办理的流程差不多就走完了，但中晚唐以后，随着官员日趋腐败，却枝节横生。宦官奉命颁发公文，到了地方往往借机吃拿卡要，向地方官索取不菲钱财，而部分地方官也乐得奉赠。 《资治通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正月，唐宪宗大赦天下，赦令中有一条规定说：“从今以后，各地官员到京城汇报请示工作，不得向有关部门和个人进贡财物。”宦官头目、知枢密刘光琦奏请派宦官分赴各地颁发赦令，以便索取地方“孝敬”。翰林学士裴垍和李绛坚决反对，奏称：“朝廷派出的使者到地方烦扰太甚，不如只将赦令交付驿传送达。”宪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刘光琦却援引惯例，坚持要求派宦官去送赦文。唐宪宗说：“如果惯例是正确的，自然要依从惯例；如果惯例是错误的，为什么不能改正呢？！” 由此可见，元和三年前的一个时期，唐朝地方官到京城汇报请示工作按例要向有关部门和个人进贡财物，对到当地颁发公文的宦官也要“有所表示”，甚至要想方设法满足宦官的无理要求。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与当时宦官取得的特殊地位是分不开的。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皇帝对拥兵自重的节度使逐渐失去控制，又疑惧将领掌握兵权后叛乱，只好重用宦官，使其掌握禁军。唐代宗时设置枢密使，掌“承受诏旨，出纳王命”，令宦官担任，机要大权也落入宦官之手，从此宦官权势日渐坐大。这些宦官对外勾结藩镇，朋比为奸；对内结交大臣，左右朝政。他们不仅能够随意任免将相、赏罚朝臣，甚至皇帝本人的废立也在其股掌之间。从公元806 年唐宪宗即位到公元903 年朱温诛杀宦官近百年间，唐王朝的九个皇帝中七个由宦官扶立，剩下的两个为宦官所杀。唐宪宗就死于宦官之手，尽管宪宗即位后有志于廓清朝政，政治局面也曾为之一新，但他对宦官依然宠任如故，最终却遭宦官毒手，令人唏嘘。 宦官握有如此之大的权力，各级地方官吏自然会争相讨好巴结，在这种情势下，向前来颁发公文的宦官赠送财物，就没什么奇怪的了，这叫感情联络或人情世故，礼多人不怪。让下面看不惯或说忍受不了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宦官因为拥有绝对权力，贪欲无限扩大，不仅对于地方官主动赠送的财物全部“笑纳”，而且常常狮子大开口，公然向地方官员勒索。古代虽有十官九贪之说，但毕竟还有少数官员是比较正派和清廉的，对于这些官员来说，贪得无厌的宦官就像豺狼虎豹一样可怕。为了防止宦官借传旨之名前来勒索，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终于发生了地方大员勾结吏部私相授受任职文书的怪事。 当年四月，房启由邕管经略使升任桂管观察使。经略使一职始设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是沿边重要地区的边防军事长官。观察使，全称观察处置使，负责考查州县官吏政绩，后来又兼理民事，管辖的地区为一道。凡不设节度使的地方，即以观察使为一道的行政长官；设节度使的地方，观察使一职由节度使兼任。由此看来，经略使只是边防军区的司令，观察使则是大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早在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 年）五月，房启即被任命为邕州刺史兼邕管经略使。当时，王叔文等人执掌朝政，作为王叔文一党的房启由小小的万年县令一下子提升为邕管经略使，是政坛上引人注目的一件大事。不仅如此，王叔文还曾暗中许诺，将任命房启为荆南节度使。然而王叔文等人领导的“永贞革新”不过半年就失败了，房启自然没有当成荆南节度使，但他似乎也没有受到更大牵连。 在邕管经略使岗位上干了八九年的房启，终于如愿以偿，从州一级长官升为道一级长官，本是一件让人激动和高兴的事情，但当他从邸报上得知这项任命后，却担心送任职文书来的宦官要价太高，自己难以应付，很是忧虑。于是，眉头一皱，想出个馊主意来。他令州邸（即本州驻京办事处）工作人员向吏部上下打点，先把任命书拿到手，然后通过驿传飞递回来。心想：既然已经拿到任命书，宦官就没有理由到邕州来，自己也就可以省下一笔巨资了。 吏部官员见钱眼开，一点办事程序和规则都不讲，居然将如此重要的人事任命文书私自交给了“邕州驻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房启通过“邕州驻京办事处”得到的任命书，就是吏部抄写的复本之一。 据史料记载分析，大约在六月中下旬，代表皇帝当面宣诏的宦官还是到了邕州。这是房启意想不到的。他怕宦官勒索自己，就实打实说：“五天前我就拿到任命书了”，因而拒绝接受他们送来的“圣旨”。宦官们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奇事，就哄骗说：“你的文书肯定是假的，不然，拿给我们看看。”经验证，这份文书的确是真的，宦官们只好悻悻而回。 宦官回去一汇报，唐宪宗大怒，下旨调查清楚后，将吏部经办人员狠狠杖打了一顿，并处罚了他们的顶头上司吏部郎中。房启则降职使用，于当年七月改任太仆少卿，桂管观察使一职改由安南都护马总担任。 做了八九年邕管经略使的房启，好不容易成了一方诸侯，却因为害怕宦官勒索而拒绝接受他们送来的任职文书，结果还没有走马上任就丢了官。房启气不过，便递了份“检举信”给皇帝，说宦官到邕州后，送来的文书虽然没有留下，但还是带走了十五个南口（指南方边远地区被贩卖的人口）作为礼物。唐宪宗怒不可遏，查实后，将宦官季建章杖一百，处死，房启亦罪加一等，贬为虔州（今江西赣州）长史。这是当年九月间发生的事。之后，唐宪宗又发诏：严禁“五管（指今岭南地区。唐称广、桂、容、邕、安南五府为岭南五管）、福建和黔中（辖今湖南西部及毗连的川、渝、黔区域）”各道人口贩卖和赠送。两年后，房启在虔州郁郁而终。 房启为逃避宦官索重贿，想省一笔送礼钱，结果却演弄出这场悲喜剧来，说来既可笑，又可怜。只有在贿赂成风、政由贿成的旧时代，才会出现这种地方大员勾结吏部私相授受任职文书并拒绝接受“圣旨”的怪事吧。 （来源：秘书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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