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丨吴宗国: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一 

公元615年，隋末农民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李渊被隋炀帝派到山西去镇压农民起义，十七岁的李世民也跟随其父李渊前往。617年李渊在太原起兵，李世民与长兄李建成分别率领右军和左军，攻打长安。618年唐朝建立后，李建成以嫡长子而为太子，通常留居长安，协助唐高祖李渊处理军国大事。李世民被封为秦王，经常领兵出征，先后削平了陇右的薛仁杲、山西的刘武周和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等割据势力，并镇压了窦建德和刘黑闼起义军，立下了赫赫战功，威望也大大提高。随着刘黑闼和辅公祏两支起义军被镇压下去，李世民和李建成兄弟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激烈起来。

尽管兄弟二人争权夺利，势不两立，但他们与父亲李渊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那就是李渊主要是依靠关陇、关东和江南的贵族和士族，而他们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都与关东即现河南、河北和山东地区的一般地主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就他们二人而言，李建成旧史说他为人宽简，性颇仁厚，本人很有政治才干，手下属官魏征，王珪、韦挺更是当时卓越的治国之才；但由于其太子地位，更多地受到贵族们的包围。他的军事经验不如李世民丰富，办事也缺乏李世民那样的魄力，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这些都是严重的弱点。李世民一直跟随在李渊身边，熟悉官场斗争，太原起兵后，长期率军作战，培养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并逐步克服了单纯军事观点，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从双方力量对比来看，无论是在长安还是在外地，李建成都稍见上风，特别是李建成具有太子身份，按照封建正统观念，其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因此，李世民依靠手下的谋臣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和骁将尉迟敬德等于626年（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动了玄武门之变。他预先在长安宫城北门玄武门设下伏兵，乘李建成入朝，亲自射杀了李建成，其四弟李元吉也被尉迟敬德杀死。事变后，李世民做了太子，“总统万机”，获得了最高统治权。他对于建成、元吉党羽，一无所问；并派曾多次劝说李建成及早除掉自己的原太子洗马魏征宣慰山东，听以便宜从事，很快稳定了山东和全国的形势。八月李渊被迫退位，李世民正式做了皇帝，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

二

唐太宗懂得，天下“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资治通鉴》卷一九二）他虽然可以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得皇位，但要使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下去，还必须有一套治国安民的办法。因此他很重视学习历代封建政治学说，并经常和大臣一起研究各个朝代兴衰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隋朝，以隋炀帝为首的隋朝统治集团，由于本身的腐朽和扩大剥削的贪欲，只看到府库丰溢，甲兵强盛，因而忘乎所以，倒行逆施，兴建了许多浩大的工程，发动了不断的战争，使得劳动力大量死亡，生产无法进行，“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同上卷一八一）终于导致了隋朝的灭亡。这一点贞观君臣谈得很多。王珪对太宗说：“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贞观政要》卷八《论务农》）唐太宗也认识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同上）他总结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同上卷一《论君道》）统治者如果违反这个安人之道，赋敛不已，剥削超过了人民所能负担的限度，人民就会起来造反。他们在谈话中反复引用《荀子·王制篇》所说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把国君比作船，把老百姓比作水，认识到水可以把船浮起来，也可以把船翻掉。因此统治者必须“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必须节制自己的奢欲，保证老百姓“不竭其力”，生产能正常进行。只有这样，统治者才能常有饭吃，常有马骑，封建国家才不致遭受覆舟之患。唐太宗并经常以此来训诫太子和诸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唐太宗决定采取“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方针，以恢复发展生产，迅速缓和阶级矛盾。

为了保证上述方针的执行，唐太宗把“任贤能，受谏诤”作为两条根本的措施。他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并且根据这些标准逐步调整了最高统治机构的成员。他把高祖时重用的裴寂、萧瑀、宇文士及等腐朽无能而又无学识的贵族大臣排除出宰相的行列；同时提拔了既博通经史，又熟悉农民战争后关东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并富有政治才能或军事才能的魏征、李勣、张玄素、马周等一般地主或中下层官吏出身的官员担任宰相和三省要职；任用娴于经史子集的江南儒生做文学顾问之臣，给他讲论经史，商榷政事。他还拒绝了秦府旧臣担任高官和宿卫的要求，而根据他们不同的才能授给相应的官职。对于其他势力归唐的官吏和他的政敌原太子建成的党羽，只要确有才能，他也都加以信用。

唐太宗注意发挥各级官员的作用。他逐步扩大了宰相的名额。唐初以门下省长官侍中、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和尚书省长官左、右仆射为宰相，唐太宗又不断任命一些资望较浅或品位较低的官员以本官加带参预朝政、参知机务等头衔为宰相，参加政事堂议事。军国大事都要先由宰相在政事堂议决，然后由皇帝批准颁行。他并且申明旧制，凡军国大事，中书舍人要各署己见，诏敕写成后，要经过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再交由给事中、黄门侍郎审定，有不合适的地方，都要据理论奏。这些措施对于集思广议，避免权臣专权，君主独断，保证法令、政策和各种决定的恰当，都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紧缩开支，提高行政效率，贞观元年（627）唐太宗下令并省了唐朝建立过程中为安置归唐的各种势力而割置的州县，并把中央各部门的文武官员从二千多人精简为六百四十三人。

唐太宗厉行法治，注意保持法令的相对稳定，不使法令数变，使百官有法可守。他要求君臣都遵守法令，一切定于法，而不要以皇帝一时的喜怒和片言只字作为标准。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过：“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他要求大臣“正词直谏”，并且保证只要是“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贞观前期，唐太宗很注意兼听纳谏，并且鼓励臣下犯颜直谏。贞观四年，唐太宗要修复洛阳乾元殿，张玄素谏止，认为役疮痍之人，有甚于隋炀帝。太宗问他那么和桀纣相比呢？他回答说，如不停止，最后同归于乱，和桀纣也是一样。唐太宗终于接受了他的意见，认为他能以卑干尊，坚持己见，很不容易，赐给他绢二百匹。连魏征也称赞张玄素有“回天之力”。

唐太宗李世民像

唐太宗还努力学习经史。他命魏征等编纂了《群书治要》，摘要汇集了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和历代史籍的主要内容，作为自己和诸王学习的材料；他下令设立了史馆，修定完成了《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晋书》等六部史书，以为统治鉴戒；他还设置了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以本官兼学士，在听政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典籍，商略政事。唐太宗曾对公卿说，自己“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理而风移俗变”。（《贞观政要》卷十《慎终》）从唐太宗和群臣的谈话中言必孔孟诸子的教导，语必历代兴亡的教训，以及本文中所提到的贞观时期的各项政策措施来看，唐太宗读书确是非常认真，并卓有成效的。而当时群臣的建议和谏诤，也同样是引经据典，时刻提醒唐太宗“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居安思危”，“慎终如始”，这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君臣论治”的主要内容。

正是在贞观君臣论治的基础上，形成了唐太宗兼听纳谏，广任贤良，大臣敢于坚持自己意见这样一种封建社会少有的政治局面。这对于贞观时期生产很快恢复，社会迅速安定，起了保证和促进作用。

三

隋炀帝统治时期，“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隋书·食货志》）劳动力大量死亡，社会生产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河南、河北和山东地区隋时有户口470万户，贞观时才70万户，只及隋时的七分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首先是轻徭薄赋，注意不夺农时。唐政府推行以庸代役的制度，尽量减少徭役的征发。丁男每年二十天的徭役在河南、河北和山东地区一般都纳绢布代替。长安附近的关中地区虽然“差科非一”，兵役徭役较多，但也注意不夺农时。即使像打突厥这样重要的战争，也是放在贞观三年十一月到次年二月这一段冬闲时进行的。这样，就不仅从制度上，而且从具体执行上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二是鼓励垦荒，注意救灾。唐朝政府鼓励农民还乡把荒废的土地开垦出来，流亡的农民归来，可减免赋税，有困难的并给以一定的粮食救济。贞观初，水旱蝗灾连年不断，唐太宗命地方官吏对逃荒农民加以组织和安排。灾年过后，农民又都还归乡里，这也保证了已垦土地不致荒废。

三是促进人口增殖。唐太宗要求青年男女适时婚配，鼓励寡妇再嫁。贞观三年唐太宗命诸州设医学。唐太宗还用御府金宝赎回被突厥俘去的男女八万口。这些都是唐政府为增加劳动力而作的努力。

四是修复了关中、河南等地原有的渠道，又在关东、河东等地新建了一些水利工程。

在唐政府实行上述恢复发展生产措施的条件下，社会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唐初以来，自长安至于岭南，自洛阳至于山东，由于人烟稀少，田野荒废，道路萧条，行旅必须自带粮食。而到贞观八、九年，行旅就可以取给于路了，山东村落还能厚加供给。米粟的价格也长期保持在每斗三四钱的水平上。社会秩序也安定下来，“商旅野次，无复盗贼”，这是广大农民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劳动，战胜生产资料缺乏、水旱虫灾等各种困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但是，也应该看到，从全国情况来说，贞观时期的经济还远远没有达到隋的水平。贞观十五年，河北定州一带的情况是“田畴虽荒，渐加垦辟”。荒地仍然是大量存在的。全国人户，直到永徽初，也才增加到380万户，比起隋的900万户还差得很远。社会财富和国家府库也都是很薄弱的。因此，要赶上隋朝的水平，超过隋朝的水平并向前发展，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程。

四

魏征曾对唐太宗说过：“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唐太宗虽然还没有达到“日陵月替，以致危亡”的程度，但也没有逃脱“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这一规律。贞观十一年（637）已经是“营缮不休”，“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到贞观十六年更出现了农民为逃避赋役而自断手足的情况。唐太宗在他去世的前一年（贞观22年，648）自己也承认：“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通鉴》卷一九五、一九六、一九八）说得尽管严重，但是他在刚即位时经常谈到的“为君之道”，“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贞观政要》卷八《论务农》）等等，早就丢到一边去了。他并且不无得意地说，“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通鉴》卷一九八）骄矜之色，溢于言表。

在用人方面，他也逐步抛弃了任用贤能而不论亲疏的做法，出现了“勋亲在位，品非其任”，以致“尚书省诏敕稽停，文案壅滞”的情况。在兼听纳谏方面，也大不如前，特别是贞观十七年魏征死后，除了刘洎等少数人仍坚持以谏诤为己任，其余大臣对太宗都是一味地阿谀奉承，长孙无忌甚至对太宗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通鉴》卷一九七）

    

唐太宗在贞观中年以后虽然渐趋宽怠，但是唐太宗毕竟不愧是一个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在一片颂扬声中他虽然也沾沾自喜，但有时也还能保持头脑的清醒，认识到这是对他“曲相谀悦”。在经济恢复、社会安定的情况下，他的个人贪欲有所发展，但总的来说还能注意不超出人民负担的限度，没有完全丢弃他在贞观初年所确定的统治方针。在短期内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面前，他虽然自认为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超过了历代帝王，但没有就此却步，仍继续解决了历史所赋予他的若干使命，特别是在建立和发展与吐蕃、突厥和西域各族的友好关系，巩固和发展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方面作出了贡献。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198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