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党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一场战役，战事的起因是从国民党军踏入敌后抗日根据地、抢夺胜利果实而起。1945年8月中旬，侵华日军投降前后，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发起大反攻，坚决消灭负隅顽抗的日伪军，收复失地。上百万大军在几十万平公里的国土上运动，兵力极为分散，这就给了国民党军以可乘之机。 在蒋介石授意下，第一战区胡宗南、第二战区阎锡山、第十一战区孙连仲等部分别沿着陇海线、同蒲线、平汉线铁路推进，如同三只饿狼一样扑向晋冀鲁豫解放区。其中阎锡山所部最为卖力，晋冀鲁豫军区的腹地正好是山西，而山西自从辛亥革命开始以来一直是阎锡山的地盘，1938年初阎锡山的晋绥军被日军打得落荒而逃，这里就成为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之一。现在日本人投降了，阎锡山便堂而皇之地回来接收地盘了。从8月中旬开始，阎锡山的部将史泽波率所部19军4个师1.6万多人由晋西南临汾出发向东，一口气抢走了晋东南上党地区的6座城镇。  敌后抗日军民用无数鲜血和生命从日伪军手里收复的城镇岂容反动派肆意侵占？更何况上党地区是晋东南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地处晋冀鲁豫军区腹地，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用刘伯承的话说就是：“如果敌人入侵上党，我们背上有把刀子，脊背就发凉嘛。”但除了阎锡山，还有胡宗南和孙连仲的两路大军，特别是孙连仲一路，沿着平汉线滚滚而来，直扣晋冀鲁豫军区的南大门。 有人可能会认为我军的作战原则是“不计一城一池的得失”，既然敌人来势汹汹，先避敌锋芒再寻机歼敌。道理是不错，但是翻遍革命战争史，放弃根据地的做法是极为罕见的。除非是到了无法阻止敌人进攻，为了保存部队实力不得已才暂时放弃。即便是放弃了，也要做好老百姓的工作，尽可能不让老百姓受敌人的侵扰，反之民心就会向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一开始得立不住脚，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当年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过于仓促，导致当地老百姓受到极大地摧残，对战争产生了恐惧。因为国民党军对待解放区的老百姓，其残忍程度比日军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在当前情况下，我军必须立足于战，而且要打赢！ 刘伯承后来回忆上党战役时说：“那时真是提心吊胆，大门洞开，真是拼命，要命！”这种话在军神嘴里说出来，可见当时情况的险恶。但是话说回来，敢在此时拉开队伍与装备精良的敌人真刀真枪的干一仗，本身就是一个大胆的决定，更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革命家的担当！  所以，刘伯承和邓小平一行从延安出发的前后，负责主持工作的军区参谋长李达就指挥部队奋起反击。8月27日，李达指挥部队攻打襄垣县，经过4天激烈战斗，歼灭守敌1个团，一举攻克了襄垣县城。 襄垣拿下后，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随即赶到这里，部署新的战斗。通过了解敌情，刘伯承认为当前作战的对象不再是抗战时期分散守备和集中“扫荡”的日伪军，而是整建制集中开进的国民党军，所以过去那种分散游击的作战方式必须转变成集中的运动战方式。 晋冀鲁豫军区是在八路军129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已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主要战略兵团。总兵力虽然有30万人左右，但是分布在军区18万平方公里的辖区内，指挥体系也是游击战的体系，编制不充实，基本战术单位是团，大多数在1000人以下，短时间内想要聚拢起来谈何容易？还有一点就是弹药极为匮乏，30万人的部队，重武器也就是6门山炮，拥有迫击炮连的团不到一半，重机枪数量平均下来每个团只有三四挺，很多新战士甚至手里只有冷兵器。 而要改变作战方式，单靠激情四射的演说是不可能的，对于军人来说只能是打仗、打胜仗，从实践中去改变。一个人如此，一个团队更是如此！ 刘伯承和邓小平商量了一下，决心先集中办三件事: 1、将军区部队和地方部队整合成正规军纵队，集中兵力、形成拳头。 2、增加上党前线的兵力，形成对敌的优势兵力。 3、对部队进行正规战训练。 参加上党战役的部队是由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军区部队改编的三个纵队，总兵力20个团，3.1万余人，由陈锡联、陈赓、陈再道分别指挥。刘伯承对他们说：“你们'三陈’在这里，这就是本次战役的基本力量。”改变，先从领导层开始。 打仗的部队有了，接下来就是突击训练。从分析敌人的作战特点、总结襄垣攻坚战的经验教训再到具体的战术要领，刘伯承司令员就像一个循循善诱的大师，苦口婆心的逐条讲解。  讲到攻坚战时，刘伯承说：“此种战斗是一种精细而不痛快的技巧战斗，决不能粗枝大叶用密集队伍一冲了事。” 讲到运动战时，刘伯承把阎军的战法比作“三个老虎爪子”（正面钳制、左右包抄），指出：“诱导敌人投入我伏击地区，而后消灭之；或以必要部队钳制其他两个老虎爪子，而以主力抓住其外侧一个爪子消灭之。”他还告诫指战员要具备开阔的视野、坚定的决心和灵活的战术，从容运筹，取得胜利。坚决反对莽撞、拼命地猛冲猛打，不计伤亡和效果的游击习气。 一番通俗生动的讲话，令干部战士们受益匪浅，会后便抓紧时间进行训练，战术素养得到极大的提升。 该做的事做了，该讲的话讲了，思想统一了，下面就看“三陈”等猛将如何进行战场搏杀了。 上党战役的作战命令于9月8日拂晓下达，指导方针是先攻占屯留、长子、潞城、壶关等外围据点，然后围攻长治，并做好打援准备。 9月10日凌晨2时，陈锡联指挥太行纵队6个团向屯留，11日中午就攻克了屯留城，歼灭守军暂编第38师大部。同时还吓退了从长治出援的6000敌军。 拿下了屯留，陈赓纵队便受命攻打长子。陈赓把主攻任务交给了386旅和决死队第1旅38团，386旅旅长刘忠把4个团的兵力全部投入，同时攻击四座城门。20团担任主攻，团长楚大明是陈赓麾下一员虎将，早年参加红四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在陈赓的386旅当团长，打仗时习惯拎着机关枪冲锋。因为这种身先士卒的勇猛作风，30岁不到的年纪身上就留下了60块伤疤。  9月18日晚9时，进攻发起后，楚大明身先士卒，部队士气受到极大的感染，短短几十分钟就突破了城防，19日天亮的时候，长子城被我军控制。陈赓纵队攻打长子的同时，史泽波慑于我军的威力，始终不敢派一兵一卒出援。原本准备打援的陈再道纵队和陈锡联纵队腾出手来，直取潞城和壶关。两城守军各一个营，哪里是二陈的对手？17日，陈再道拿下潞城，19日，陈锡联攻克壶关。 至此，上党地区除长治外，其余六城全部被解放军占领。 涉县的军区司令部，刘伯承密切关注着前线战况，根据战情分析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并形成文字发给前线诸将。此时长治虽然成为孤城一座，但刘伯承并未掉以轻心，他很清楚，长治城东西宽6里、南北长7里，城郭周长25里，并且还有日军留下的防御工事，远非其他六城可比。守军1.1万多人，是长子守军的5倍。在没有重火力掩护的情况下我军要攻克这样设防坚固的城市，谈何容易？经过仔细研究，刘伯承一针见血地指出：“登城战斗将成为长治作战等决定胜负的关键。”紧接着，刘伯承又从如何利用手榴弹、炸药制造弹幕掩护步兵架云梯登城到分割敌人防御体系与之打巷战、打地堡、爆破等具体战法，都向部队做了详尽的讲述。 9月20日，攻打长治的作战命令下达，“三陈”各率本部兵临长治城下，从东南、西南、西北同时发起攻击。攻坚战打得极为惨烈，陈赓纵队从西北角的北关破城，担任主攻。守城的阎军也拼死抵抗，史泽波甚至组织了督战队，手持冲锋枪驱赶士兵冲锋。天公也不作美，解放军攻城时偏偏遇上大雨，城外一片泥泞，给攻城部队带来极大的麻烦。打了整整两天，只有陈赓纵队攻克了北关。史泽波眼看着长治城危在旦夕，急忙向阎锡山求救。 此时在省城太原的阎锡山在忙什么呢？收编日伪军部队，扩充实力。 这次阎锡山回山西，带来的部队大概有9万人，编制极为混乱。上党战役阎锡山投入3.5万人，番号竟然有4个军、13个师之多。网上说的晋绥军兵工厂如何牛逼？月产火炮2二三百门、步枪数千支.....实际上仔细想想这种说法根本经不起事实推敲。生产能力和生产数量完全是两个概念，阎锡山主政山西三十八年，晋绥军在30年代算是战斗力最强的。但1936年3月，刚刚结束长征的红军部队1.3万人一夜之间突破了黄河防线，纵横三晋大地75天之久，最后全师而退。1937年太原会战，10万日军轻而易举就突破了近40万晋绥军、中央军防守的忻口、娘子关，直捣太原。1947年底，徐向前元帅指挥从地方武装升格而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运城打到太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晋绥军真像一般人说的那么牛逼，为何在实战中如此不堪一击？这也就是为什么阎锡山在抗战结束后收编日军残部的主要原因所在。  对于抠搜到极致的阎老西，此时当然舍不得刚刚到手的上党地区和1万多人的部队。接到史泽波的求救信后，他马上派第7集团军总司令彭毓斌、炮兵司令胡三余率23军、83军8个步兵师、2个炮兵团2万多人从太原出发，沿着白庄到晋城铁路南下，救援长治。彭毓斌临行前向阎锡山夸下海口：“定叫刘伯承授首！”阎锡山也向史泽波打气：“长治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败！” 长治久攻不克，敌人的援军又气势汹汹地赶来了，对于解放军来说真的是一个严峻时刻。一旦敌军两面夹击，我军必然凶多吉少。9月28日，刘伯承向“三陈”下达命令：陈再道纵队继续围困长治，陈赓、陈锡联纵队分左右两翼，立即北上迎击彭毓斌部。刘伯承这个命令下的极其大胆果断，因为在这一天，彭毓斌已经率部到达距离长治只有90公里的沁县，按照他们30公里/天的速度推算，最多三天就能赶到。而刘伯承事先不知道的是，情报显示援敌有7000人，打起来才发现是2万人。 彭毓斌也极为狡猾，到了沁县后担心被解放军伏击，于是命令全军离开白晋路大道，改走虒亭难免的小路。陈赓、陈锡联也随即命令部队改道，最终于10月2日在老爷岭、磨盘垴与阎军狭路相逢。彭毓斌自恃装备精良，命令部队在老爷岭、磨盘垴构筑工事，准备与解放军一较高下。 10月3日，战斗正式打响。陈锡联纵队攻击磨盘垴、陈赓纵队攻打老爷岭。激战至第二天，老爷岭、磨盘垴都被我军攻克，但敌军主力并未遭受多大损失。刘伯承此时判明了阎军的真正实力是2万人，随即命令围困长治的陈再道纵队迅速从长治北上，集中“三陈”之力，一举歼灭彭毓斌。长治城下的部队全调走了，也就意味着我军的后背全亮给了敌人，但史泽波仍然毫无动静。这就是刘伯承做出的第二个大胆决定。  见势不妙的彭毓斌不敢再去救援长治，随即命令部队向沁县方向撤退。当彭毓斌率部于6日上午到达漳河边的土落村时，一支解放军部队劈面截住。这支部队不是别人，正是陈赓纵队386旅20团。原来早在前一天，陈赓就发觉彭毓斌可能要撤退，于是命令楚大明率20团迂回截击。楚大明率20团钻山沟，花了3个小时行进40里，于5日午夜时分赶到土落村，果然截住了彭毓斌。楚大明指挥20团连连打退彭毓斌部的进攻，可怜2万阎军拥挤在被连日大雨涨满水的长河岸边，进退不得。6日晚，“三陈”部队如飞而至，对彭毓斌部发起全面攻击。整个作战过程仅一个多小时，那个一心要“刘伯承授首”的彭毓斌在乱军之中稀里糊涂地丢了自己的脑袋。2万人马，只有23军军长许鸿林、83军军长孙福麟率2000多人逃走，大部分被歼灭，炮兵司令胡三余被活捉。 彭毓斌部全军覆没，阎锡山起初那股“上党必争”的骄横气焰荡然无存，眼下保住史泽波这1万人马是上策。 实际上，如果阎锡山真的头脑清醒一点，应该主动向我军求和，以交出长治换取史泽波等1万官兵的生命安全是上策。因为就当前全国大环境而言，国共双方正处在和谈之中，和平是主旋律，冲突只是局部的。我军发动上党战役从本质上来说是以战促和、止戈为武。只要阎锡山显示和平诚意，我军自然不会为难。毕竟战争是双刃剑，我军虽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沉重的。而毛主席之所以赴重庆谈判，从本意上来说也是尽最大可能去争取国内和平、消除战争。但是当了大半辈子军阀的阎锡山无论如何不会这么想，封建割据思想伴随了他的一生，也严重模糊了他的视野，根本看不懂全国统一就像信仰一样根植于国人的心中，他一心只惦记着山西是他的一亩三分地，绝不容外人染指。 利令智昏、气急败坏之下，阎锡山做出了一个葬送1万官兵的举动——命令史泽波率部突围。无法理解阎锡山此时已经知道长治必失无疑，为何还不想办法去保存1万军队，反倒让他们去送死呢？ 10月8日，史泽波率部离开长治，企图取道我太岳军区辖区，向浮山逃窜。11日，逃敌到达沁水县境内的将军岭、桃川一带，很快遭遇了陈赓纵队的包围。1万人马，除3000多人漏网外，包括史泽波在内的6000人全成了俘虏。 至此，历时40多天的上党战役以我军全胜而告结束，阎锡山苦心经营多年带回的9万人马在这一战中折了3.5万多人。上党战役结束的这一天，正好是结束了重庆谈判、签署了《双十协定》的毛主席回到延安的当天。刚回到住处，刘伯承、邓小平的报捷电就送来了。看过电报，毛主席满怀喜悦地对身边的刘少奇说：“打得好，争得好！”短短六个字，字字千钧，对刘伯承、邓小平及其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算是一个极高的评价！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