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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副教授、社会学博士） 来源 | 《中国青年研究》 按常理，县域年轻女公务员人数不多，应该是婚姻市场中的优势群体。 但D县2008年以来参加工作的政府职员中，30岁以上未婚女性近40人，如果年龄设置在28岁，人数更多（事实上，在小县城，如果女性虚岁到了28，都被认为是大龄未婚女性了）。 我们在访谈中发现，相比较而言，县城女公务员要比乡镇女公务员更有择偶优势，但县城大部分机关事业单位都存在“剩女”现象。这些大龄未婚女性中有近一半是副科级干部，并且呈逐年增多的趋势。
个案一：G女士，1982年生，2004年师范毕业之后做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由于社交面较窄、同龄人中又几乎没有男老师，所以一直没有找到自认为合适或聊得来的对象。2009年，G某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一名乡镇干部。相对于小学教师而言，此时的社交面比较广，层次也较高，虽然G某本人及其家人都积极主动地寻找合适的对象，但G发现成为乡镇干部后依然没有改变其择偶困难的处境。 一是因为27周岁在小县城已经不具有年龄优势，二是乡镇各方面条件较好的适龄女性也较多，男公务员都会首先选择在县城工作的女公务员。2012年30岁的G提拔为乡镇纪委书记后，要找合适的对象更难了。 G女士原本认为摆脱乡村小学教师的身份会更有利于找对象，但现实是，当她成为乡镇公务员后，发现乡镇也有不少大龄未婚女孩。所以成为乡镇领导干部，由于没有年龄优势反而加大了其“被剩”的概率。  由于县域层级较低，科级干部在县域体制内属于领导干部，是县域体制的主流群体。G的案例也说明县域体制内女性容易成为剩女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体制内也想找体制内”的择偶观，并且，随着体制内女性其职务和身份的升高，其眼光和择偶标准也越来越高。正如W女士所说：
然而，在经济欠发达的中部小县城，没有大型国企、高校，工商、银行等事业编机构也较少，公务员和中小学教师是体制内的主要组成人员。在教师队伍本身“女多男少”的情况下，可供女公务员选择的适龄体制内男性并不多。 个案二：W女士，1988年生，某局副局长，家庭条件良好，大学毕业后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县政府办工作，担任领导秘书。参加工作不久就开始相亲，但均未成功。
W女士的案例也反映了县域大龄未婚女性的另一个显著特性：在县域，越是优秀的女性，成为剩女的可能性也越大。我们在调研时发现，像W女士一样，大学本科毕业、家庭条件好、工作能力强的女性，择偶标准也高，一般都想找与自己条件相当，能力比自己更强的男性。但正如W所说：
之所以1980年之后出生的女性会觉得小县城优秀男性不多，是因为1980后出生的大学毕业生恰好是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之后不再“分配工作”的群体，与她们同一时代的男性大学生大部分都去大城市打拼了，“只有那些在外面混不下去的，才回小县城”。而女大学生回县城的比率要高于男大学生，主要源于家庭对男孩和女孩（大部分是独生女）的预期和定位不同。 大部分家长认为，男孩子应该去外面闯，女孩就要安稳，最好在父母身边。回到父母身边的女孩，如果条件好，眼光又高，在县域“优质男性”资源相对偏少的情况下，“挑着挑着，年纪就大了”。女性一旦超过30岁便丧失了择偶的年龄优势，因此，县域中最优秀的一群女性—女公务员、女干部越剩越多。 与优秀女孩择偶困难的情况相反，县域适龄的“体制男”，即使是“歪瓜裂枣”，基本上都不用担心找对象。 个案三：G男士，乡村小学教师，1990年生，身高偏矮、长相很一般，说话有点娘娘腔，家在县城，家庭条件一般。G说：
如果长相正常，工作单位好的未婚体制男就“格外抢手”。如果体制男是“外地青年”，那更加抢手，因为“一个女婿半个儿”，外地青年对于本地的女方家长而言相当于白捡个儿子。 个案四：B男士，县检察院副科级干部，1988年生，身高1.75，长相端正，外地人，在本县已购房。B刚进入检察院就开始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像他这类“单位好、个人条件好，又当了个小领导，并且又是外地人，找对象时只有他挑的份”。所以他对县里所有条件好的适龄女孩“了如指掌”。任意报上某个女孩的名字，他就知道其长相、父母的职业、职级等家庭条件。  G和B的案例从反面进一步呈现了县域未婚“体制女”的择偶困境。正如上文所说，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流入小县城工作的男青年不仅在数量上少于女青年，而且在个人素质上也普通不如同龄女性。 D县每年10月是新公务员入职期，这一时期，县域未婚体制女青年的七大姑八大姨们纷纷出动，找人牵线，吃饭，散步，争相预定某位新入职的适龄体制男青年。 此时，县域女教师是女公务员强有力的竞争者，因为教师职业在工作时间和抚育下一代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况且女教师人数众多，漂亮的女生也相对居多。 因此，在适龄男公务员数量有限的背景下，以及“女公务员想找公务员，男公务员愿意选择优资女教师”的择偶意愿下，县域适龄女公务员容易出现“越剩越多”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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